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产暗战

　　内地家族企业在处理传承问题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混为一谈，而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后者是以生存法则为核心

　　文│本刊记者 王娟

　　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微博)。作为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三星的资产已经占到国家GDP的五分之一，这头韩国“巨象”不仅是人所共知的电子巨头，还掌管着国民出生所在的医院、安家落户的公寓，甚至死亡后进的停尸房。

　　然而，在过去的半年里，三星过得并不轻松，这家有着74年历史的家族企业不断陷入家族财产争夺的漩涡。从今年2月份开始，先是作为大哥的李孟熙公开向现任三星集团会长的弟弟李健熙提出遗产索赔诉讼，后是作为姐姐的李淑熙对其提出相同诉讼，而在一个多月之后，侄子李在灿的妻儿也向李健熙提出了遗产诉讼。

　　这家韩国最大企业内部的家族财产之争迅速公开化，矛头全部指向有“三星国王”之称的李健熙，这位年过70岁的老人却依然保持着强势姿态——“如果他们告我，我一定奉陪。我不但要告到最高法院，还要告到宪法法院去”，“休想从自己这里拿到一分钱”。争夺愈演愈烈，5月30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这场涉及韩国数额最大的遗产诉讼案，未能得出的庭审结果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话题。

　　不仅仅是韩国，香港新鸿基郭氏兄弟的豪门恩怨，南丰集团陈氏家族的遗产争夺……一幕幕TVB式的豪门家族剧接连上演，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悲剧告终。一组广为流传的数据显示，家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24年，只有30%的家族企业能延续到第二代，而顺利传递至第三代手中的比例仅为10%。随着核心创始人的离去，家族企业或控制权旁落，或没落走向破产，又或陷入家族争产的泥淖。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走到“接班”的关键环节，该如何面对遗产分配和传承问题？这成为一代老企业家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三星遗产风波

　　这场备受关注的家族争斗爆发于一个浪漫的日子——2012年情人节。韩国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哲的长子、现年81岁的李孟熙将三弟李健熙告上法庭，指责其将父亲生前以他人名义留下的三星人寿保险公司和三星电子公司的股份等财产擅自变更为自己个人的名义，要求李健熙返还自己应得的约20%股权的遗产，总金额高达7100亿韩元，约合39亿元人民币。随后，李健熙的姐姐、李秉哲的二女儿—现年77岁的李淑熙也以同样的理由向法院提起了遗产诉讼，要求李健熙返还其应得的约5%的股权，价值1900亿韩元遗产，约合10.5亿元人民币。这成为韩国历史上最大的遗产案。

　　于1938年一手创办起三星集团的李秉哲共有8个子女，长子李孟熙曾任三星电子副会长，曾一度被选为三星集团的继承人，但在最后时刻，李秉哲却将三星集团的继承权交给了三子李健熙，李孟熙被“废黜”后逐渐淡出三星集团的经营，现“隐居”北京。

　　李秉哲去世前曾召集子女在日本召开家庭会议，商讨财产分配。说是商讨，实则通知，他最终将核心财产留给了李健熙，包括三星电子、三星物产、第一毛纺织。其他子女只获得非核心财产。而长子李孟熙本人并未获得任何财产，遗产归其妻孙福男所有。

　　对家族企业传承有着深入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范博宏在分析三星的传承规划时指出，李秉哲在决定遗产分配时就对家族内斗有所预见，从他的安排可以看出，是有意扶持幼子上位，帮其建立强势地位，同时削弱其他子女，特别是长子对公司的影响力。

　　即便如此，预见还是在多年之后变成了现实。李孟熙毅然决然将弟弟李健熙告上法庭，要求得到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于5月30日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但结果依然是个悬念。

　　范博宏分析了这场李氏家族斗争的原因，他认为纠纷的缘起是传承过程中过度激烈的竞争，加上创办人先因循传统将长子列为继承人，后又废黜，令其心存芥蒂。继承人之役最终结束后，却因亲属关系还在同一屋檐下，彼此的勾心斗角长期延续，怨恨因此越积越深，隐藏的财产曝光后便引发强烈的嫉妒及争斗。与其说李孟熙争产是为钱，不如说是为了争一口气。

　　不管什么原因，三星家族争战都在韩国引起了轰动，而此时三星与苹果之间的专利官司还未结束，有人甚至认为，遗产之争会让三星雪上加霜，最终会影响其形象和销售市场。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锋并不这样想，他认为这场纠纷不会对三星产生太大影响。他在接受《绿公司》采访时说：“从时间上看，李孟熙提出的再次继承遗产的要求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期限(10年)。从李孟熙对三星的影响力来看，其早已淡出企业经营，不足以撼动三星。而从李健熙本人来讲，他的强势已经建立起了牢固的三星帝国，这场纠纷不会持续太久。”

　　目前看来，三星确实还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其今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三星在今年第一财季的运营利润达到5.85万亿韩元，约合51.5亿美元，相比去年同期的2.95万亿韩元增长了98%。三星电子也将在今年毫无悬念地结束诺基亚(微博)长达十多年的第一大手机厂商的地位。

　　在家族内战曝光后还能如此淡定，三星称得上是典型。这与有着韩国“经济总统”之称的李健熙有着很大关系，在接连不断的纷争中，一方面，李没有对其所拥有的财产作出丝毫让步；另一方面，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壮大三星集团上。随着近期三星高层动作频频——大中华区总裁和三星CEO相继更换，李健熙又在酝酿新一轮的重组。这符合李健熙居安思危和不断创新的性格，他在很早就提出了公司“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变”的理念。

　　彭剑锋也指出，三星在家族纷争中依然向前发展，很大程度上与李健熙有关。有人形容李健熙为三星“独裁者”，其管理模式也是中央集权的帝王式管理，只要他一开口，没人敢说一个“不”字。也许正是这种管理模式使得三星的执行力极强。但是，李健熙绝不是一个陶醉于自我权力的人，他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也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彭剑锋评价李健熙是一个“极具企业家精神”的人。

　　

　　亚洲家族企业进入多事之秋

　　一般来说，创办人的强势足以维护家族及企业的稳定，而第二代中往往无人可以复制此强势领导地位。三星绝对是个例外，李健熙的强势一点都不逊色于父亲李秉哲，这种颇具魄力的强势让企业在面对内部争斗时岿然不动。

　　三星算是幸运的，同为亚洲家族企业，香港新鸿基地产就没那么走运了。3月底新鸿基地产两名联席主席郭炳江和郭炳联两兄弟因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被廉政公署拘留。事发后，新鸿基股价大跌，公司在迎来上市四十周年的同时，也面临着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知情人士普遍认为，郭炳江和郭炳联两兄弟被请进廉政公署，与其兄长郭炳湘脱不了干系。这是一场有计划的“王子复仇记”，郭炳湘试图用这种方式“逼宫”，夺回本属于自己的“老大”地位。

　　在亚洲经济崛起百年之后，随之而创建的家族企业也都相继进入第二代或第三代传承阶段，而这个时候，家族企业也进入多事之秋。在三星和新鸿基之前，香港霍英东家族遗产争夺战就已经上演，虽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霍英东生前就制定了周密的遗产规划，但执行依然陡生波折，长房幼子霍震宇因为争产，将所有兄弟姐妹都告上法庭；香港富豪、南丰集团创办人及主席陈廷骅刚刚去世不久，其妻女之间的财产争夺战便愈加激烈；而澳门一代赌王何鸿人尚在世，就已经指控子女谋夺财产……

　　看上去，一些知名的家族企业都难逃争产“劫数”。有数据统计，亚洲最大的1000家公司有2/3是家族控制的，香港的上市公司超过70%由创始人或创始人家族成员控制，其中，香港上市企业掌门人中至少一半超过70岁，接班成这些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而5-10年之后，内地家族企业也将面临同样情况。

　　北京中凯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也曾撰文分析亚洲家族企业传承危机的情况，他提出，三星李氏、霍英东和何鸿等家族虽处在不同于中国内地家族企业的社会环境中，但却发生了相同的传承危机，究其原因，在于家族掌门人根深蒂固的旧家族文化思维，这点与中国内地家族企业传承危机的背景是一样的。

　　陈凯分析旧家族文化思维有三个特点。“特点之一就是将家族内部的各种利益群体对立起来，其中一方继承人的利益扩大，势必面临另一方利益的缩小，这样，在如何权衡和协调利益的问题上，即使耗费掌门人毕生精力，也难保未来各房子女不发生火并。特点之二是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存在利益交叉，经营权并未完全独立于所有权。三是将传承看成一个时间点，而没有建立动态的风险管理意识。现代传承意识要求企业家将传承问题看作企业日常风险管理的一部分，而不是将其作为企业家去世时点才发生的事情，因此需将风险控制渗入到企业运作的方方面面，企业家在任何时候发生健康问题、入狱、隐退等情况时，企业都可以将此重大变故的影响降到最低。”

　　从上述几起大的家族征战事件中似乎可以印证陈凯的一些说法。难道真如寓言所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也不尽然。香港李锦记已经传到了第五代，事业依然兴盛不衰；日本粟津温泉酒店(Houshi)延续了上千年，传承了46代。虽属个例，却也可说明“富不过三代”的传说有些绝对。

　　与三星强势的个人统治家族企业有些不同，李锦记更强调的是家族宪法的约束力，其被视为香港家族企业范本。李锦记在经历过两次分家的动荡之后，于2003年成立了家族学习和发展委员会。家族委员会包括了全部26名家族成员，下设李锦记集团、家族办公室、家族基金、家族培训中心、家族投资公司。在家族委员会中，不讨论企业经营，只规划家族建设。李锦记第四代掌门李惠雄称，“别的家族把核心放在企业永续上，而我们则放在家族永续上，只把生意看成家族的一部分，如果家庭不和睦，事业就会散掉。”在此原则上，李锦记还制定了家族宪法，成为家族成员不可逾越的行为规范，比如要求，家族成员必须在外创业，工作三至五年才能回家族企业；不要晚婚、不准离婚、不准有婚外情，如果违犯，就要自动退出董事会。

　　如果说家族争产大剧各有各的“精彩”，那不争产的家族也各有各的“招数”，争与不争全都是为了企业的延续或者是家族的延续，而在延续中，企业与家族最终合为一体。

　　

　　争产大战的启示

　　亚洲家族企业大举进入接班季， 而在民营企业历史不过30年的中国内地，家族企业的创办人多数还活跃在经营一线。胡润百富榜的统计表明，上榜的内地企业家平均于1960年出生，1993年下海，平均年龄51岁，子女21岁，由此推断，内地家族企业在今后5-10年也会面临传承高峰。

　　但这并不是说，传承和遗产分配是内地家族企业20年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此失足的企业已不在少数。彭剑锋指出，内地家族企业在处理传承问题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将家族治理与企业治理混为一谈，而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前者是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后者是以生存法则为核心。从李锦记的管理可以看出，其明确地区分了家族治理和企业治理。

　　范博宏在分析三星家族之争时指出了其对于华人家族企业的启示。他认为，三星李氏家族的斗争教训是，接班人选拔应有公开透明的机制规则，鼓励良性竞争，对退下的家族成员补偿并安排出路，否则将埋下日后争斗的种子。而三星的经验是，传承规划应考虑家族治理。若家族成员关系淡薄，传承规划的原则是“分”；有优良的家族治理，传承才有朝“合”的方向规划的条件。分与合完全取决于企业自身条件，三星选择了“分”，而李锦记则选择了“合”，二者都是为了让企业能够延续下去。

　　就在外界对家族企业大肆围观并众说纷纭之时，中国本土企业新希望放出消息说，要为自己30岁生日举办一次庆典，策划和筹办者是刘永好的女儿刘畅，其被视为家族接班人，庆典重要目的是向外界展示企业的家族凝聚力和第二代继承人。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开始走到传承路口，能不能走好，恐怕时间是最好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