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国民体能和健康的显著提高。在被扭曲的健康与财富关系之下，拼命工作成了常态，亚健康成为主流，一场人力资源的质量危机正在酝酿。围绕这场危机的改革成功与否，将会对国人的身心健康、企业从优秀到卓越以及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深远的影响。健康是皮，名誉、财富等其他一切皆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东亚病夫”旧帽新戴

　　“东亚病夫”源于“欧洲病夫”一词，据说始于19世纪中期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蔑称当时正在衰落的奥斯曼帝国，主要是指其国力而非国民体质。后来这顶帽子被轮流戴在各个落后的欧洲国家，按理说今天的“欧洲病夫”应该是一群而不是一个。

　　“东亚病夫”则是特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晚清政府最为腐败和无能时期的中国人，虽然此词也泛指国力之弱，更是强调当时全民吸鸦片手无缚鸡之力的国民体能，以这样的国民加上落后的军队和腐败的政府，“东亚病夫”称号的奇耻大辱被八国联军用炮火深深地烙在中国人的肌肤上。这个词对现代年轻人来说是一个历史用语，即使与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东亚病夫”虽然听起来熟悉，但认知大多来自中华民族挣脱了三座大山的枷锁、摆脱了“东亚病夫”的宣传之中。

　　可是2011年11月，美国Seton Hall 大学一位外交和国际关系学教授一篇题为《东亚病夫》的文章(The Sick Man of Asia，直译为亚洲病夫)，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文专谈中国的国民健康，尽管标题难免有哗众取宠之嫌，但文中大量引自中国官方机构或世界卫生组织的事实和数据却着实令人唏嘘，列举如下。

　　1.1981-2009的28年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仅仅提高了5岁(68-73岁)，而1949-1980的31年间却提高了33岁。尽管纵向比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横向比较结果同样令人沮丧：根据世界银行(微博)的资料，在1981年和中国有着类似人均寿命的国家，如哥伦比亚、马来西亚、墨西哥和韩国，虽然没有中国般高速经济增长，同期人均寿命却增加了7-14年。甚至连在1981年本来就有较高人均寿命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和新加坡，同期人均寿命也增加了7-10岁。

　　2.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糖尿病群体，将近10%的成年人患有糖尿病，直逼美国的11%，远超加拿大、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更为可怕的是其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欧美，世界第一指日可待。

　　3.非传染性疾病如心血管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癌症占总死亡人数的85%，远高出世界平均的60%。

　　4.烟民人数高达3亿，等于美国总人口；这还不算7.4亿常年的二手烟受害者。

　　5.随着人口迅速老龄化，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将超过发达国家的总和。

　　6.2003-2008年间，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增加了50%。

　　7.2001-2005年期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有2.27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如情绪焦躁不安)，占人口的17.5%，居世界之首。

　　8.中国仅有2万名心理医生，平均每10万人仅有1.5个心理医生，不到美国10%。

　　9.每年有28.7万人自杀，每10万人中有23人，居世界最高之列，是美国的两倍多。

　　10.大城市每年因为环境污染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75万之众。环境污染甚至严重影响了人类传宗接代的能力，不孕率从1990年的3%猛增到今天的12.5%-15%，中国现有4000万对不孕夫妇。

　　尽管有专家和官员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提出质疑，但不容争议的结论却是：高速发展的经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国民体能和健康的提高，相反，对GDP的一味追求正在为国民健康的危机埋下一颗又一颗定时炸弹，表面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塑造的世界强国地位正受到潜在的威胁。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危机在酝酿之中。教授最后在文章中提出了疑问：一个富国弱民的国家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吗？答案毋庸置疑，不能！

　　健康问题迫在眉睫

　　看完了数字，再来看看身边的亲友和同事，复旦(微博)大学年轻女教师于娟的抗癌博客拨动了千万网友的心弦。除了客观的环境原因外，于娟将自己的得病归结于饮食不健康、熬夜成性以及工作太过拼命三大因素。她的文字或许并不华丽流畅，但在死亡面前，她不再闪烁其词，而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了发自肺腑的反思和忏悔。她的临终哀怨好似一面镜子，让许多人在里面照见了自己、家人、朋友和同事。

　　在《联想风云》中，凌志军描述了联想的另一群“于娟们”：“2004年1月的某一天，柳传志到海军医院去看病，被一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联想在这家医院为自己的员工办理了‘医疗合同’。多年以前为柳传志医疗‘美尼尔症’的李大夫，现在开始为越来越多的联想员工看病。‘你手下的那些年轻人都不要命啦，’他对柳传志说，‘你看看，全都是一身病。’于是柳传志看到那一串名字和一串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肝功能小三阳他深知治理一个大公司的艰难，但却怎么也没想到这才过了三年，他的年轻经理们几乎个个拖上了一身疾病，还都有同一个症状：晚上失眠，好不容易睡一会儿，还做梦，梦里全是公司的事。”

　　近期在浙江走访供应商时，笔者顺便向企业总经理询问了员工的健康情况。据他介绍，根据生产情况，每年5-8月，会安排主管级以上人员体检。但这70多名主管级人员只占到了员工总人数的不到5%(企业共有1500人)。此外，只安排与胶水、油墨接触的车间人员进行职业病体检。而过去三年对主管进行的全面体检中，有两年发现1.43%的接受检查者患有癌症，且患者都不到40岁。这还不包括一位通过自行体检发现的晚期鼻癌患者。

　　这家企业并不能代表中国企业的整体状况，恐怕有不少企业还做不到每年为中层干部体检，正如供应商的老总所言：“对于大部分员工的健康状况公司既没有能力知道也不想知道，说白了一句话，就是管不起也管不了。”笔者在一次座谈中把国内中小企业员工健康比作是“一颗将要爆炸的定时炸弹”，一位老总纠正说这是一个“摧毁力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他的比喻显然更为准确。

　　当然，健康已经远远超出了身体健康，中国人对心理健康的讳莫如深，让心理健康的危机更为严重。2012年4月，在美国公司任高管的王庆根自杀身亡，在海外华人圈中引来了一片叹惜：这位当年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的金牌得主，不但免试进入南京大学，后又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进入商界后的王庆根也像很多聪明勤奋的华人一样，有着一份颇为体面的高薪工作，可是他却在不惑之年选择了自杀。表面上看他的死和于娟的截然不同，但归根究底同样是不健康的结果—一帆风顺与无数光环给自己带来的过高期望以及工作压力引起的抑郁症。王在南京大学的导师说：“这个学生人品非常好、成绩非常好、做事非常踏实？???”。恰恰是这三个“非常”，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以高考为指挥棒，以智商为中心的教育体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高智商、弱情商和低体能的“残疾人”。

　　家喻户晓的“富士康十三跳”曾经让自杀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员工的自杀行为远非加工资可以杜绝。虽然自杀更多涉及心理健康，但健身却也是消除心理压力、增进心理健康的最佳方法。富士康“十三跳”已经把员工的心理健康危机摆在了每一个管理者面前。

　　心理不健康的人未必选择死亡，但他们有时会做出让自己和他人都非常吃惊的“壮举”。2011年5月16日，知名投资人王功权(微博)在网上高调宣布为爱私奔愿放弃一切，事后其反思，主要是不堪种种压力。笔者一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看到关于王功权私奔的消息时表示：“这样情绪大起大落的人怎能担当基金经理，管理巨大的财富？如果我是投资者马上就撤资。”这段话其实反映了当前投资者的一个趋势：他们越来越关心企业老总和金融管理者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

　　6月4日的《中国民航报》上，一篇题为《35岁“茫一代”》的报道引起了笔者的注意。一年半时间里，情感职场专栏作家曾小亮两上八宝山。他送走的两位好友均因突发脑溢血离世，分别年仅37岁和48岁。“他忽然间觉得，金钱、地位、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生命、健康与爱，这些在我们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义，但却长久被忽视的东西，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这是‘压力山大’的一代人。严重透支身体，恨不能每周7×24小时地工作，在跻身上层、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他们的不安全感、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这段话或许是对“于娟们”最真实的概括。

　　“于娟们”是中国家庭“4-2-1”结构中“2”的原型，他们上有老，下有小，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中流砥柱，又是企业中人力资源之精华。他们正处于“年轻时拼命挣钱”的时候，为了买房结婚，为了将妻子送进“月子中心”，为了孩子上好学校，为了得到升迁，为了搬出蜗居陋室，为了给老人治病，他们前仆后继，直到深陷不能自拔，直到倒下。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健康已经完全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这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最重要的资源，而人力资源的过度消耗，也是今后30年乃至一个世纪国家竞争优势未强先衰的危险信号。人口倒金字塔中的“4”，他们已经或是在不久的将来要退出人力资源的范畴。医疗健康体系和社会如何迎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健康挑战，事关整个社会安定与和谐发展。最后，在倒金字塔最下端、受到最多呵护的“1”们，虽然没有经历祖辈们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也没有父母人到中年时来自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但是他们的健康也丝毫不容乐观，在以步代车、垃圾食物以及无穷无尽的考试中每况愈下。

　　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国家竞争优势的区分只能是、也必将是人力资本的较量与竞争。如果从这个战略高度来看待国民健康，不得不承认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被扭曲的健康与财富

　　于娟在她的抗癌博客里写到：“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你会发现，任何的加班，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买房买车的需求，这些都是浮云，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把买车的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这虽然是以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悔悟，却也是对要挣钱必定要拼命这一谬误的认可。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预言于娟的临终哀怨和忏悔虽然会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但是并不会改变人们的行为。在惋惜和同情之余，人们又匆匆投入了拼命挣钱的大流中，他们奋不顾身，或许带着一丝侥幸的心理：“下一个于娟不会是我。” “拼命挣钱”(包括拼命干事业、拼命奋斗、拼命学习)固然不可取，但是要做到不竞争，不住大房子，知足者常乐在今天的经济社会，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俗话说“贫贱夫妻百事哀”，说明一定的物质条件也是幸福的基础，所以付出和拼搏是不可避免的，个人如此，企业如此，民族亦不例外。关键在于找到平衡点。

　　于娟的丈夫比喻她是“一辆平时就跌跌撞撞一直不保修的破车”，笔者一位国内企业家好友特爱车，一丝不苟严格按照说明书保养规定对旗下数辆名车进行检修保养，一年光是车辆的保养费用就是好几十万。可是问及他本人是不是每年都做体检时，他却表示上次体检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中国有太多这样缺乏健身意识的人，懂得给车保养，却对自己放任自流。

　　这样的情况很典型，健身意识的淡薄，像于娟那样驾着自己身体这辆破车跌跌撞撞疯跑，几乎是国内企业家的通病：人称彭大将军的青岛啤酒(微博)总经理彭作义因心脏病发作英年早逝，时年56岁；号称“河南首富”的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乔金岭悬梁自缢，时年51岁；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因患肠癌医治无效，逝世时年仅38岁？???这些年中国企业家猝死的消息接踵而至，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其实企业家成为猝死的高发群体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们：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应酬最多，休息最少；吃饭最少，喝酒最多；吃得最好，最缺营养；跑路最多，运动最少；赔笑最多，快乐最少；住店最多，回家最少；朋友最多，心灵最孤独；看似最潇洒，其实最郁闷。

　　商业领袖尚且如此，“于娟们”的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其实，在健康和拼搏两者间找到平衡点不但是可行的，而且它们常常是相辅相成的。关键还在于理念的更新和对人文价值的认识。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太过于强调奉献和付出，那种“三过家门而不入”和“悬梁刺股”的精神流在血液里，一方面造就了华夏文化源远流长和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美德，同时也造成了对人文价值的漠视。媒体有意无意地塑造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领袖形象，好像不带病坚持工作就不是好领导。今天的企业家或许对学焦裕禄、孔繁森不再存有热情，但是他们却大为崇拜一手打造了苹果的乔布斯。乔布斯的商业成就有目共睹，但以一个优秀领导者的标准来衡量，他不但同样犯了“拼命挣钱”的错误，而且还犯了拒绝科学治疗的致命错误，最终在让亲人悲痛的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健康是皮，名誉、财富等其他一切皆只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员工健康管理是优化人力资本的基础

　　来自11个国家的100多位CEO出席了2011年《华尔街日报》CEO理事会，世界健康是“迈向世界新秩序”主旋律下的五个核心议题之一，可见健康早已超越医疗的范畴，成为世界经济与发展的核心和商业领袖和政治领袖共同关注的焦点。

　　人力资源数量的枯竭和品质的衰退是全球性危机，即使在美国亦不例外。面对现代生活方式变革所带来的慢性病，徒有先进的医疗体系、发达的医药业和科研实力，以及花在医疗方面最多的钱，美国社会和政府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慢性病吞噬人力资本。如今，美国企业终于认识到健康不再是员工个人的事，企业的兴旺和员工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仅仅把劳动力看作是人力资源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企业必须在员工健康与生产力和领导力之间划上醒目的等号，责无旁贷地接过这个烫手的红薯，从优化人力资本的高度，用主人的态度，领导这场革命。

　　笔者最近与一家获得美国心脏学会企业健康管理表彰的跨国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交流，也证实了这种转变，“最大的变化就是理念的改变，意识到人力资源是资本，是一种投资，而不是损耗。必须要用比管理金融资本更人性化、更科学化的态度来看待它”。

　　据该主管介绍，近年来其所在的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疾病管理转为全面健康管理。疾病管理是被动的，不病不管，美国的医保费用极高，可绝大部分是用在治疗上，预防的费用少之又少。而医疗费用每年都以大大高于工资和通货膨胀增幅的速度增长，这无疑增加了企业和员工的负担。1999-2011年，美国员工收入涨幅勉强跟上通货膨胀，但企业和员工为医疗保险所支付费用的增速则是员工收入和通货膨胀的3-4倍(附图)。

　　所以，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这样的增幅已经到了无法承担的地步。像我们这样几万人的大企业，把保险业务外包给保险公司来管理，每年交纳管理费，到年底多退少补。从某种意义上说，医疗保险费用的多少直接关系到一个企业的盈利水平，甚至是否盈利。虽然一部分上涨的费用转嫁给了员工，但是企业最终还是要关心员工的实际收入，这是招不招得到和留不留得住优秀人才的大事，把头埋在沙子里不闻不问只能是自欺欺人而已。”

　　那到底应该如何变呢？这家跨国公司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那就是科学体检、科学健身、科学饮食、科学减压四大支柱。科学体检好比是走向人力资本优化管理的第一步，了解自身的健康现状是健康管理的基础。他们从2007年开始向最高管理层及其配偶提供全面体检，而普通员工及配偶则享受档次降低的生理指标测试(biometric screening)。全面的人力资本健康风险科学评估和分析，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张清晰的X光片。为了鼓励员工参与，“2011年凡是参加体检的员工就奖励100美元，今年则是‘胡萝卜加大棒’，参加的继续奖励100美元，不参加的则要多付100美元才能参加公司的医疗保险。而且，不仅要管体检，员工的健身、饮食和减压都在此列，因为它们是优化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一系列的努力，这家公司保险费攀升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当员工把健身和个人健康、家庭幸福、企业兴旺以及多拿奖金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积极性自然就会提高。而对企业来说，出勤率提高了，工作效率改善了，员工的满意程度提高了，而干部的决策能力也增强了。这家跨国公司很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全面的员工健康管理是优化人力资本的战略大计，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和可持续增长，必须要自己管起来，责无旁贷。

　　打造国家竞争优势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中美在社会体制和价值取向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人力资源匮乏、人力资本浪费和员工健康受到威胁，是中国企业同样要面对的挑战。因此，美国企业的有益尝试应该也多少能给中国企业一些启发。

　　其实，中国企业最需要向跨国企业学习的，是它们对国民健康的主人翁意识。一位民营企业的老总曾向笔者坦承，为了减少公司的费用，他在缴纳“五险一金”时另做一本大大低于实际工资的账本，以此降低缴纳金额。中国企业很无奈，但是这种视员工健康为负担的理念恰恰是问题的根源。

　　面对中国人力资源质量危机，整个社会都显得束手无策。学校以高考指挥棒为中心的教育制度正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考试成绩好、智商高、情商低、体能弱的“王庆根们”。企业对员工的认识还停留在他们是劳动力这样一个最原始的认识上，劳动力是生产的成本，是一种损耗。医疗体系面对慢性病的多发早发和国民健康的全面危机隔靴搔痒，被动救治耗去了几乎所有人力和财力，“预防为主”成为空话。体育部门津津乐道的是奥运会的夺金摘银，岂不知体育大国的辉煌下掩盖着13亿人的亚健康。

　　新兴的体检产业和健身俱乐部虽然填补了社会的空缺，但是鱼目混珠，且价格昂贵，虽成为少数人的时尚却很难力挽中国人力资源的退潮狂澜。食品行业丑闻不断，从违法的有毒食品到合法的垃圾食品泛滥市场，以食为天的民族迎来了有东西不敢吃的时代。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富人们移民的首要原因，虽然人们对环保的意识大为提高，可是所有治理环境的努力在以GDP为目标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更严重的环境污染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政府并非不闻不问，然而眼下的这场人力资源危机如大雪封山，传统的扫雪方法根本就无济于事，所以是政策年年更新，提案越来越多，机构越来越臃肿，文件越来越长，会议越来越频繁，中国人力资源的危机却愈演愈烈。

　　任其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东亚病夫》作者引用2011年中国的一个研究报告指出，2005年，疾病导致所损失的工作日多达50亿个，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9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GDP总和的13%。当消费者忧心忡忡“万一生病了怎么办”时，他们把钱袋子捂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十二五规划”扩大内需消费的战略重点将要如何实现？

　　中国人力资源危机是一场民族的危机，只有当全民和整个社会携起手来才有可能战胜危机。胜任中华(Fit to Lead China)是一场跨行业、跨学科的人力资本的革命，也是打造中国国家竞争优势的革命。它横跨传统的医疗、卫生、教育、体育、休闲娱乐、饮食众行业，纵揽医学、预防医学、运动医学、心理学、运动生理和测量、行为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众多学科，是一场以科学为宗教，以数据为圣经的科学革命，但它首先必须是一种理念和价值观的革命。它的成功与否将会对国人的身心健康，企业的从优秀到卓越以及中华民族的崛起起到深远的影响。而中国企业家必将成为这场人力资本革命的旗手，中国企业必将是这场革命的主力军，同时也将是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