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罪与罚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罪”与“罚”
"Crime"and Pun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agencies
文/张 锐
在身份认可上，美国政府对“三大”大开绿灯；在法律面前，立法机构对“三大”网开一面；在市场拓展方面，监管层又助其一臂之力。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呵护“三大”，完全出于维护自身强国地位的需要。在日益信用化的全球经济中，信用资本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及其话语权，正在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大”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成为体现美国政府和经济强权和隐形工具。
从限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到彻查高盛“欺诈门”，人们看到美国监管当局对华尔街“秋后算账”的行动不断升级，特别是当那些昔日惯于在他人面前口若悬河的国际信用评级巨头被提到审判台前时，公众更是强烈感受到了正义与公平的回归力量。
灵魂在哪里
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针对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标普及穆迪在评级过程中都受到了华尔街“过于强烈”的影响，评级已经走形变样。来自穆迪的员工对自己的特殊工作给出了没有遮掩的评价，“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换取金钱”。
驱动其将灵魂卖给魔鬼的力量就是评级的商业模式。一般而言，在现行的国际评级机构运行框架中，评级机构评级并发布，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但投资者在使用评级服务时无须支付费用，费用通常由筹资者，即债(证)券发行者支付。由此可能形成这样的结果—评级机构与债(证)券发行方因为利益的纠葛和关联走到一起，而其为投资者提供的评级服务也许会出现失真或包含欺诈。
“模拟评级”的程序设计最终将国际评级机构推向了高盛等债(证)券发行方的怀抱。在实际操作中，发行方通常要求几家评级机构同时为其评级，即所谓的“模拟评级”。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理想而影响产品的销售，债(证)券发行者往往会从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不同评级结果中挑选出最高的级别，而且其他模拟评级的结果一般不会向市场公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或留住客户，评级机构必然会迎合发行方的需求，作出有利于发行方或对方所要求的评级。
实际上，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评级机构除了对债(证)券发行方“降格以求”外，还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取悦发行方。比如派遣评级人员进入投行以提前取得后者对评级模型设计的要求，或者让评级模型的创建与维护者参与投行的产品设计与开发，甚至干脆由投行自行设计评级模型，而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不是以此类模型作为参考，就是完全依赖于这些模型。
当然，对于投行等债(证)券发行方而言，除了“货比三家”外，并不缺乏可以牢牢套住评级机构的高明手段。比如评级套利，这种方法由高盛创造，主要是利用不同的评级结果，在产品价钱的差异上进行套利。如果一个公司发行BB级债券，投行秘密买入后，再打包其他A级信用债券，那么其中BB级债券也会升级为A级，利润就上升了5%到10%。但许多投行并不满足于通过“评级套利”被动地获得所需评级，于是采取了主动出击的方式。如高盛就曾以高薪为诱饵，聘请评级机构的主要人员参与抵押债券产品的设计，然后被雇人员利用其在评级机构的人脉关系帮助发行方将垃圾债券包装成高品质产品出售。最为厉害的手段就是关联交易。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以下简称“三大”)中，穆迪和标准普尔都是上市公司，股价高低是公司高管至关重要的利益。而真正能影响上市公司股价的正是投行的分析师，他们通过定期发布的公司分析报告和投资建议来引导投资者的买卖意向。投行和评级公司很容易就达成这样的默契——评级公司为投行发行的债券打出高评级，投行分析师对评级公司的股票给予推荐。
在华尔街，“三大”与投行的苟合最终使双方完成了精彩的利益输送—后者手中大量“有毒”债券被贴上健康的标签流向市场，而标普们则赚得盆满钵盈。据美国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显示，20022007年，“三大”的平均利润率为53%，远远高于同期埃克森美孚17%和微软36%的赢利水平，而正是在这短短5年的时间中，评级机构的利润总和从30亿美元迅速膨胀到60亿美元，其中90%来自于发行方支付的评级费用。
谁给的特权与能量
不受任何法规约束，提着“评级大印”畅行于全球金融市场，小到对一个企业评头品足，大到对一个国家封等加级��“三大”今天所拥有的权力可以说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而造就“三大”特权的合成力量主要来自于美国政府。
严格意义上而言，“三大”最初不过是私人评级公司，而且服务的对象就是私人投资品和相关行业。但是，将“三大”最终推向快车道的却是美国政府的特殊制度安排。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建立了“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组织”(NRSRO)，并制定了相应的认证标准。标普、穆迪和惠誉首先通过了认证，成为该组织的第一批成员。由于得到NRSRO承认的信用评级机构只有3家，商界、金融业的管理层对其依赖度变得越来越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监管层还专门颁布金融法规，规定外国筹资者在美国金融市场投资都要事先接受“三大”的评估，同时美国监管部门还通过评级机构报告监管金融机构行为，并规定金融机构所购买的债券和资产组合都不能低于一定的级别，即使美联储也不例外。如此有分量的强制力量不仅使三大评级机构的权力快速膨胀，而且促成了“三大”从民间机构向国家机构的演变，并最终使其获得了一种半官方性质的地位。
“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公民的权利，但美国立法者却将这一公民权毫不吝啬地赐给了“三大”。这就意味着评级机构的任何主张表达都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即使标普们的评级有误，甚至不公平、不合理，由此导致投资者或企业蒙受损失，它们也不会遭到法律制裁。除了获得法律上的“免责金牌”外，虽然名义上评级机构要受到SEC的监管，但SEC平均长达5年一次的例行检查根本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监督作用。
没有退出机制和垄断市场进一步强化了“三大”养尊处优的地位。自1975年以后，无论是美国本土还是全球范围，都再也没有出现过新的有实力的评级机构，极少数取得评级资质的评级机构最后也被标普们吞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很多评级机构想加入NRSRO，也被美国证监会拒之门外。截至去年年底，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而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就在不久前，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试图进入美国市场，但美国证监会以“大公”在美没有办公室和客户，无法确定其法律框架能否适用于“大公”为由予以拒绝。美国政府的这种非市场化安排无疑夯实了标普们的垄断地位，以致目前“三大”控制了美国信评市场98%的份额和全球信用评级市场90%的份额。市场高度垄断的结果是，“三大”没有了改善评估方法及提高评估质量的压力，而且变得更加有恃无恐。
绑在美国身上的利益战车
在身份认可上，美国政府对“三大”大开绿灯；在法律面前，立法机构对“三大”网开一面；在市场拓展方面，监管层又助其一臂之力。美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呵护“三大”，完全出于维护自身强国地位的需要。在日益信用化的全球经济中，信用资本已成为参与全球经济与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之一，拥有强大的信用资本及其话语权，正在成为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三大”代表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成为体现美国政治和经济强权的隐形工具。
对来自他国的评级对象百般挑剔，对美国本土企业的评级项目高抬贵手；对他国金融市场的动态“明察秋毫”，对美国本土市场的问题视而不见，如此反差强烈的评价方式和结果在“三大”手中已是司空见惯。
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当时美国银行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高达23万亿美元，但美国银行的信誉等级却纹丝不动。同样，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联邦赤字在2010年攀升至GDP的10%，债务规模扩张到美国GDP的95%，按照常理应该得到“三大”的降级评判，但结果却是安然无事。而赤字程度远没有美国严重的一些欧洲国家则遭到标普们的轮番唱空。
2003年，德国汉诺威保险拒绝穆迪评级而遭到降级报复，“垃圾”级的债券迅速引发市场抛售狂潮。就在同年，由于德国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标普于是连续下调德国企业评级水平，相关企业股票出现暴跌，而同时澳大利亚支持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标普上调了澳大利亚的外汇债务评级。
屁股决定脑袋。除了扮演贯彻美国政治企图的隐形杀手外，“三大”贴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所作所为也精彩无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三大”从下调韩国等级出发，后来发展到整个亚洲，而美国最终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大赢家。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评级机构曾在亚洲市场导演的历史大戏如今又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形式重演。以希腊为出发点，接着下调葡萄牙、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的评级，欧元一蹶不振，美元高歌猛进，美国国债价值蒸蒸日上。美国又在标普们极尽能事的运作中成了大赢家。
清算行动已经开始
今年5月，纽约州总检察院已正式向8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发出传票，调查这些银行是否为了提高部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信用评级而作出了虚假表述。同时，当局向“三大”也发出了传票。另外，SEC正在调查曾经任职评级机构的一些银行员工，以查明相关银行是否利用这层关系而让它们的证券获得较有利的评级。
美国参众两院对“三大”打出的重拳有可能不断升级。今年5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批准了一项金融监管修正案，要求设立一个在美国证监会监管之下的评级委员会，后者将指派评级公司为单个证券评级。这项举措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美国国会在改变华尔街运营方式上采取的最重大行动。与此同时，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正在准备出台新的提案，要求信用评级服务机构必须向SEC登记，并允许投资者对其不计后果的过高评级行为提出起诉。而值得关注的是，参议院永久调查委员会将在今年12月份专门发布一份关于“三大”的调查报告，到时标普们可能会遭遇更强劲的政策约束。
许多人也许并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政府要对曾为自己鞍前马后效劳的“三大”动手。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标普们毫无节制与我行我素的评级行为已经开始挑战和危及美国金融市场的法律和伦理根基，并且其对经济的危害成本要远远超出所能带来的基本收益。退一步说，即使美国对“三大”的所作所为无动于衷，欧盟等国家也不会让标普们放任自流。
早在去年4月，欧盟内部达成初步协议，提出评级机构日后要在欧盟市场上开展业务，必须统一登记注册。而按照计划安排，欧盟已经在日前作出决定，欧盟将设立一个名为“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新机构，规定今后在欧盟范围内开展业务的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统一向这一新机构登记注册，以领取欧盟“牌照”，并接受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监管。另外，即将于今年年底生效的《信用评级机构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可以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决定展开调查，一旦发现信用评级机构违反了欧盟规定，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将有权对其实施惩罚。
真正对“三大”具有杀伤力的还要数欧盟正在考虑的结构性解决方案。据悉，欧盟正在讨论包括建立欧洲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或者允许其他一些独立机构参与信用评级的发布等，以加强市场竞争。如果欧洲成立评级机构，势必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不仅意味着区域内评级机构将如雨后春笋，更意味着美国“三大”的垄断格局将被击破。
然而，要真正消除和杜绝评级机构的不端行为，还必须彻底改革现行的信评商业模式和程序，以完全砍断评级机构和债(证)券发行方的利益链条。在费用方面，可以考虑实行分层付费方式，即评级工本费由被评估人或申请人支付；评级结果公告费由公告媒体支付；评级报告费由需要报告的专业机构投资人支付。所有付费的人都享有相应的消费者权益，评级机构有告知义务，并必须接受对其所评级产品的监督。在程序方面，可以实行评级机构招标制。另外，强化国际评级市场的竞争程度，不应该只是欧美两大经济体的单独行动，新兴市场也应当参与进来，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以实现评级机构的多国化和多元化。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设立超国家性的国际评级机构，并将该机构置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之下，以专门负责对全球性或跨国性金融产品的评级，同时开展对区域性评级机构评级项目的审查与再评。
(作者为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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