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在美生存实录

　　8月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费尔南德斯在香港表示：“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福特等不少制造业巨头已向美国本土回撤，不久前传闻阿迪达斯准备在今年10月底关闭在华自有工厂。

　　奥运会上美国队的队服乃“中国制造”，这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舆论风波。奥巴马竞选团队最新竞选广告以奥运开幕式为背景，讥讽其竞争对手罗姆尼将大量工作岗位转移至中国。

　　2011年，中国向美国出口3250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贸易流。8月7日，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称，美国各地对华出口增幅远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幅。

　　导语：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时光倒流20年，很少有人能预测到当时给美国人“卖苦力”

　　的中国人最终能收购“老板”，也很少有人能预测到美国人在高新科技突飞猛进的同时会走“回头路”重拾传统制造业——这一切如今都真实地发生了。

　　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制造”一直是世界经济的关键词，美国超市里满目的“Madein China”的标签给美国人带来了实惠，但他们先是嫌弃“中国制造”粗制滥造，如今又特别强调“中国企业夺走了我们的就业机会”。

　　研究中国经济愈20年的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维克托•李皮特教授用“爱恨交织”来形容美国人这份不理性的纠结。为了解决就业问题，美国精英阶层开出了“制造业回归”的药方，并开始低头招商引资。

　　世道正在起变化，站在眼下这个世界经济的十字路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制造业和“中国制造”。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报记者来到了美国。

　　正文：

　　一说起中国企业“走出去”，财经界人士都会齐刷刷地提及总部位于浙江萧山的万向集团，它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商。今年是万向进军美国市场的第16年，16年间，万向不仅注册成立了美国公司，还并购了28家美国工厂。

　　机器抢走就业机会

　　官员热衷招商引资

　　在重商轻官的文化背景下，美国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市长及其同僚并不经常有机会见到倪频，听说有中国记者前去采访倪频，该市市长特意委派商会负责人主动登门来推介当地的投资环境，也借机与倪频拉拉家常。

　　倪频是万向集团美国公司的总经理，公司总部设在埃尔金市。产于美国的汽车中，每三辆中就有一辆使用万向在美国制造的零部件。2010年，万向美国公司销售额达20亿美元，其中90%为“美国制造”，值得一提的是，它为美国提供了五千多个就业机会，在埃尔金市乃至全美的影响力都很大。

　　不时有美国人痛呼“中国人抢走了我们的就业机会”，倪频时常安慰他们：“你们的就业机会不是被中国人抢走的，技术革新才是你们就业的最大竞争对手。过去人做的事现在机器就能做了，人自然就没机会再做了。”他认为，美国人的就业焦虑恰恰是因为美国太发达，与李皮特教授的观点完全一致。

　　他们的观点与记者的观察吻合，在美国，一些超市已采用自助收银系统，消费者埋单时不再面对收银员，而是自己动手扫描条形码计价，刷信用卡结账，只在出口处设卡监督。如此一来，一个大型超市就削减了数十个收银员的工作岗位。

　　在大势面前，美国地方父母官深知抱怨中国人毫无意义，他们往往选择务实的对策：招商引资，吸引中国公司前去投资，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居民收入。埃尔金商会负责人麦克•凯利向本报记者透露，他们希望能借助中国等外来投资，使当地工人的年收入从4万美元升至4.5万美元以上。

　　凯利耐心地向记者介绍了当地“得天独厚”的投资环境，其话语方式与中国的地方官异曲同工。倪频笑称，美国政府如此热衷于招商引资，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过去会有人给你脸色看”。

　　美国的招商引资工作精细得令人乍舌，倪频曾到美国某市考察，当地政府为每位客人都准备了一个包，打开一看吓一跳：每位客人的兴趣、爱好都已被记录在册。“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查来的，说明他们的确仔细研究了每一个潜在的投资者。”倪频至今对此事啧啧称奇。

　　除了地方官员，美国总统也不敢懈怠招商引资。从上世纪90年代进入美国市场开始，万向就被美国政府重点关照，一有中国高级别代表团访美，白宫就会给倪频发会议邀请函。最近的一次，奥巴马在接待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致辞中特别强调了万向为美国解决的就业岗位数量。美国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热情，主要基于解决就业，而非增加财政收入。

　　美公司愿“白送”工厂

　　工会未必抵制中企并购

　　16年来，万向在美国收购了28家工厂，它们的老东家不乏福特、克莱斯勒等行业巨头。海外并购在中国财经界一直是个热门话题，许多人认为这是件难事，倪频却并不这么认为：“在我们收购的工厂里，有的几乎是白给我们的，他们需要我们。”

　　他向记者解释说，有的美国工厂技术底蕴深厚，但视野狭窄，不具备全球资源，也缺乏财力支撑，以至于陷入泥沼。一旦万向收购了它们，就会把它们放到全球产业链中重新定位，使其不做无用功，产品销路也不愁了，业绩自然就上去了。

　　早些年前，甚至有多家美国公司主动提出把公司的主导权“白送”给万向。这听起来不可思议，背后的经济账却很清晰：如果继续由原班人马苦苦支撑，公司最多只能赚1美元；如果把60%的股权白送给万向，公司就可以赚5美元，虽然其中的3美元将落入万向的腰包，但原股东们可以从中分到2美元，是原先的2倍。

　　在美国办企业，擅长组织罢工的工会始终是管理者的“大麻烦”。有一次，倪频应邀去一家工厂谈判收购事宜，工厂主事先给他打招呼：来时别穿西装、别打领带，也别带名片，到了之后别从正门进——他怕工会得知工厂将被转手给中国人的消息后闹罢工。

　　这位工厂主还“教”给倪频一招：“如果有工人问你来厂里干什么，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到厂里核查保险。”

　　即便倪频照做了，当他进入工厂后，工会成员还是“缠”上了他。跟到半路，“工头”把他拉到一边问他：“你们啥时能把事情办完？”倪频被吓住了，赶忙装傻：“什么事情？”工头悄悄地说：“快点买！你别听那帮人瞎扯，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你们来！”

　　这些被并购企业的工会组织总体上都相当支持万向的并购计划，因为这涉及多数人的饭碗问题；也有工人担心事后被裁或减薪，到厂外举牌子抗议。

　　倪频清楚地记得，在收购福特旗下的一家工厂时，工会的投票赞成率竟然高达90%。“我们接手后裁员五分之二，并取消了很多福利，但他们觉得是我们救了公司，都很配合。”

　　美国是“低本高效之王”

　　万向为何敢于舍近求远，到公认的高工资国度美国直接设厂？倪频的回答很干脆：“中国的工资一点也不低。”他简单算了算，虽然美国工人的工资是中国工人的8~10倍，但美国管理人员的工资并不比中国管理人员高。(注：美国工厂内部收入差距不悬殊，阶层分化不如中国明显。)

　　尽管工资高，倪频却总结发现美国工人很“划算”，因为他们的工作效率足足是中国工人的12倍。“同一道工序，在中国需要24个工人高强度地干，美国工厂只需配2个人——其实他们只是把设备的结构稍作修改。”

　　诸如此类，技术是把双刃剑，它让美国工厂高效运转，同时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种趋势已悄然蔓延至中国，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万向在中国的工厂订了新规：如果能用一台设备代替一名工人，只要设备价格低于50万元，就选择设备。

　　除了“高效”，倪频还认为美国是“低成本之王”：“土地、房子比中国便宜，车和汽油比中国便宜，猪肉、鸡肉也比中国便宜……‘其他成本’也很少。”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万向在美国的工厂反而向中国出口产品，克里夫兰一家工厂40%的产品销往中国。

　　他向记者坦言，万向在美国赚钱比在中国赚钱快得多：“我们在中国制造产品，在美国做业务整合，赚的钱不一样，就好比华尔街赚的钱跟中国赚的钱不一样。”

　　志高空调北美分公司总经理王伟很特别，他原本在美国任另一家广东家电业巨头的管理者，身在美国的他没到志高总部待过一天，就直接被志高“挖”去筹建北美分公司了。2010年底，志高北美分公司在洛杉矶成立，目前共有7名员工，全是美国籍。

　　记者坦率地问王伟，志高空调在中国国内尚且只是“老三”、“老四”，为何要去闯荡美国？王伟笑答：“品牌运作是一方面，而且我们在美国的利润很高。”

　　利润制高点和技术门槛

　　众所周知，国内空调行业长期纠结于价格战，已进入微利时代，志高在美销售的产品均从广东海运而来，长途跋涉之后何以取得“很高”的的利润？据介绍，一台在中国卖3000元的中国产分体式空调，出口到美国后可卖10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00元，足足翻了一倍。

　　售价高的同时，物流成本也不贵，王伟向记者透露了一组数据对比：“从广东南海志高工厂运一柜空调到北京，运费约12000元；如果把这柜空调运到深圳盐田港装船发往美国洛杉矶，途中耗时十多天，运费加关税总计1800美元，略少于12000元人民币。”

　　中国家电企业要实现“美国梦”，并不容易，要过的第一关是认证，志高申请通过美国通行的UL认证后才进军美国市场。找王伟这个“老美”筹建分公司则是走捷径，因为美国的空调行业跟中国完全是两回事。

　　美国人基本都住独栋别墅，别墅基本都装中央空调，而中国品牌的中央空调目前几乎没有进入美国市场的可能性——美国前些年提高了中央空调的能效比标准，要达到标准就必须采用美国谷轮公司产的压缩机，而谷轮公司对中国品牌闭门谢客或胡乱叫价。这道技术门槛，中国企业暂时难以跨越。

　　于是，志高等中国空调企业只能把眼光瞄向分体机市场，通常情况下，美国中产家庭只有在加盖或改造小房间时才会购买分体机。中国消费者通常到国美、苏宁这类家电卖场去买分体机，由卖场派人上门安装；在美国，安装分体机却被定位为“工程”，由专业人士精工细作。

　　这些专业人士深植于社区，服务社区居民，他们技艺精湛，经他们的手，空调装到墙上后“不见线、不滴水”，美观、严谨。居民信得过他们，通常经由他们购买分体机，再请他们安装，安装费少则两三百美元，多则七八百美元，有时甚至比空调本身海贵——在美国，劳动很值钱。

　　换句话说，社区空调安装工们掌握了可靠的分体机销售渠道，他们自然成了王伟的重点争取对象。王伟对此颇有心得：“只要让安装工们亲身感受到卖我们的产品他们更有利可图，他们就愿意帮我们。”

　　他坦言，在美国市场，中国的所有家电品牌、空调品牌都还弱小得不值一提，但给人贴牌代工赚微利的日子是难以为继的，企业们都已有了危机感：“家电、空调并非没有利润，但利润都被渠道商、品牌运营商拿走了。我们几万人替它们干代工，他们有渠道和品牌，安排几个人就能管住我们，凡事都轮不到我们插嘴，我们要做的就是交货，至于这个货卖到了哪里、怎么卖的，跟我们毫无关系。这种情况必须尽快改变。”

　　看NBA为业，错过林书豪

　　“如果你攻占了北上广的市场，你紧接着就能攻占全国的市场。如果你打入了美国的市场，你紧接着就能打入全球市场。”匹克运动北美公司CEO粟佳向本报记者这样分析美国市场的战略地位。

　　匹克公司北美公司成立于2010年，在此之前，这家出身草根的福建企业已通过聘请NBA球星代言在中国国内打响了知名度，在美国也已有了知晓度。但客观条件很残酷：耐克垄断了美国八成的运动鞋市场，前辈“李宁”的美国战略已告失败，匹克在美国又能有何作为？

　　毫无疑问，匹克在美国设分公司的目的之一，是方便与公司签约的18名NBA球星和3支NBA球队沟通，但粟佳说，销售和研发对美国分公司同等重要：“中国运动鞋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利润空间和市场空间呈下滑趋势，必须扩张海外市场。美国是运动王国、篮球王国，1000亿美元的大市场，一定要打进来分杯羹。我们在洛杉矶开了两家专卖店，在美国搜集最前沿的行业信息发挥总部，并就地研发新产品。”

　　肯尼曾在耐克工作，毛遂自荐到匹克任品牌总监。在美国，像他这样的运动装备专业人才多如牛毛，很难出人头地；但对中国运动品牌而言，他确实难得的人才。他希望在中国企业实现个人价值。

　　粟佳、肯尼和同事们几乎以看NBA为业，能看到的球赛尽量一场不落。看球是个“淘金”的过程，他们希望在一张张NBA球员的面孔中找到几张适合给匹克代言的，若能低价签下一支超级“潜力股”，无异于挖到金矿。在美国看NBA和在中国看NBA区别不小，只有走“进”了，才能看清楚。

　　林书豪出名前，匹克就盯上了这个“香蕉人”，但阴差阳错，未能及早签下。而后，林书豪成了“零输豪”，一夜爆红，身价飞涨，匹克认为他的性价比已不高，只能放弃，粟佳至今对此耿耿于怀。

　　尽管已经勇敢地迈出了“走出去”的步伐，但客观上，匹克等“晋江帮”目前从美国捞到的实惠仍主要集中在品牌营销的“出口转内销”上——请NBA球星代言，然后在中国国内媒体上投放广告，拉动国内市场。在这个层面，“晋江帮”的NBA战略已经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品牌价值的确通过美国这一营销平台得到了猛增。

　　据透露，尽管产品已打入了40多个国家的市场，但匹克仍有九成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国内。

　　“规矩”变了，抄底专利和人才

　　张宇是广州国光音响美国分公司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音响某种意义上是奢侈品，相应的，国光音响是家外向型企业，销售额的七成来自海外业务，早在1996年就在美国设了办事处。2002年，公司老总认为有个大订单很重要，就派张宇到美国对客户进行跟踪式服务，张宇当时怎么也没想到一去就是7年，一直待到现在。

　　这7年间，张宇最难忘的经历是，公司2010年斥资300万美元收购了Aura公司35%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Aura是一家在美国本土有着很大知名度的音响行业上市公司，其产品在汽车、电视机和笔记本电脑领域应用广泛。

　　张宇说，当时Aura经营情况恶化，这次收购属于“抄底”。国光公司特别看重的，是Aura的20多项专利技术、优质人才及其宝贵的客户渠道。这是一场典型的“蛇吞象”，国光音响此前曾是Aura在华的代工厂。

　　在张宇看来，目前行业的“规矩”已经变了。早些年前，作为国光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唯一要做的就是埋头干活，上游企业把配置和参数告诉它，它照做便是；而如今，竞争白热化，制造业企业必须主动掌握最新技术，并把它推荐给客户，建议客户在新产品中应用。在这种竞争格局下，掌握重要的专利技术尤为关键。

　　此外，张宇还借金融危机之势，在美国为公司“抄底”了一位声学研究领域的专家，他打算再“淘”几名电子、软件集成领域的专业人才。“即便加工资，很多美国人才也不愿意背井离乡去中国工作，如果能让他们在中国企业的美国分公司工作，他们很乐意。贡献是一样的，代价却能小很多，何乐而不为？”张宇说。

　　来自美国的“金句”

　　倪频：“中国人最不擅长‘吃小亏赚大便宜’。美国客户经常向我抱怨，说中国工厂延迟交货时爱找借口，诸如船沉了、工厂被烧了之类的……有一次，有个美国客户问我能不能保证上述事情不发生，我回答说‘不能’。我说，船万一真的沉了，我控制不了；工厂万一真的起火了，我也控制不了。客户听后对我称赞有加，他说他之前问过多位中国工厂主，每个人都拍着胸脯向他保证‘不会翻’、‘不会沉’。我是个胆小的人，比美国人更按常理出牌。”

　　世界最大会展公司励展集团国际销售副总裁大卫•托宾：“过去12年，我到过中国四五十次，我认为，广州有诸多优势成为最重要的会展中心。有人说，电子商务的兴起会沉重打击会展业，但从电话到手机到互联网，每一次技术进步都只会使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便利，却永远也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通过展会，大家得以面对面地互动，并在互动中增进信任、改进产品与服务。”

　　王伟：“中国企业为什么干不过日韩？庞大的国内市场让中国的老板们过得太舒服了，一年卖5000万台空调，哪怕一台赚一元钱也能赚5000万元，谈笑间就把钱挣了。他们根本就没有闯世界的想法，讲外语、吃西餐、坐长途飞机，这种日子不好过。所以当年老板们都把出口业务交给小秘去干，

　　后来才知道这一块很赚钱。”

　　粟佳：“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能从1直接跳到3，一定不会去走2。但美国的习惯是从1到3一定要先经过2，如果你不经过2，迟早得回头再把2给补上，而且到那时小写的2已经变成了大写的2。”

　　GMC联盟理事长胡伟权：

　　中国“优等生”高标准结盟

　　“拉菲让法国红酒一荣俱荣”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什么是“中国制造”？一般认为，在中国生产就是“中国制造”。

　　深植于美国多年，倪频却不这么认为：“这个时代属于跨国公司，产品在哪个国家制造其实并不重要，按什么标准制造才是问题的根本所有。万向从不突出自己是‘中国制造’，我们强调‘万向制造’。这就好比苹果手机，是在河南生产还是在广东生产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苹果公司的手机。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该树立这种观念。”

　　根据记者的观察，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心理符合倪频的分析，在购买苹果手机或耐克运动鞋这些世界性品牌产品(它们极有可能在中国生产)时，美国人根本不会查看产品标签上的产地信息；但在购买杂牌遇到质量问题时，美国人通常会抓住产品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不放，进而否定整个中国制造业。

　　“一耻俱耻”，优质的中国制造业企业一直苦恼于受杂牌牵连又无能为力。广州“十三行”同孚行后人凌风和好友胡伟权等人发现了这个问题，16年前，他们创办了环球市场公司，并打造了GMC联盟。

　　凌风和胡伟权的想法很简单：制定严格的GMC标准，吸纳国内符合这套标准的优质企业加入，并对它们进行严格的后期监管，假以时日，这些会员企业的的欧美客户将亲身体会到“GMC标准=优质守信”，从今以后一看到GMC的标签就放心采购。如此一来，中国制造业企业中的“优等生”就跟“差等生”划清界限了，就不再被一刀切地鄙视了。

　　由于点到了国内企业的任督二脉，环球市场公司以“坐火箭的速度”迅猛发展，近期已在伦敦交易所上市，广州市《关于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中还特意提及此事。

　　“我们能成功上市，是因为国际经济界都看到了‘中国制造’向上提升的趋势，而我们干的凑巧就是这件事。上市不是为了圈钱，我们主动把自己放到伦敦交易所严格的监管中去，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GMC标准的公信力。”环球市场总经理、GMC联盟理事长胡伟权告诉记者。

　　胡伟权说，珠三角“世界工厂”的特色和广州商贸之都的地位是GMC标准从梦想变为现实的重要基础。目前已有数千家国内企业加入GMC标准，胡伟权得以掌握许多详细的企业数据，他说他清楚地看到“中国制造”和“广东制造”正在经历一轮优胜劣汰：“每次宏观经济一有风吹草动，哭得最惨的都是那些没有任何竞争力的微小企业，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的日子其实过得还不错。”

　　记者问胡伟权，优质企业抱团出击，被“抛弃”了的中国微小企业是否将因此而迎来灭顶之灾。胡伟权却不这么看：“这就好比红酒行业，一说起拉菲，人们都夸它是好酒；进一步的，人们认为产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红酒都是好酒；最后，所有法国红酒都跟着沾光，世人对法国红酒的评价普遍较高。”

　　“‘中国制造’也是这样，既然现实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就先整合‘优等生’集体出击打口碑，时间久了，老外就会渐渐放下对‘中国制造’的成见，其他中国企业也连带着沾光。目前看来，我们的工作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