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卿

　　伦敦当地时间7月28日晚间，美国运动员身着拉尔夫·劳伦亲自操刀设计的官方制服出席了奥运会开幕式，显然他们并没有听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里德的建议，仅仅因为这批制服的标签上写着“中国制造”的字样，就“收回所有的制服，将它们堆成一大堆并烧毁它们”。

　　这并不是本届奥运会期间“中国制造”在服装上遭遇的唯一尴尬。埃及代表团几乎一到伦敦就被发现，他们的服装上印着大大的耐克LOGO，但拉链的商标却是阿迪达斯。这被埃及媒体称为“奇耻大辱”。对此埃及奥组委主席阿默德·阿里辩解说，这批来自中国经销商的服装，“虽然是赝品，质量也足够好”。

　　埃及目前的财政窘况可以理解，美国人的怨气又来自哪里呢？“我们也有渴望得到这些工作的纺织工人。”里德说。

　　就算不管政客为选举造势的那些表态，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也发现，目前也确实有越来越多在华美企“回流”美国的个案。

　　到美国叫“回流”，那去缅甸呢？7月18日上午，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证实，已经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或将迁往缅甸。

　　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希尔金解释说：“全球制造业的再分配已经开始，虽然目前还只是最初阶段。”其实更准确地说，这只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产业调整与再分配的挑战。

　　虽然从2008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些迹象，直到2010年夏季的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才标志着中国制造业“低成本时代”的结束，也是迄今各种“唱衰”中国制造业的开始。但如果我们能冷静看待这一变化，其实并非所有的结束都是坏事，有些东西就该结束，有些阶段必须跨越，中国不能靠“低成本”过一辈子。过往的终结，正是成长的契机。关键不是变化，而是如何应变。

　　郭台铭在深圳富士康出事后提出“向西”的计划，当时新闻给人的印象就是“逃走”。但现在回头再看，富士康不仅没有放弃深圳，而且在全国22个城市都有了据点，实际上实现上了大幅扩张。

　　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富士康的西迁理解为“向纵深腾挪”—我们一直讲结构调整、产业链升级，“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喊了许多年，结果还是一直在制造，而且非常害怕人家不让我们制造。也许相对于纵向的产业升级，横向的区域调整可能是更为有效的下手处。同样的工资，如果民工无须背井离乡，无论经济价值还是社会学意义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可以继续保有中国的竞争力，还能免去广州火车站的春运压力。另一方面，对于南方富裕地区来说，知耻而后勇，只有当他们不再为了这份“低级的”GDP而与西部省份争夺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时，才有可能真正产生一些“创造”的兴趣。中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发展不平衡。这是劣势，城市溢价、楼市高企，都是它的反映；但这也是优势，地区差异为发展提供了腾挪的空间，正是中国竞争力的纵深所在。

　　但这种“空间换时间”的想法其实有个漏洞，因为空间的选择可以有很多，并不限于中国。借用波士顿咨询公司2011年10月《制造业将重返美国》中的论据来质询就是：当中国相对于美国低成本州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丧失，为什么要“向西”而不是“回流”呢？

　　奥巴马就是这样想的。今年5月份，郭台铭向美的集团董事局主席何享健透露：“奥巴马逼乔布斯在去年、前年就问我，说你把这个iPhone、iPad搬回来(美国)！我说可以啊！搬回来，加钱事小，你一台多个十块美元，还是能赚回来。但问题你供应链没有啊！”

　　“供应链”一词道破中国制造30余年积累的真正竞争力所在。我们看那些最早撤离中国的企业，以服装、玩具居多，这都是产业链短的行业。像服装业，从棉花、织布到成衣，就这么几个环节。所以阿迪达斯无论把工厂设在中国还是迁往缅甸，对产品并没有什么影响。而我们的记者走访成都、重庆、西安后发现，近年西迁到这些地方的基本上都是电子行业。

　　如果说“向西”是区域的纵深，“供应链”则是行业的纵深。当一个企业具备两种纵深，就离产业升级不远了。郭台铭讲他下一步的战略“从制造转商贸”，做现代化的电子商务物流。全球产业链有一种“6＋1模式”，1个硬环节是最低端的制造业，而6大软环节则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物流的利润绝对比生产一台600美元的iPhone4只赚6.54美元的制造业丰厚得多。

　　这两种纵深不仅属于微观的企业，同样也可以用来观察更大的经济体—国家。为配合与鼓励企业的“向西”，在高铁建设沉寂近一年之后，汉宜铁路7月1日开通运营。在宜昌，连黑车司机都在向我们记者介绍“六小时经济圈”。

　　2010年1月惠普(微博)(重庆)电脑生产基地竣工投产，2011年1月28日“渝新欧国际铁路班列”开通运行，按照官方说法，主要为在重庆制造的笔记本电脑提供通往欧洲的物流服务。这条大通道并非是一条新建的铁路，而是把现有铁路线路进行优化组合，提升沿线各国、各地海关通关效率的一条运输通道。

　　这些都是在国家层面对产业与物流链条的深层整合，虽然很多仍处于草创阶段，但已然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来源。如果不是记者实地走访，以前真的不了解已经有那么多企业西迁落地。以成都为例，不仅仅是富士康，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代工厂台湾仁宝也从苏州搬到成都；2011年2月，世界知名笔记本电脑代工企业台湾纬创集团投资5亿美元在双流县建厂；旺旺食品也从深圳搬到成都郫县高新西区，与富士康同处一地。而富士康的供应商和合作伙伴，也纷纷跟随着它的脚步，在成都设厂。

　　就在郭台铭以“供应链”为由答复美国之后，《时代》等刊物做了几期富士康的封面，从“工作伦理”的角度对“血汗工场”加以批评。具有戏剧意味的是，与此同时郭台铭对外声称的却是在设想如何“创造中国中产阶级”。这倒不是空话。今年2月份富士康调薪，据说明年下半年还要翻番，普通工人底薪甚至会超过目前台湾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制造业劳动力成本还在持续上升中—但，这难道不是发展的应有之义吗？连一个投资商都把“涨薪创造中产阶级，然后吃内需商机”当作了自己下一步产业转移和升级的战略，再终日戚戚于成本的上升而不思在应变中成长突破，就真地是奇耻大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