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Venture Capital Inc.:

　　help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 rise

　　■国际融资杂志 艾亚 实习记者 李跻嶸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风投)自2000年成立以来，一直秉持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投机”的风险投资理念，先后投资了数十个项目，其中已有多个项目企业成功上市。作为中国本土一家老牌VC，其投资策略有哪些变化？投资行业重点关注哪些？对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企业的发展路线，他们又有哪些经验建议？带着读者的问题，《国际融资》杂志记者专程到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简称：民建中央)办公楼采访了中国风投合伙人、高级副总裁，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董事长李爱民先生

　　支持创新者创业的老牌VC

　　记者：我们《国际融资》2000年创刊时，就宣传过中国风投，当时正值贵公司创办初期，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投机”风险投资理念，让我们耳目一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贵公司走过的历程？

　　李爱民：中国风投的前身是20世纪80年代民建中央成立的一个工商咨询机构，2000年4月，成思危先生引入了民间资本，把它改制为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中国风投是由民建中央发起，民建会员和会员企业参股设立的一家以风险投资及基金管理等为主营业务的专业投资机构。作为民建中央落实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提案(即一号提案)的重要载体，中国风投从创立之初，就肩负着推动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责任和使命。成思危先生提出的“支持创新者创业，帮助投资人投机”风险投资理念一直是我们实践风险投资遵循的宗旨。中国风投创立初期的注册资本只有3000万元人民币，前些年的项目投资主要是用自有资本金投资，通过投资退出的良性循环滚动发展，到2010年时，中国风投的注册资本金已达两亿元人民币。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开始通过管理政府引导资金，引入更多的民建会员、会员企业及社会资金，投向更多初创期、成长期的优秀企业。截至目前，我们已先后投资了数十个项目企业，其中有多个项目企业已成功上市。比如，于2000年投资的深圳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项目，已于2003年在香港创业板上市，这是中国第一家在境外上市的民营环保企业；2010年9月28日，东江环保正式由香港联交所创业板转至主板上市；2012年4月26日，东江环保发行A股并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上市；我们公司投资这家企业的权益已增值超过100倍。我们中国风投及旗下基金投资并上市的企业还包括鼎汉技术、皇氏乳业、鼎龙股份、维尔利、铁汉生态、洛阳隆华、绿阳国际、佳创视讯、合纵科技，还有一些已完成投资的项目即将上市。

　　记者：贵公司的业务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李爱民：我们一共有三块主要业务。一是风险投资业务，主要是对符合中国风投投资理念和投资标准的项目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利用我们公司专业团队、社会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项目企业提供全面的增值服务，帮助企业实现快速发展和跨越式成长。二是基金管理业务，主要是中国风投专业投资团队作为基金管理人，通过发起设立或合作设立专业及区域性创业风险投资基金，为基金出资人实现收益最大化。三是财务顾问业务，通过我们自身资源优势和专业特长，为企业提供诸如企业并购、上市策划及投融资顾问服务等，为企业成长提供专业和有效的支持。为了专注于投资领域，我们第三块业务所占比重已非常少了。同样，为了避免与基金业务发生冲突，目前，主要以第二块业务为主。

　　紧随国情既做GP也做LP

　　记者：从您刚才谈到的贵公司业务看，你们既是GP，也是LP，为什么做出这样的策略选择？

　　李爱民：在国外，GP就是GP，LP就是LP，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角色之间是存在利益上的冲突的，他们认为，一个人既管理资金又是这家基金的较大出资人，对于其他出资人来说是有潜在风险的。所以，管钱的管钱，投资的投资，一碗水端平才是最安全的，对于投资人LP来讲，顶多允许GP投资1%～2%，适当做一些约束。但是，中国的诚信体制和文化不同，别人会认为如果你不出资而忽悠别人出钱，就会存在风险。因此，我认为，我们这种既做GP又做LP的方式还是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再有，很多政府的引导基金要求它不能做第一大股东，于是我们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第一大股东的角色。此外，随着我们公司投资业务的不断扩大，如果用自有资金投资的话，可供投资的资本也较为有限，从某种程度上也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基于这些原因，中国风投从2010年开始尝试发起设立基金扩大投资规模，经过几年的实践，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因此，从今年起，我们将其作为主要方式，

　　记者：你们已经将募集私募基金作为未来基金融资的主要方式和投资创新企业的资金来源，现在资金募集的进展情况如何？

　　李爱民：2011年我们募集完成一支科技部投资节能环保产业的政策引导基金，并以此作为我们既做GP,也做LP尝试的开始。我们管理的这支节能环保基金的盘子是一亿人民币，大约投了10个项目，不到一年就投完了。

　　与此同时，2011年我们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在北京设立新材料基金，这个基金项目募集总额为2.5亿人民币，国家发改委出5000万，北京市发改委出5000万，我们中国风投出6000万，从社会上融资9000万。今年初，这支新材料基金的设置已完成并开始投资。

　　2010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一个计划，在三年的时间内共拿出30亿人民币做政府引导基金，吸引民间资本到上海落户。今年是这项措施的最后一年，吸引了全国各地超过50家从事风险投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前来申请。经过层层筛选，最终17家入围，有七家是非上海公司，其中就包括我们中国风投。我们申请的是一支节能环保基金，预计基金规模在两亿元人民币，我们中国风投出6000万，上海市政府出5000万，剩下的资金由我们负责募集，目前，募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记者：通常情况下，各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本地企业的比例上都有硬性指标，要么就是必须全部投资本地企业，要么就是绝大多数必须投资本地企业，你们在上海参与的这支政府引导基金是否也有类似的规定？

　　李爱民：很多地方设立的引导基金的确有这种要求，至少一半以上的资金要投资给本地企业。从为纳税人服务的角度看，这样的约束无可厚非，但是这样对基金管理公司的束缚就比较大，毕竟一个地方未必能够吸纳很多的投资。相比之下，上海政府显示出博大的心胸，没有硬性指标规定，无论投哪里的企业都可以，只要在投资项目当中，对上海企业的投资额最大，排在第一就可以。现在的上海已经完全具备国际化大都市的胸怀，心胸越开阔，人才就越容易来。如果一支私募股权基金运作成功了，它所产生的税收，他的基金管理人才和团队，对当地来说，就是一种软的、无形的支持。

　　投资锁定节能环保和新材料

　　记者：据我们了解，在贵公司过去十余年的投资经历中，所涉及的行业包括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现在，你们的行业投资定位是否有调整？

　　李爱民：随着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及我们的研究分析，目前中国风投已将自己的行业投资重点锁定在节能环保与新材料两个领域。我们认为，节能环保是中国要大力发展的行业，也是和国外有明显差距的行业，从行业的局部看，未来可能会有产品过剩的问题，但是，从行业的宏观发展来看，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过剩。做节能环保产业，不仅可以盈利，而且还能体现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一举两得。中国风投自成立之日起就开始关注与节能环保相关的产业，并尝到了甜头，也蛮有心得。节能环保产业是一个没有大起大落，稳步前行的产业，这与中国风投的企业文化、投资理念和稳健审慎的行事风格非常契合。

　　后来我们也开始关注新材料。严格地讲，新材料不是具体的行业，但是很多环保技术都是通过新材料技术来实现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关注新材料领域的原因。

　　记者：你们对节能环保和新材料企业的投资规模是怎样的？

　　李爱民：我们大部分的投资项目属于成长期，其中多数项目的产值在一亿元人民币以上，也有的产值在几千万元人民币，我们的投资对企业营业额的要求原则上不低于3000万。但是，我们也在考虑适当将投资阶段前移。

　　能为企业提供的不仅仅是资金

　　记者：贵公司投资项目企业，除资金外，还能为企业带来什么附加值？

　　李爱民：从整个VC行业看，重投资、轻管理是个普遍问题。针对这一问题，2011年底，我们公司成立了一个投资后的管理部门，探索在投资完成后怎么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一些增值服务，怎么控制投资风险。

　　我们目前提供的增值服务有这样几种：一是帮助企业疏通政府关系。我们发现，大部分企业对政府资源不那么了解，由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市场上，也没有精力去了解政府的政策；而政府的文件大多只是发到相应的政府部门，并仅在自己的网站公布，无法主动地让企业及时了解。尽管政府的部门向所有人敞开，也可以说是相对公平的，但政府的政策只有那些经常跑政府、对政府行为方式比较了解的人才会掌握。我们的服务工作之一就是告诉那些被投资企业，政府的资源有哪些或者哪些项目适合他们，只要是我们了解到的消息就会主动向他们推荐，相当于向被投资企业传达政府的信息，并帮助企业与政府沟通，以便企业获得政府支持。二是帮助企业建立上下游产业链，由于我们主要专注几个具体领域，很容易整合资源。可以帮下游企业开辟上游资源，也可以帮助上游企业打开下游市场。三是为被投资企业的战略管理和企业管理提供帮助，比如，我们帮助被投资企业推荐所需的管理人才，邀请有相关经验的专家为被投资企业做辅导介绍。我们还提供这样的服务，就像为了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学校的老师可能会让高年级的学生给低年级的学生辅导，与此类似，我们也曾安排新的被投资企业到我们已经投资了几年且发展较好的企业学习取经，由于地区比邻、文化接近、类型相似，相对成熟企业的经验对新企业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四是帮助被投资企业深刻了解资本市场和相关法律法规。

　　关于对小企业早期项目的投资

　　记者：你们不投早期项目是出于何种考虑呢？和其他VC的考虑是否一样？

　　李爱民：以前投过，项目投资额在几百万元人民币，但是有一些失败了。我们感觉中国小企业在发展中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在中国，VC对早期项目普遍比较慎重，我认为其中有几个客观原因：

　　第一个客观原因是，目前几乎所有的VC都是通过发行基金的方式来募集的，而基金有存续期，多数是五年期，也有七年期，十年期的寥寥无几。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中国风投管理的几支基金的存续期都是七年，这在中国已属于比较长的。在存续期五年的情况下，基金必须在设立的最初两年内完成投资，后三年基金的任务是帮助企业运作上市并实现撤出。而投资几百万的早期企业，在中国这种市场环境下，几年内是很难长大的，往往还没熬到上市，这支基金的存续期就到了，这怎么能给基金出资人较大回报呢？私募基金的存续期是有限的，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从项目投资到撤出的全过程。不得已，基金管理人只能投资于相对成熟的项目。

　　第二个客观原因是，中国基金管理人的经验。中国国内的投资人曾经在企业摸爬滚打过的很少，相当一部分是券商、投行、MBA、政府官员出身，最大特点是没有企业管理经验，没有与企业一道经历过从微小到强大的过程，缺少像国外投资人一样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技能。国外做投资的人，比我们多的一个优势就是曾经做过企业。总体来说，国外投资人实战和实践能力要比我们强很多，他们能为小企业解决问题。而中国国内的投资人这方面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第三个客观原因是，眼下规模较大、且有上市欲望的企业比较多。打个比喻，假如我是卖木材的，到森林一看有那么多大树，那我一定会先去锯大树，等大树被锯得差不多了，我才会开始照顾小树苗。这是发展阶段不同造成的，像美国，现在根本没有未上市但又打算上市的大企业，所以，要想培养新的上市企业，就必然从扶持小企业做起。现在的中国市场，渴望上市、规模够大的企业有不少，大家挤着排长队上市。资本是趋利的，放着很容易挣到的钱不去挣，非要先去特辛苦地刨坑、种树、浇水，这也不现实。

　　第四个客观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环境不大理想，行政部门审批和准入条件等手续繁杂，不像美国市场环境相对完善，能够在短时间内让一个企业迅速成长起来。比如说，创业者选择在此地创业是因为此地的租金便宜，白手起家能承受，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希望将企业搬到更适合快速发展、更容易打造品牌形象的彼地，但此地不答应了。因为如果企业搬出去，税收就跑了。没有一个企业是没有原罪的，政府找你麻烦让你走不了是件很容易的事儿。坦率地说，我们的政府离服务型政府还有很大差距，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不可能造就一个小企业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

　　从今年开始，有些VC包括我们中国风投在内，已经开始考虑怎么样进行早期项目的投资，我想，以后肯定会有投资更早期项目的可能性，但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总结经验和磨合的过程。

　　记者：你认为企业管理团队的素质对外部投资有什么影响呢？

　　李爱民：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企业团队的素质对VC投资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有个美国投资人曾经讲，VC投资关注的因素，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足以见创业者包括团队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的解决比国外要困难。第一，国外市场经济早已深入人心，创业者驾驭市场的能力相对较强，团队意识也比较好。第二，即使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创业者的能力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国外可以采取空降的方式，从外部招聘能人。但是在中国，情况就没那么简单了，特别是后一个问题，空降几乎不可能。一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创业者不愿意放弃对自己创办企业的控制，对空降管理人员非常抵触和排斥。二是即使创业者愿意接纳外来者，中国国内也很难找到适合的。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毕竟才二三十年，优秀企业家的诞生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都讲百年树人，仅二三十年的时间很难造就优秀的企业家群体，现在游离于资本之外的优秀企业家非常少，绝大部分还在经营着自己的企业。因此，不得已我们只能选择那些发展模式和团队协作初步成熟的企业。对一个企业来讲，营业额从几千万到上亿远不像从几百万到几千万那么有难度。企业的营业额做到几千万规模的时候，团队中的核心领袖、左膀右臂之间已经磨合得差不多了，产品也基本上被市场和社会接受，我们投资帮扶的就是这样有着几千万规模的企业。我认为，从一个小企业长到一个大企业，其间难以逾越的鸿沟非常多。当小企业的技术和市场前景很好的时侯，如果企业长不大，很可能是团队自身素质导致的。

　　记者：现在很少有VC投资企业的早期，从几百万到几千万，其实是创业企业的死亡谷，企业在这一过程中是非常艰难的，特别是创新企业，你觉得谁应该担当对这个阶段企业扶持的责任？

　　李爱民：我认为，这是政府应该想办法解决的问题，越过这道鸿沟需要政府和民间紧密合作，发挥更大的创造力。我曾经是政府引导基金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当时设计这个政策主要是希望引导民间资本投资于高科技产业，实践证明引导基金在这方面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等待着政策制定者去解决。销售额从几百万到两三千万的跨越是个挺难的坎儿，跨过这个坎，企业的发展就上了一个台阶，就可能受到投资人的青睐，有人把这个阶段叫做“熟化”，就是把半生不熟的东西弄熟了。那么，如何帮助小企业跨过这道坎？如何帮助其熟化？就需要政策制定者的创造力，需要政府和民间的配合。我觉得对于一些规模不大的城市，或者投资机会不多的地区，与其设立引导基金，不如考虑拿这些钱与民间资本分担风险去解决小企业的熟化问题，帮助企业尽快跨过那道坎。

　　记者：依你多年研究风险投资和投资项目的经验，能否给早期创新企业一些指点？

　　李爱民：我觉得除了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等问题以外，专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们接触过很多小企业，我感到销售额在几百万的小企业很难同时做好几件事，因此，企业当家人必须要对企业战略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要做到有先有后有主有次。因为做每件事都需要投入很多的精力，如果同时并进，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相当于十个指头都张开了，钢琴就弹不了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企业，企业的老总拥有非常好的技术，其技术国际领先，产品很好，应用前景也很广阔，但市场却迟迟打不开。这家小企业的问题就是不专注，什么都想做，在几个应用领域同时进行尝试，而不是专注一个产品，一个细分行业。作为一个小企业，同时做很多件事，是有问题的。我建议，但凡技术应用非常广泛，作为小企业，也千万不要全面出击，如果到处出击，会做得比较累，精力也顾不上，一旦有些服务没跟上，反而会影响企业在客户中的形象。

　　记者：有这么一句话说，一流技术未必能成就大市场，成就大市场的很可能是二流技术或三流技术，原因为何？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李爱民：我们接触了很多小企业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搞市场的人和搞科研的人做企业完全两回事儿。跑市场、做市场营销的人办企业，以挣钱、市场为先，非常注重市场的选择，他们对市场的选择非常灵敏，不管产品是否完善，都先去做市场，市场人员配备齐全。在辽宁的一个中型城市，我曾经接触几家小企业，一家企业不过160多人，但做市场的人却占到了三分之一。而同一城市一位科研人员创办的企业，员工五十多人，但做市场的只有两三人，这种配比明显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拥有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创办的企业未必最有发展，相反，做市场出身的人创办的企业可能更有前途。我感觉，对早期企业来讲，在技术已经成熟、产能足够、技术储备足够的情况下，应该在市场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只有将市场做起来了，才能有更好的发展。(采访人物摄影 刘玉)

　　李爱民：风险投资的研究者和实践者

　　李爱民先生现任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合伙人、高级副总裁，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董事长。

　　他曾担任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处长，在科技部工作期间，先后参与科研院所拨款制度改革、科技发展规划、科技贷款、创业投资政策研究与制定、科技经费预算管理和审计等工作。

　　李爱民先生早期曾参与创业投资政策的制定和宣传。1996年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Duke大学进修创业投资和非营利机构管理。1997年回国后，成为创业投资政策研究制定的重要成员。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他先后参与起草了《关于建立创业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等法规政策。作为政府引导基金和中关村股权转让代办系统(即“三板”)的早期推动者，他对这两项政策的出台做出了贡献。

　　李爱民先生作为演讲嘉宾经常出席不同的论坛、研讨会和电视节目，宣传政策、普及知识，成为中国创业投资早期发展的主要宣讲者之一。同时，他还应邀出席国际研讨会和大型公司所属投资机构年会，介绍中国创业投资发展。

　　作为发起人，他帮助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中国国内第一家同业组织——北京创业投资协会，其后以志愿者身份为协会提供多项服务。

　　李爱民先生牵头组织了《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2002年)-(2005年)的撰写，该报告的2002年版是第一部详实介绍中国国内创业投资发展状况的年鉴。

　　他曾担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科技领事。在此期间，致力于促进中美高科技产业的交流与合作。对硅谷的创新机制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对硅谷小企业创业进行了案例分析，与一些硅谷地区的投资机构建立了联系。

　　他还受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外导师和中关村创业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