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期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激发“由下至上”的力量，唤起市场的微观单位参与结构转型的热情，激发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从上向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在这次转型中应该降低。 政府需要学的一件事是学会放手

　　刘俏

　　作者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博士，曾先后任职麦肯锡及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并获香港大学终身教职

　　最近参加了一个论坛，我也由此对中国金融的未来发展和监管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梳理。

　　在说到把握金融监管的程度，以及中国证券市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以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时，我认为金融监管是双刃剑——严了，会抑制创新，导致金融体系没有活力；松了，则触发一系列危机的出现，影响到金融中介的效率。监管机构应该作为游戏规则制定者，着力于维持一个公正、公平和透明的市场环境。我反对无所不包的监管，毕竟，再完美的管控都会有漏洞。许多导致危机出现的“坏”的创新，都是与绕开管制、利用漏洞的“管制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有关。监管肯定不是无所不能的，夯实制度基础设施能起到更长久的作用。

　　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主要是制度问题。我们发展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国企改革服务，我们太强调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太忽略资本市场的有效资源配置功能。只要这个初衷不改，资本市场只是又一个国家与民争利的场所。金融监管在这种背景下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从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任何金融危机都源于金融体系，或是实体经济本身，或是两者链接上的结构性问题。要消除金融危机的隐患，关键还在于解决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本身的结构问题，夯实两者链接。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美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乏力、收入不平等情况恶化、金融机构过度创新、金融机构“道德风险”泛滥等问题；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需要帮助解决中国实体经济中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和金融中介体系中金融服务面窄、效率低和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各有各的挑战。

　　欧债危机的原因与其他危机是一样的，源于因道德风险泛滥而产生的过度举债（over leverage）。区别在于欧债危机中我们看到的是主权政府的道德风险泛滥，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危机时我们看到的是企业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泛滥。

　　民间信贷问题能够通过一定的监管和措施使其规范化、有效化。我一直认为解决民间信贷和中小企业贷款问题其实只需要两个前提：利率市场化；放松金融行业的进入门槛，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两者缺一不可。而这两个前提的成立需要的是制度改革。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除了理性分析之外，信仰也重要。它的未来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视发展中的结构问题并真正努力去改变这些问题。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增长的重心正经历由投资向消费和服务业，由国有资本向私营资本，由粗放型增长向效率驱动，由沿海向内陆省市的转移。我个人对中国经济前景还比较乐观。中国人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但很少看到一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勤奋、任劳任怨。这样的民族没有第二次发展的机会，不合逻辑。

　　关键在于，在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期间，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激发“由下至上”的力量，唤起市场的微观单位参与结构转型的热情，激发出企业和个人自主创新、创业的激情。“从上向下”的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在这次转型中应该降低。 政府需要学的一件事是学会放手。

　　我国目前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这是典型的“资本逆向流动之谜”（the paradox of capital）。资本本应由投资回报低的国家（比如美国）向投资资本回报高的国家（中国）流动，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规律。我们国家这种资本逆向流动反映的其实还是金融压抑。我们的金融体系无法把所持货币配置在收益高的地方，形成不了资本。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靠深化改革，切实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

　　时下有些人还是在捧着《货币战争》这样的书来看，然而，到底是一针见血、振聋发聩，还是不懂装懂、哗众取宠呢？其实，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如果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可以读一读哈佛的金融史大家Niall Ferguson 的The House of Rothschild一书（有中译本），他在此书中的分析要严肃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