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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zzles on credit rating

　　尽管已经拥有18年的发展历史，中国评级业仍是一个不被关注的行业。但危机过后，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世界知名评级机构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反思，并加强监管，使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此时反观中国评级业，发现其有着错综复杂的生存环境—评级市场狭小，评级机构接受多头监管，对外资参股比例及市场准入条件均无明确说法，人才短缺，经营状况不甚理想，对发展的路径意见分歧严重....。。如何做大做强中国评级业，已是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民族品牌国际化需要国家力量

　　访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关建中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brand need power of nation An  interview with Guan Jianzhong, president and chairman of Dagong Global Credit Rating Co.,LTD

　　文 /本刊记者 叶满天 丁山丁

　　从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来看，依赖市场调节机制解决日益复杂和庞大的社会信用风险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国家在信用风险评估方面应起到作用，也就是说，要由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纳入国家职能。

　　在关建中看来，当下的评级业有两件事最为紧迫，一是中国的评级体系走向何方；二是是否继续让国际评级机构垄断话语权。

　　思索目前的中国评级市场，关建中的脑子里始终打着问号—以外资机构为主导的中国评级体系能不能承担起资本市场、金融机构、信用社会化发展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公共责任、国家责任？既然美国的评级模式已经被金融危机证明是失败的，它在中国能获得成功吗？

　　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家信用等级发布会”在北京新华社新闻大厦举行。发布会上，大公以自己耗时5年研发创立的标准体系对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及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信用等级和信用风险出具评级报告，和按照美国三大评级公司(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以下简称“三大”)的标准出具的报告相比，大公的报告中，中国的信用指标明显上升，西方国家明显下降。此举可以看做关建中在以实际行动表达他对中国评级业未来的坚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的道路。

　　一石激起千层浪，上至国有媒体，下至网络论坛，都在关注这个新的变化，质疑之声也随之而来，关建中就此走进公众视野。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相比于国内媒体，各大海外媒体异常热烈地追访他。

　　2010年7月22日傍晚，关建中在位于北京鹏润大厦的办公室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评级业现在面临和美国评级业一样的问题，那就是竞争。”随后，本刊记者与关的访谈也以此开始。

　　中国评级业的思想之争

　　“现在中国评级业不但是业务竞争，更重要的是思想竞争”，从小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关建中很喜欢哲学，在思维方式上他基本上按照“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思考问题。

　　他认为，思想之争的原由是信用评级的模式之争，是如何管理社会信用风险之争，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之争，是大局之争，遗憾的是，这种深层次的竞争未能引起决策者足够的重视。

　　关建中认为，大公在对信用经济与评级规律的研究中，找到了信用评级的历史方位。在他的思想里，信用经济的本质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构成的信用关系为基础的，债务人的信用风险信息对维系信用关系起决定性作用。信用的高度社会化使得信用风险社会化，并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影响信用风险的因素也日益复杂。如果由投资人、债权人独立判断信用风险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判断信用风险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研究过程，所以，信用风险的社会化、信用风险识别的复杂化导致必须由信用评级机构提供专业信息服务。信用经济发展的本质需要确定了信用评级的历史地位。同时，信用评级机构具有关系信用体系安全的战略地位。信用评级首要的职责是履行社会公共责任，但美国的信用评级模式是把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般市场主体，完全通过竞争的方式履行社会责任，这种模式最终没能履行它的使命，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如今的国内评级市场表面上看是几家平分天下，大公约占20%的份额，但由于其他公司已经与外资或合资或合作，事实上，外资分享了80%的市场利益。

　　关建中认为，中国现有的评级体系是“以美为师”的产物，这个现状的危害性和解决方案的着眼点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美国模式导致了中国评级业级别竞争、价格竞争、人才竞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为了利益，不惜展开恶性竞争，债券发行人公开进行级别投标、级别招标，谁给的级别高就把评级给谁做，谁要的费用少就把生意给谁做。关建中说：“现在的评级体系，其弊端是明显的，既学习美国，但又没有完全学它，比如说监管，在美国是统一监管，在中国是多头监管，这些问题一直没有真正解决掉。如果这个模式得不到纠正，中国评级产业没有希望。”

　　美国模式同时强化了外资的地位，而民族机构并没有在政府层面上得到一个明确的应有的地位。所以，关建中一直大力倡导改革现有的评级模式，建立一个创新型的评级体系，它要适合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的规律，要符合中国国情，“只有满足这个大的前提条件，这个体系才具有时代的号召力”。在他看来，整个行业需要想清楚两个问题—当前中国的评级模式、评级体系存在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是什么？他说：“如果这些问题不思考清楚，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走民族品牌国际化之路是大公的历史选择

　　大公成立于1994年，关建中进入这个行业则是在1998年。因为当时企业改制，不允许政府办企业，关建中买下了前股东转让出来的股份，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执掌大公。

　　可能鲜有人会想到，今天站出来和美国“三大”叫板的关建中曾在华尔街开办金融公司，而他进入评级行业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与美国权威的评级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他说：“我的目的就是想找到一条路径，能够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评级最核心的内容，因为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自己去摸索，那太慢了！”

　　1998年，关建中安排一个副总去美国，在纽约成立了大公的分公司。这个分公司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学习，就是努力和标普、穆迪、惠誉建立合作关系，通过这个方式学习如何评级。

　　关建中落实了他的设想。1999年7月30日，大公与穆迪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3年的合作协议。这次合作属于技术合作范畴。关建中说：“我们不仅学习到了穆迪的一些最重要的评级思想、方法，也接触了穆迪一些具体的评级做法，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认识到了评级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2002年，穆迪希望双方的合作上升到资本合作层面，提出以高价控股大公。出于信用评级对国家安全性的认识，关建中放弃了合资，大公也由此走上了民族品牌国际化的道路。

　　关建中说：“我们坚持走民族品牌国际化的道路是因为对规律的认识在主导大公。这样一个重要的行业由外国人来控制，对国家是非常大的风险，基于这个认识，一定要坚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通过我们的具体行动维护国家在这个领域的安全。”

　　放弃合资之路，选择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这对大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是一个节点”，因为这个选择直接决定了日后国家信用评级的诞生。基于对信用经济发展规律和信用评级重要性的认识，关建中找到了大公的历史方位。

　　关建中进一步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含义。选择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不是强调民族主义，而是从信用社会化、信用全球化的视角去看待一个评级机构如何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它的作用。大公强调民族品牌是考虑到中国信用风险的形成有自身的特殊性，用美国的评级标准来衡量中国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性，不能正确揭示风险。只有持续地系统地研究中国的信用风险形成的特殊国情，才能建立起适合中国的评级的标准，才能正确揭示风险，“这是我们强调民族品牌的出发点”。国际化就是大公把中国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放到全球信用体系中去定位，必须要研究全球的信用风险，这样才能承担起为中国为世界揭示信用风险的职能，“因为风险也全球化了，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发现美国评级标准的根本缺陷

　　2004年，大公成立10周年，在规划下一个5年发展计划时，把“国家信用评级”纳入到计划之中，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去推动它。

　　2005年，国家信用评级项目正式启动。正是这一年，央行批准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债，评级市场拓宽了，评级机构的效益逐渐向好。

　　关建中说：“作为一个专业的评级机构，大公选择了能够正确揭示风险的一条路径，就是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研究世界的问题，国家信用评级的诞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

　　5年时间里，大公总共投入2000多万元人民币，毕业于山西财大的关建中亲自参与，前后组织了20多人的团队，持续地推动，他说：“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

　　难在哪儿呢？关建中称，要研究美国的评级，首先要学习美国的评级标准，然后才能研究它，在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不断地学习它，研究它，等到最后要创新的时候，整个团队感到十分困难，无路可走。作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待遇津贴的专家，关建中不止一次地体会过搞科研找不到新的路径时所要承受的煎熬，“就是很茫然，但是又感觉到它是有问题的”。

　　转机出现在2007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了。危机给研究团队一个大胆的启示，他们认为，正是由于美国权威评级机构自己犯了错误，几乎颠覆了自己国家的金融体系。关建中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很难继续信任美国标准，就会产生很多疑问，正是这些疑问让我们开始思考爆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从标准上去寻找它的一系列问题。”

　　研究团队发现，美国的评级标准不是按照客观的信用风险的存在和形成因素的内在联系去判断风险，而是将评级标准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功利化，用唯心主义解释物质世界和信用世界，从根本上背离了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完全站在债务国的角度设计了现行的标准，这必然导致它们提供给世界的评级信息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最直接的受害者是债权国，其次是债务国。虽然债务国利用债权国的信用资源和资金，为本国牟取了利益，但同时也为本国的发展埋下了风险。

　　关建中认为，在此之前没人能说清“三大”错在哪里，这个发现是对评级业历史性的贡献，因为大公可以用实际行动纠正权威的错误，改变权威的错误，进行一场信用评级的技术革命，改变信用评级的历史。

　　创新国家信用评级理论和标准

　　发现问题之后，大公着手建立一个从实际出发的新标准。在研究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和信用经济的发展史，以及债权、债务国格局的变化后，关建中和他的团队发现，整个世界的债权体系和债务体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创建新的评级体系的过程里，关建中认为，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美国的思维方式是唯心的，靠意识形态去解释物质世界、信用世界，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按照事物的客观存在去分析、研究它，得出准确的结论”。

　　大公评级标准的核心是以一个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衡量它的实力，因为这是支撑国家负债和偿还能力的根本性要素，而美国“三大”的标准除了以意识形态评判一个国家的实力外，以财政上的举债能力为核心考查国家的偿债能力，这是两个标准的本质区别。

　　2009年底，大公终于完成了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和它的理论体系，对50个国家的评级结果也先后出炉。作为大公的一个重要产品，报告完成后却引而不发。因为，关建中在等待一个适宜的时机。

　　发布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这个时机就是今年6月26日举行的多伦多G20峰会。去年4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G20峰会上已经提出要加强评级监管，与会国也达成了共识。而今年的峰会上，中国强调的不仅仅是监管了，而是明确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目标，特别是针对国家主权评级。关建中说：“胡主席的讲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要建立公正的、客观的、统一的国家主权评级标准和方法；第二层意思强调了国家信用评级应该符合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与它的信用级别应该相符。讲话里关于评级的定位，为大公发布自己的评级体系奠定了一个最好的政治基础。”

　　关建中认为“时机到了”的另两个原因是，中国国力的强大及国际地位的提高为大公的发布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大公坚持独立研究信用评级标准，客观揭示信用风险，建立了一个完全新型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

　　关建中说：“这个时机看起来是偶然的，实际上它反映了一个必然性，这个历史的必然性就是在金融后危机时代，在原有的评级体系被证明不能给世界提供客观、准确的评级信息的状态下，整个信用世界，信用的全球化对公正的信用评级信息的需要是现实的，并没有因为美国的失败而失去市场，而且世界更加渴望有新的标准出现。”

　　他认为，由中国的评级机构来完成这件事，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首先国家领导人比较系统地准确地表达了改革国际评级体系的思想，其次是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债权国之一，它的债权国地位决定了必然需要一批人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债务国给债权国评级，由债务国的评级机构去主导评级信息，是不是颠倒了债权债务之间信用关系的基本原理？现在，评级话语权仍由债务人把持，整个国际信用关系的维系仍依赖债务人提供的信用风险信息，这完全违背了信用关系的一般原理(由债权人来评判债务人风险，而不是由债务人评判自身和债权人的风险)，这是影响国际信用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性原因。

　　给民族品牌应有的地位

　　尽管发布了国家信用评级的一系列成果，尽管获得了媒体的关注，但至今这个成果尚未获得来自政府层面的认可和支持，“在全球面临评级格局变革的历史机遇面前，有关部门没有给民族评级机构定位，没有给予政策层面的扶持，没有规划评级业的发展路径。” 

　　关建中说：“国家信用评级靠大公的一己之力是难以持续下去的，没有国家力量走不下去。我们现在真的很着急，评级业在国家发展的定位上还不明确，而评级机构要生存，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关建中认为，信用全球化并没有因为美国模式的失败而不需要评级信息，在整个世界陷入迷茫和期待时，大公作为危机后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发布了50个国家的评级信息，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此举证明大公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

　　关建中强调，大公的研究成果为避免因评级不能正确揭示信用风险而导致大规模金融危机发生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债权国应当理直气壮地支持。

　　2008年，大公也曾希望进入美国市场，但美国政府没有向其颁发许可证。遭拒的理由有两个—大公在美国没有办公室；需要到中国进行跨境监管。

　　关建中说：“跨境监管涉及中国的监管主权，我们在美国发展业务，在那里设有机构，可以查，但没有理由到中国来查，美国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规定。根本问题是美国不希望大公进入本土市场，它们在用政府的力量保护美国的评级市场，我们恰恰相反，中国的市场已经让出来2/3了，再走下去就是百分之百了。”

　　反观外资评级机构，却在中国享受着超国民待遇，总部的一把手来中国，不但可以见到相当级别的国家干部，而且有驻华使馆官员陪同。

　　关建中说：“在中国并没有一个适合民族评级机构发展的环境，首先是思想上长期被所谓的权威统治着，所以更多的人使用的是美国的评级，而且毫不怀疑其公正性，总认为本土机构不如美国机构，这依然是主流意识，这个主流意识使我们得不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是本土评级机构没有准确的定位和政策的支持，特别是目前的信用评级体系模式是竞争的模式，这个竞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要坚持做一个好的评级公司难上加难，我们真的是在夹缝中生存和发展。”

　　他同时呼吁，国家在舆论导向上应该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因为民族企业能坚持到现在非常不容易”。

　　关建中说：“从美国评级模式的失败来看，依赖市场调节机制解决日益复杂和庞大的社会信用风险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国家在信用风险评估方面应起到作用，也就是说，要由国家管理社会信用风险，纳入国家职能。”

　　答疑 Questions and Answers

　　在回答记者“国家信用评级与主权评级是不是同一个产品，命名为何不同”的问题时，关建中坦言，“是同一个产品”。命名的问题大公内部专门论证过，美国叫“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他们百思不解，国家是个主体，为什么还有主权和非主权之分？所以，取了现在的名字。为了研发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大公总计投入2000多万元人民币，那么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关建中的解释是，这是大公的一个长期投资，如果没有赢利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按照美国评级机构的经验，是使用者付费，是市场自发形成的。但市场自发形成的模式太漫长，作为一个债权国，又非常需要评级信息，不能等到市场认可了再使用。中国政府是债权国，现在却使用由债务国主导的国际评级体系，这个体系提供有利于债务国的信息，通过评级致使债权国利益受损，它不宜作为债权国的决策依据。他说：“现在有了国家信用评级，相关部门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使用我们的评级标准和评级结果。只有被使用，这个产品才可能持续下去，才可能被验证，才能有

　　生命力。”关建中认为，研发国家信用评级让大公在战略上占领了先机，拉开了与其他竞争对手的距离，“我们看到了评级本质的东西，我们把大公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战略上占有优势。商战需要战略思想，必须要独立思考，所以我强调评级机构的独立性，因为沿着人家的路子走是没有办法走下去的”。按照记者的理解，一个评级产品出来，需要经过时间或事实的验证，其标准才会逐渐被社会公众接受、认可，为什么国家信用评级一经问世，大公就迫切希望得到认可呢？关中说：“你提的问题也正是我想表达的。现在大家习惯了美国评级机构的评级是最好的，甚至金融危机之，在没有新的选择替代之前还要使用它，最起码是在参考它，因为这已经成了一个习惯，它统治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大公的评级标准和结果一推出来，人们马上就会置疑，它可靠吗？权威吗？经过验证了吗？”关建中认为，在这个时候恰恰是能够得出结论的，得出结论的基本点就是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个参照物，一个可以跟美国相比较的标准。这时，客户在使用上就有选择的空间。如果一定要大公的标准经过危机的检验后才能判断它是否正确，这个说法本身没有错，但是在对信用评级信息非常渴求的情况下，现在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因为世界上在国家主权评级方面目前没有第三个选择—一个就是继续使用美国的标准，虽然它被危机验证是失败的，但人们在观念上还相信它的权威性；一个就是使用大公的标准，来自新兴市场的评级标准，它需要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去验证，而不是等到危机之后。关建中说：“中国是个债权国，债权投资是需要信用评级信息的，比如说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包括像中投公司这样的主权财富基金，它们到境外投资，采用什么样的评级信息做参考很重要。是继续使用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信息，还是相信本土的评级机构会站在公正的立场来维护债权国的利益？如果一定再走‘出口转内销’的老路，等到国际认可了，中国政府再来认可，我觉得这是很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