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 Liqun: trend of global M&A investment

　　■本刊记者 李留宇 越石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谋求海外新发展，海外投资和经贸活动所面临的风险也进入高发期。在国际化进程中，中国企业该如何面对海外市场的挑战？如何融入当地社会？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和认可？全球投资并购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等等，为此，《国际融资》记者专访了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先生

　　记者：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身可能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解决？

　　金立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态势是好的。最近几年来，有很多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纷纷走出国门，致力于开拓海外市场，扩展业务，成果丰硕。但是，也要看到存在的一些问题。第一，有些企业对国际市场的认识和战略准备不到位，不择时机，盲目行事，或是单纯追求所谓国际企业的形象。第二，勇气有余而审慎不足，在一些重大的交易中，企业决策者容易表现出冒险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第三，有些企业的内功不强，经营管理能力、竞争能力和国际视野都有一定的局限。第四，有些企业风险意识比较薄弱，风险分析能力比较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往往判断失误。在这种情况下，要到海外市场上去争得一席之地，获得较高的利润，是十分困难的。最后一点，中国还缺少有效的中介力量支持，信息不对称，比如，在法律文件条款中，会有很多陷阱，中国企业往往拿不出自己的法律文本，只能用对方准备好的文本，而且没有高度的辨别力，留下了隐患。

　　此外，中国企业议价的能力也比较弱，客观条件也使中国企业很难主导议价市场，基本处于被动局面。企业到一个国家去投资，一定要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法规、摸清当地的市场环境，还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信仰等等，和当地的社团和民众搞好关系，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特别重要的一点是，金融服务必须紧紧跟上。金融服务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更为重要的是提供各种所需要的金融产品和咨询服务，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说，企业“走出去”需要政府的支持，对此我非常赞同。国家有关部门当然要支持，但仅有政府支持是不够的，还要依赖民间的中介力量，为企业进军海外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非金融的企业“走出去”，一定要得到金融企业的支持，没有金融服务，企业大量“走出去”是不太可能的。

　　记者：有些中国企业觉得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于是选择到海外发展，以此规避中国国内竞争，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金立群：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并不绝对。世界上没有真正饱和的市场，只有饱和的产品。比如手机，目前市场上的手机很多，但苹果手机出来以后，大家就都抢购这个品牌的手机，而冷落其他品牌，对于其他手机来说，市场就是饱和了，但对苹果手机则没有。或许过一阵子，苹果手机也会饱和的，如果谁能开发出新一代的产品来，那么，这个市场又会到他手上。

　　谈到很多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是想规避中国国内激烈的竞争。对此不妨打个比方，你在国内考不上大学就到国外去念大学，不就是规避了吗？但是，你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国外的名牌大学十之八九也是进不去的，只能去一些差一点的大学，即使拿了洋学位回来，中国国内现在也不认。如果有些企业“走出去”的目的仅仅是想规避中国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那么，一般来说，他们在海外拓展的成功概率也不会很高。所以，企业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看准自己的优势，寻求最好的机会。

　　一般来讲，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在海外成功的概率相对较大；在中国国内做不好的，在国外要想做好也是比较困难的。有的企业抱有一些幻想，比如，以为并购了国外企业，就能够拿到其核心技术，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拿到股权不等于拿到对方的核心技术，对方会设下很多障碍，使得中国企业拿不到所需的核心技术。因此，企业还是要通过自己的研发能力来提高竞争力。现在，中国国内一些具有相当大规模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在海外发展得很快，不是因为在外面拿到了核心技术，而是因为它首先在本国开发了自己的原创技术，利用优质产品和服务来开拓海外市场。所以，不要有规避中国国内竞争、到海外去讨便宜的想法，这种想法是不太现实的。

　　另一方面的关键在于一个企业的产品是否拥有市场，而不在于企业设在哪里。有些企业尽管看来并没有“走出去”，但实际上占领了海外的市场，所谓“身在家中坐，生意遍天下”。举个例子，日本没有自己大的航空工业，但是日本积极参与波音公司(微博)的合作。据我所知，日本参与和波音787机型的生产，其中波音787飞机中有1/4的部分是在日本生产的，包括它的复合材料。可见，只要有核心技术，有很好的研发能力，不断走在技术创新的前沿，企业就会有市场，就能够取得成功。因此，对待企业“走出去”的问题，要有更加全面的眼光、更高的视野。

　　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已经进入资本“走出去”的阶段，以并购的方式“走出去”是一些企业的主要方式，那么，您认为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金立群：从企业本身对外投资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明确企业“走出去”要干什么？有些企业有了钱以后，会考虑出去并购。这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企业在全球生产链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并购要达到什么目的？切不可盲目并购。

　　举个例子，以前的大企业很多是垂直化的管理。当年美国的汽车制造行业，总担心钢材质量、价格、供应等得不到保证，于是就会去收购钢厂；有了钢厂以后又感到很不放心，不知道铁矿是不是有保证，于是又收购了铁矿；收购了铁矿以后又要炼铁、要保证焦炭的供应等等，企业的生产覆盖了从上游到下游的垂直的全过程。实践证明，这种生产方式有很大的弊端。在这种生产经营的方式中，每一个层面的经营情况都关系到企业的整体经营情况，每一个局部，都会对全局造成很大的影响，从而使企业背上很沉重的包袱。这就是垂直一体化的组织模式在后来逐渐衰弱并最终被放弃的原因。最后，众所周知，整个企业的发展受制于效率最低的那个环节，企业原来的主业反而因此受到了影响。

　　现在常说，企业发展需要有核心竞争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企业要从事什么样的经营，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存。海外并购必须考虑到今后的掌控能力，否则，把钱投进去之后，就无法控制整个企业的管理和生产。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另外，现在生产供应链遍布全球，在这样的生产环境中，企业如何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您怎么看？

　　金立群：现在，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的热情非常高，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这十年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所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争取投资接受国政府、社团以及有关组织的支持。

　　任何误解都会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已经有十年的历史了，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资金的流出在不断增加，但总体上的，数量还是有限的。中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之后，大量引进外资，一度被有些人认为中国过多地输入资本，影响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来源。而现在，国际社会上又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量输出资本，是为了争夺原材料。

　　我们看到，中国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输出资本，国际社会都会产生担忧。这两种情况，都是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一种误解。我们一定要努力消除这种误解，要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双向的投资活动是很正常的，是互赢。这样的宣传工作当然需要由政府来做，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跟其他国家的双边或者多边高层论坛中，双边和多边贸易和投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但企业本身也要努力做工作，尽可能地化解矛盾。

　　中国对外投资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资本的输出真的对有些国家构成了威胁吗？答案肯定不是。我们可以把中国和全球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的流量(即每年流出的资金)和存量(即对外直接投资的余额)进行对比，2010年，在中国经过了十年对外投资发展以后，我们依然发现，美国的投资流量是最高的，超过3000亿美元；存量也是最高的，将近5万亿美元。德国对外流量每年也达1000多亿美元，存量也有将近1.7万亿美元。而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则不到700亿美元，存量更是有限。中国的存量排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瑞典之后，流量则排在美国、德国、法国、中国香港之后。所以，认为中国的对外投资给有些国家造成了压力，甚至是威胁，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荒唐的观点。

　　记者：那么，中国该如何消除别国的误解？

　　金立群：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观点认为，中国大量海外投资，争夺资源。我对这个问题在不同场合都做了澄清，不是这么回事儿。中国的确是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这是因为中国正处于全球生产链上的制造业环节，中国需要各种原材料，需要更多的能源，也会有更多的排放。但是，中国制造业生产的大量产品，最终消费地点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北美和欧洲国家。换句话说，中国消耗了原材料、能源，增加了排放，但是，享受的是发达国家。

　　有一次，美国亚洲学会请我去参加一个早餐会，要我去讲话。在这个早餐会上，我就跟他们说，发达国家总说中国大量地夺取资源，大量排放，给我们很大的压力。我打了个比方，今天我们在这里参加早餐会，我们大家在吃早餐，我们没有排放，我们也没有去直接拿各种原材料，直接拿原材料是厨房里的厨子，排放的也是厨房里的厨子，让我们同声谴责这个厨子：“你掠夺、你排放”。厨子听到这种话，一定会出来说：“我不做饭了，你们自己做去！我看你们如何不排放！”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

　　到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00亿美元，覆盖的行业有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其中，金融业占17.4%，跟西方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而采矿业占14.1%，批发零售13%，制造业5.6%，房地产2.3%，建筑业1.9%。其他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所占的比例要比中国企业高得多。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对全球，对海外投资做出了贡献，怎么能说中国企业到国际上去大量地抢夺资源呢？显然是没道理的。

　　我希望大家在各个部门，不论是政府也好，还是大型企业也好，不要光想着就是把钱拿出去，或者去收购一个企业，一定要认真地对待可能发生的问题，尽最大的努力，去化解不必要的矛盾，来减少他国对中国的猜忌。

　　记者：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如何获得对方的认可？

　　金立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参与并购、重组的过程中，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走出去”的策略对企业自身长期的发展，包括技术的引进、管理水平的提高、市场的开拓等方面是不是有好处？第二，企业不能仅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还要站在他国的角度上来考虑，减少对方的担忧，要让当地政府感到中国企业的参与是对双方有利的，并不会威胁对方的国家安全，不会威胁当地的企业，而是双赢的。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走出去”投资的企业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宗教，还要为当地的一些社会、社团、民间做出必要的贡献，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学学外国企业的做法，外国一些大企业到中国来发展的时候，很重视社会责任，它们赚了钱，也会做一些慈善事业，以表示他们在这里赚钱的同时，也会对当地做出贡献。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多元化的进展，随着我们国家整体竞争的提高，我相信中国对外的投资、并购一定会有光明的前景。

　　记者：前不久，赞比亚的一家中资企业科蓝煤矿发生骚乱事件，您认为中国企业应该从中吸取哪些教训？

　　金立群：这个事件很不幸。我不太了解具体的情况，不能妄加评论，但是，可以想象，情况比较复杂。不排斥有些人心怀不满，给中国制造麻烦。同时，这个事件也给我们的企业敲响了警钟。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认识到海外投资的复杂性，要处理好劳资关系问题，防患于未然。

　　记者：未来，全球投资并购的发展趋势将会怎样？会呈现出怎样的格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并购在未来全球市场格局中能发生怎样的作用？

　　金立群：在这次的金融危机和目前还在发酵的欧债危机中，国际上大型并购事件有所减少，速度放缓。我想这是暂时的现象。现在，对有资金实力的企业来说，是个好时机，当然，目前债务危机尚未见底，风险仍然很大，不可仓促行事，贸然出手。等市场回暖之后，海外并购的规模和数量会增加。我们的企业可以蓄势待发，等待时机。随着中国经济体能的不断增大，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投资和并购业务一定会进一步增加。中国企业的影响力也会得到加强。中国的企业需要练好内功，强化管理，扩大视野，从而在国际并购市场上游刃有余，驾驭自如。

　　金立群：集学者睿智、官员修为、金融家远见于一身

　　金立群先生现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曾任财政部副部长、亚洲开发银行常务副行长。

　　他还是国际主权财富基金论坛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外交学会理事，并北京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

　　金立群先生自1980年到财政部工作，先后在外事财务司、世界银行(微博)司担任各级领导职务。1995年担任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98年任财政部副部长。2003年，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职务并胜出，同年8月1日到亚行上任；2006年1月担任亚行常务副行长；2006年8月获得连任。2008年7月31日任期结束回国。2008年9月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党委副书记。

　　他在财政部担任副部长期间，主管行政政法、金融和外事财务工作。作为主管金融的副部长，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他代表财政部参与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工作，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转股，帮助银行清理呆坏账，健全银行体系。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协助几任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参与双边和多边合作事务。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他代表中国政府参与起草制定旨在加强多边金融监督，防范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马尼拉框架”；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机制、东盟加中日韩机制(即10+3)、20国集团论坛(G-20)等国际和地区经济合作会议，代表中国政府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和磋商。

　　他参与了中国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他作为第一个中国政府的代表，到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登记，申请发行债券，从此，中国顺利进入美国的债券市场。2001年，经过国务院批准，他代表财政部再次到国际市场上发行主权债；首次发行欧元债，建立中国政府在欧洲市场上的债信基准。

　　他从1983年以来，参与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协助中国历届财政部长和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商务部、海关等美国主要经济管理部门进行对话，以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以后，为重新恢复中美之间这一重要的对话渠道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

　　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金立群先生在五年任期内，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五年多来，先后主管大湄公流域、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贷款业务，并负责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私营部门的贷款和股权投资业务。为亚行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改革、改组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援助。参与中国银行、光大银行(微博)、厦门国际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等的股权投资。

　　金立群先生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研究生。1978年，他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师从王佐良、许国璋教授，攻读英美文学，后获硕士学位。1980年他赴美国工作，先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和波斯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学习，从事经济学研究。回国后获高级经济师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