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社会]

　　溢达：流动的工厂

　　工厂的轰鸣把乡村变成城市，在这里制造衬衣，也制造野心勃勃、视野放宽的年轻人。每一代人都在随工厂而改变，也在改变着它们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覃里雯

　　Marjie大叫一声：“拿酒来！”

　　初秋的大雨在密密云层里隐而不发，殖民地式的烧烤晚宴，鲜花下面压着垂及地面的蛋黄色桌布。Marjie在桌子之间抬着头走来走去，像个拉拉队长。“你们分成两个队！高明的一个队，外地的一个队！”

　　杨敏德董事长要发起一场喝酒竞赛，这样晚会就不会黯淡沉闷，年轻人连如何开晚会都需要教，什么都要传授—溢达集团主席车克焘的夫人特意从香港过来，教女孩们插花和烹饪；服务员对桌布上的污渍无动于衷，更不要说它难看的样式和颜色；道路不安全，每年这里都发生致命交通事故，和佛山市高明区的领导谈论道路安全问题；教会单纯年轻的纺织女工们在流动生涯中使用避孕套……

　　在墙外那个沉睡的佛山城区里，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为她工作。“高明区的天上掉下块砖头，砸死个人，肯定是溢达公司的。”被荒地隔开的一个百来号人的小作坊，工人们用手动机械拔掉库存文件夹上生锈的钉子，换上新的。“我们的文件夹是给溢达生产的。”

　　在乌鲁木齐、吐鲁番、无锡、北京；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毛里求斯；父亲杨元龙造就的工厂像蒲公英一样飞散各地，现在他们有四万多雇员。

　　雇员们也像蒲公英一样飞走，五年之内，他们当中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都会离开，嫁人生子、改行、跳槽到对手公司、自立门户。

　　车克焘喝了最后一杯敬酒，筵席散了，雨噼里啪啦地落在清空的庭院和游泳池里，流入灰蒙蒙的西江，流向香港。但是工厂会像港口和庙宇一样留下来，它们只是偶尔离开。

　　20世纪50年代中，小小的Marjie和爸爸杨元龙一起去染厂。那时，香港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纺织厂里工作。被战争追逐至此的资本和机器开始日夜转动，驱动起这个遍布阳沟的礁石上的城市。沙田、荃湾一片荒地，挂满了成排的大幅白布，好像《菊豆》里的山村。和尚未出名的李嘉诚一起，香港的其它工厂在做成万上亿的塑胶花、塑料梳子—什么廉价并且流行，就做什么。赚钱赚钱赚钱，工厂像千变万化的龙，随着对手的需要变大变小，吞物吐金。

　　严肃精明的杨元龙令人生畏。他创立溢达集团，他通过几个能干的手下间接管理着公司，对时髦的“人性化”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毫无兴趣，他不谈论梦想，然而却像纺纱机一样永远不停下来。

　　正是他把溢达的工厂分散到南洋和内地，规避了香港纺织品出口限额。分散于全球的溢达工厂像传递篮球一样，在对手—纺织品限额袭来的时候灵活地把产品抛给队友，最终成功地投进篮筐—欧美市场。溢达由此成为全球最大的衬衫制造商之一，他们尝试着做裤装，但是后来停止了：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衬衫已经足够复杂。

　　现在，工厂又回到了大陆。从20世纪70年代末，Marjie就在帮助父亲打开通向大陆的大道，替父亲喝下各省官员敬上的烈酒。在这个国家里有旷阔的天地，意想不到的机会，上一个时代和这个时代并存的规章，太多热情洋溢的空谈。

　　当1989年Marjie接手溢达时，溢达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衬衣制造商之一。工厂最远到达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和废弃的兵团油站、公路上逐风而行的草团走得一样远……

　　因为纺纱机刺耳的噪音，纺纱的工作是孤独的。不可能和旁边的人聊天，在四架排列整齐的机器之间走来走去，灵活的手指把断纱线捻上。机器像银河系一样永不停歇，使人疲倦。但至少这里是清凉的。外面就是庞大的吐鲁番葡萄基地，他们不给员工买保险、不付公积金，所以能出高一点的价钱。不少工人被拉去了，在这里，没有人去考虑几十年后的事，想不了那么远。

　　高鼻深目的维吾尔族员工坐在地上飞快地用手扯开成千上万吨的棉花，挑出里面的羽毛、头发、色线、纸片、塑料……还没有机器可以替代人完成这项活计。机器正在缓慢地、一点点地吞掉别的工作。虽然如此，这依然是中国雇用员工最多的行业。这里的员工一个月的收入，是南疆农民一年的收入。乌鲁木齐的溢达纺织厂，是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纺织一条街”上唯一存活的工厂。

　　温柔洁白的棉纱，像拉面一样，打着旋儿，整齐地堆积在塑料桶里。

　　在千里之外的高明，这些棉纱会变成彩色瀑布，然后在一望无际的缝纫机森林里变成昂贵的衬衫。20岁左右的小姑娘们做完衬衫，就嘻嘻哈哈地挤上班车，进城去，买便宜的衬衫。

　　几乎所有的厂房里都有空调。空调很必要，不仅让员工愉快，而且让他们的手不出汗，在新疆不会弄脏棉纱，在广东不会弄脏白衬衫。

　　Marjie的抱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从事制造业，都喜欢金融业、服务业，但是如果没有工厂制造东西，你投资到哪里去呢？”她的热情留住了一些人，但是更多的人还是离去了。她在溢达内刊的首页发出永远的教导，员工们仔细聆听她的话，如何生产、如何管理、如何做人。并不是所有在聆听的雇员都是为了学习。权威无法继承。所有的元老都在看着，看她怎么做得更好(这样子管理是不是有点婆婆妈妈？)。

　　外祖父蔡声白(当年庚子赔款第一批学员，30年代组建美亚织绸厂，小说《子夜》里吴荪甫的原型)说：“如果你下面的人没有好吃的，你就不算成功。”不仅要下面的人好吃的，她还要他们高兴。溢达的工厂提供福利和保险，按时付工资，自己在高明建污水处理厂和发电站，为了不污染地下水，拒绝在缺水的新疆建印染厂，用不同的方式赚钱。

　　在高明，听一场音乐会要坐好几小时的车。安静的小街上，灰腻的餐馆门口贴着“滋补猪胎盘”字样，一辆脏兮兮的小货车上贴满半裸女郎的照片。“异域婚俗探秘”，电影传单飘到街边堆积的垃圾上。一到下午，所有的人都在睡觉，餐馆的女服务员趴在油亮的桌子上，睡得都忘了收钱。

　　一个年轻人，如果对生活有更多的奢望，最终会选择扑向大城市。Marjie搬来了漂亮的别墅，搬来了空调，搬来了像模像样的晚会，污水处理厂和预防停电的发电厂，陈瑞献设计的纽约式的迎宾大厅。这些东西像一棵棵棕榈树落在沙漠里，但是她必须等待河流。

　　工厂的轰鸣把乡村变成城市，在这里制造衬衣，也制造野心勃勃、视野放宽的年轻人。每一代人都在随工厂而改变，也在改变着它们。

　　[反思]

　　工作的终极意义

　　公司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员工灌输一整套高超的理念，驱使他们竭尽犬马之劳、奉献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文 | 阿兰·德波顿

　　我对饼干发生了兴趣，于是前往伦敦以西的海斯镇。联合饼干公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它是英国饼干市场上的头号选手和第二大袋装坚果生产商，距离汉普顿宫金碧辉煌的殿堂仅有20分钟车程。英国人每年花费18亿英镑买饼干。

　　饼干公司的3层浅褐色砖楼建在一个商业广场上，5年前已归两家私人股权投资公司所有。其中的黑石集团的老总是一位著名的金融家，因曾买下曼哈顿历史上最昂贵的双层公寓而闻名。

　　许多人都知道花费一个下午去烘焙饼干是怎么一回事，因此看到居然有一家公司雇用5000名全职雇员去做这件事情，不免会大吃一惊。

　　本是一个人独立作业便可在自己厨房里完成的工作(预备烤炉、和面、书写标签)，在联合饼干公司被分割、形成固定流程，由所有工作人员分担。虽然公司人手的多寡均根据糖果和咸味小吃的销售额制定，用他们的专业术语来说，那就是占很大比例的职工已经离开了食品生产第一线。他们在仓库里管理叉车，或研究印在一包标准的盐味干果两侧的那80来个词儿是否得体。有些人学会了专门技能，会搜集并分析超市的销售记录，还有人每天都从事研究，探讨运输薄脆饼时如何尽量减少摩擦。

　　对劳动力持续不断的分工使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家公司的成功证实，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在20世纪初制定的效率原则似乎是正确的……在与部分职工的许多次令我困惑的谈话中，我渐渐意识到，如今在联合饼干公司，帕累托的乌托邦已成为真实的场景。

　　然而，不论将一下午的工作当作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来仔细分割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人们仍有理由怀疑这样做会带来何种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尤其是在天色昏暗的日子里，向东飘去的浮云低垂在海斯镇公司总部上空之时，人们不禁会问，这里的芸芸众生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生活的终极意义。

　　问题的真正焦点不在于烘焙饼干是否有意义，而是这类不断延伸、将5000人的生命细分到6个不同的加工地点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显得有意义。不论联合饼干公司的目标是多么合理，生产“温馨此刻”饼干以及同类产品的手段无疑需要热忱和自律，其程度并不逊于管理一所医院或成为芭蕾舞女所需要的热忱和自律。于是出现一个动机问题，即公司是否能够给自己的员工灌输一整套高超的理念，驱使他们在这些理念的感召下为公司竭尽犬马之劳、奉献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

　　一周以后，我接到联合饼干公司高级管理层的通知。他们同意我参观生产“温馨此刻”的工厂。走进主要生产车间，那种9块装成一盒的饼干，以每分钟1100块的速度从传送带上滚下。一个多维喷洒装置正在给“温馨此刻”裹上巧克力，另一部喷洒器为它们嵌入坚果碎屑。一部搅拌机在揉捏6000吨重的面团，而它旁边的一部奇妙的机器每小时可组装出35000个色彩鲜艳的饼干盒。

　　并非工人无法手工完成这些工作，实行机械化的原因在于人力已变得十分昂贵，厂方负担不起。为此经济学家制定出高超的法则，即雇佣几位工程师研制出三臂水压机，再解雇2/3的工人，付给他们失业救济金，让他们坐在家里看电视。这笔失业救济金正是用联合饼干公司一类的企业缴纳的企业增值税收益支付的。

　　这家工厂是一个经济实体，但它无疑也是一个建筑学、心理学、人种论的产物。人们会纳闷，不知道这家工厂在黑石集团的主人们是否意识到在比利时拥有一片土地以及200多人一生中的黄金年华的全部含义，不知道他们曼哈顿的办公室里浏览盈亏账目数字时，脑子里是否形象地闪过这些事实，亦不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时，他们会不会因为曾经投资与盈利无关的事业产生一种特别的喜悦、一种责任感。

　　早在18世纪，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便意识到商业社会的种种悖论和巨大成功意味着什么。商业社会看重贸易、奢侈的生活和私人财产，对于更高目标的追求则只是在嘴上说说而已。从一开始，商业社会的观察者们便惊恐地注意到，这类社会有两个最显著特征：一是财富的增长，二是精神的堕落。处于鼎盛时期的威尼斯正是这类社会，其次是荷兰，18世纪的英国是第3个。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仿效它们。

　　我沿着每星期运送“温馨此刻”的拖车走过的路线回到英格兰，这些车从工厂送货到联合饼干公司设在莱斯特郡的分销中心。快到达奥斯坦德时，我在一个加油站停车，前院里有一排排等着驶上穿越英吉利海峡渡船的货车。

　　我打开告别时鲍狄埃送给我的一盒“温馨此刻”，想到在一些企业中大量财富的积累与我们的内在的重要的需求没有多少关联，又由此想到在这些企业中人们难以逃脱手段的正当与目标的琐屑之间的失衡，因而在电脑终端和仓库里不免会陷入精神危机，会质问这一切有何意义。人们有几分绝望地思考自己劳作的不合理性，同时又崇尚由此而来的极大物质丰富。他们明白，表面上看起来像小孩子游戏的劳作实际上从来都是关系到生存的大事。这些想法似乎都牢牢嵌入一盒出乎意料地给人带来莫大安慰、粘糊糊的、裹着巧克力外皮的“温馨此刻”之中。

　　(摘自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的新书《工作颂歌》(The Pleasures and Sorrows of Work)，作者以哲学家的视角、小说家的笔触审视了当代职业的种种利弊)

　　[影评]

　　电影中的工人形象

　　在场的工人，缺席的主体。在电影史上，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几乎消逝了。从《摩登时代》到“血汗工厂”，卓别林的背影并没有走多远

　　文 | 本刊特约撰稿人  冯妮

　　1918年，英国的“喜剧之王”查理·卓别林来到了好莱坞，在电影《摩登时代》(Modern Times)里，向资本主义猛烈开炮，这同时也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做了绝佳诠释。

　　在这部让人笑到流泪的电影里，卓别林用他高度拟物化的肢体语言演绎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在疯狂的流水线上，大机器主宰了人的身体与精神。为了摆脱“物”的处境，卓别林只能去做一名流浪汉，或者罪犯。在影片的结尾处，他和女主角牵着手走向远方，向观众许诺了一个有希望的未来。

　　但“远方”在哪儿？“未来”又究竟是什么？1925年，前苏联著名导演爱森斯坦拍出了首部无声长片《罢工》(Stachka)，开创了蒙太奇的经典电影理论。《罢工》表现了1912年的俄国工人运动，一名工人遭到解雇并自杀，工人们跟雇主及警察展开冲突，“工人阶级首次作为反抗力量登上银幕”。通过将沙皇军队镇压工人的镜头与屠宰场里宰牛的镜头剪辑在一起，爱森斯坦表达了他的立场——“镇压”无异于“屠宰”。

　　1929年，维尔托夫拍摄了《持摄影机的人》，并开创了著名的“镜头眼”(Kino-eye)理论。观众跟随摄影机穿行于莫斯科，马车和电车在十字路口交叉而过，勤快的商人摇开了橱窗，黑黝黝的矿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主角，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被排除在外，每个人脸上都折射出城市之光，就连轰隆隆的大机器也分享了这种生机。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工业中资本所占比重的增加，以及日趋保守的政治气氛，使得个人价值成了电影表现的中心，中产阶级理想压倒了一切。好莱坞电影成了打造“美国梦”的星工厂，但从未停止反映过风起云涌的劳工问题。

　　1950年10月，美国倍耶德城锌矿工人爆发了持续15个月的大罢工，编剧威尔逊、导演毕波尔曼、罢工领导人以及矿工和他们的家属，经历了无数险阻，终于制成了非凡的电影《社会中坚》(Salt of the Earth，直译为“大地的盐”)。

　　著名纪录片女导演芭芭拉·库伯分别在1977年和1991年以《哈连郡》(Harlan Country，USA)和《美国梦》(American Dream)获得两座奥斯卡金像奖，是劳工议题电影中的经典之作。其中《美国梦》跨度1984年至1987年，纪录了明尼苏达州工人罢工的过程。库伯坚守现场，竭力呈现各方观点。她不仅拍摄了罢工者们的无所畏惧，也跟随其中几个妥协者，体验他们逼近警戒线时内心承受的巨大煎熬。

　　对于资本主义体系最具挑衅色彩的是导演迈克尔·摩尔，他1989年拍摄的纪录片《罗杰和我》讲述了通用汽车关闭密歇根州弗林特小镇的最大加工厂、导致3万人失业的故事。

　　不过，无论是左是右，批判还是纪实，中国工人在近二十年的电影银幕上几乎销声匿迹。在《千万不能忘记》、《纺织女工》、《大李老李小李》等电影里，工人和工会组织曾经被视作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如今一道缺席的还有他们的主体身份。即使中国电影市场总量都快100亿元了，富士康工人用摔得粉碎的身体告诉我们，他们哪儿也去不了，“摩登时代”(Modern Times)的前方其实是“吃人的时代”(Murder Times)……

　　2000年，长达9个小时的纪录片《铁西区》第一次近距离地触碰到了当代工人的现实境遇，这片一度辉煌过的沈阳重工业生产区如今变得荒凉颓败。

　　在顾长卫2005年的电影《孔雀》中，七八十年代的工厂和工人被处理成肮脏而麻木的气质，它们作为“体制”的一部分，共同构成了对“姐姐”的压抑。如果历史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清算，那我们如何从共和国六十年的工业实践中打捞出一些有意义的资源？

　　2008年，贾樟柯拍了《二十四城记》，通过对几个工人的访谈，讲述了从“国营420厂”到“华润地产”的变迁。遗憾的是，贾樟柯过分抒情地视角并没能触碰到更为坚硬的体制性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需要被讲述，但是，他们更需要亲自来讲述自身。更严峻的问题是，他们是否依然拥有自己的语言？他们如何去处理自身与历史、政治的关系？

　　一个阶级的消逝，随之而来的，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当然，它也会是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