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杂志五月封面图。

　　文/特约记者 雷振东 本刊记者唐 亮

　　下雨了，下雨了！

　　4月13日，随着几声闷雷，广西百色市阴暗的天空终于慷慨地落下久违的雨水。对于已经干了大半年的旱区而言，仅仅一场大雨对缓解旱情可能短期意义远大于长期意义，但是从孩子们欣喜若狂的脸上，我们看见了重燃的希望。

　　只有当你站在干枯见底的云南青海湖湖底上，你才能体会到这丝希望的珍贵：枯黄的水草、龟裂的泥土，横躺的鱼骨、成群结队的黄牛、水牛和毛驴，这就是如今湖底的景色。

　　有人说干旱是自然界给予人类最痛苦的惩罚，此言的确不虚。除了生理上的折磨，干旱也能把人的希望逐渐风干掉，就像晶莹剔透的葡萄，慢慢脱水、脱水、脱水，终于变成一小粒葡萄干。所以，在大旱灾区，你能看到纯真顽皮的孩子们都已经不再追打嬉戏了，这不是其他任何灾害所能带来的痛楚。

　　然而，面对这场百年大旱，更加痛苦的恐怕是一群当事或不当事的“旁观者”。这场旱情发于2009年秋，但是直到旱情持续许久，不知是谁才首先喃喃自语道：“好像很久没有下雨了。”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尖锐的讽刺。一方面，我们拥有先进的气象、气候预测、研究工具，我们甚至已经能够在3月预测出旱情可能会持续到5月、6月……但我们就是不能在旱情前达成一致意见，准确预测到这场灾难；另一方面，我们的灾防往往急功近利，缺乏反思，譬如所谓抗旱就是引水、找水、蓄水，除了水还是水，甚至已经有人预测此次西南大旱必将造成对生态湿地、地下水等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正是在如此被动的局面下，我们看到的是商人的迷失、企业的挣扎，乃至公共财政的力不从心。

　　显而易见，西南大旱的确是一场天灾，但我们也必须扪心自问。也许，我们最缺的并不是水，而是一种思考，关于气候决策的思考，我们需要在每场灾难之前就搞清楚，我们的风险在哪里、我们的预防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办。

　　气候决策，将是未来商业决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也是关系到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西南大旱应该是一个不晚的提醒。

　　旱！旱！旱！

　　“现在最好吃的是清汤鸡，只有用干的；麻辣汤鱼大家都高兴吃，也只有吃干的……”

　　——这是云南罗平县一场“旱灾婚礼”。由于村庄里的池塘早干了，新娘的老父亲提前两天从很远的地方运来8桶水筹备婚礼。30多桌席，没有一个杯子，青菜零星，客人们也通情达理，没有一个人向主人家要水喝。一个村民说，村里的油菜全部绝收，今年不指望什么了，但儿女结婚是大事，还是要尽力操办，日子还要过下去。

　　“老师教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但学生们都自己辛辛苦苦挑来水给我喝，我真是很感动，他们用行动证明他们是爱老师的。”

　　——这是云南禄劝县撒营盘镇坎饮小学一位老师的哽咽之言。当得知解放军叔叔驱车6小时前来为他们送水时，孩子们高兴坏了，分到水后都“耶”了起来，但他们都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一口水，一瓶纯净水能喝5天。就是这般困难，孩子们也为辛苦备课的老师留下一点点饮用水。

　　“现在海子干了，真有点不习惯，总觉得没有去海子打一转鱼缺了点什么。”

　　——这是云南青海湖边晒经村渔民刘永明的缺憾。他本来以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都会靠着青海湖打鱼为生，如今青海湖却彻底干涸见底，无鱼可打。不过，刘永明和他的儿子还是像往年枯水期一样整理着打鱼工具，期盼有朝一日能再次上湖，虽然刘永明早已是一位庄稼汉。

　　“出去吧，难道在这里等着渴死吗？出去打工赚了钱，买水喝。”

　　——这是云南阿猛镇水塘村村支书李少中对村民的动员词。李少中已经失去耐心，多次找水失败后，他流着眼泪，一家一家串访，劝村民们要么出去打工，要么投靠亲戚渡过难关。就这样，村里600多名青年在村支书的叹息中踏上背井离乡的路途，争取尽快挣了钱给家中老母买水。

　　云南昆明石林县6岁的杨云润每天都要步行去挑两担水，贵州息烽县69岁的村民周安会每天奔波于四处挖井取水，云南石林84岁的瞎眼婆婆也加入运水的挑水队……

　　如果不能亲历灾区，你很难体会到因为干渴而带来的痛苦与辛酸，以上向读者呈现的一幕幕，仍然不足以表达我们对灾区民生的心痛。

　　在这里，有两种错误的思想必须纠正：一种思想是以为旱区下了雨，旱情就会结束，事实上至少需要10场适时的大暴雨才能基本攻克旱情；另一种思想是以为旱情事不关己，仅限西南五省甚至是只在农村地区，事实上这场旱情的波及面，可能与青海湖边刘永明的遭遇类似，改变你的后半生和你的子孙后代的选择。

　　这一次西南大旱，旱动的波及面可能远远超乎你的想象。

　　2010年3月以来，旱情还波及广东、湖南、湖北、海南等地。其中，海南省三分之二市县出现严重干旱，万宁出现特大干旱。自2009年11月至2010年3月，海南省各县市降水量与30年内同期相比偏少四成至九成，降水偏少情况甚至可能延续到夏初。

　　超过2000万人饮水困难，5000多万人口受灾，西南大旱旱动中国。

　　链接1：西南大旱详情

　　灾演时局

　　旱情之重，让人首先对旱因展开想象。

　　看过美国灾难片《后天》的读者应该记得，片中男主角是一位气候学家，按照他的研究结果地球将在几十年内进入气候狂暴期。随着全球变暖学说的兴起，气候学家逐渐风行欧美，他们不仅频繁亮相于好莱坞大片，也广泛参与了全球经济力量的博弈，刚刚落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也是气候学家的舞台。

　　仅仅对天气预报颇为熟悉的中国人，因为百年罕见的西南大旱也对气候学家和他们干的事情产生兴趣。比如，他们想弄明白，为什么历史上潮湿多雨的云南竟然在2005、2008、2009、2010年多次出现旱情。

　　很快，人们注意到一个细节。2004年中国青年报曾刊表题为《2010中国气候突变？》的文章，指出美国全球商业网络咨询公司(简称GBN)受美国国防部委托，撰写了题为《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的报告。其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指出中国气候将在2010年前后由“南涝北旱”过渡为“南旱北涝”。

　　这条旧闻又重新活跃，网民们惊呼，原来西南大旱早在6年前就被预测。

　　事实上，这则报告的可信度是值得商榷的。首先报告的作者并不是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家，论据多引用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此外，这份报告所说的“南旱北涝”与目前西南大旱是否是一回事，至少国内尚无定论。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西南地区近年来大旱频繁，然而我们的企业、决策层竟然难以找到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气候报告作为相关决策的依据，更不用说将气候决策上升到经济战略、国家安全的水准。

　　北京大学经济与人类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周雷就指出：“我们应该千万警惕，西南旱灾之后，围绕水的反思和举措，成为替代其他反思的唯一途径。我们急需将一种知识融合的灾害研究及应对系统，立为中国的下一个基本国策，因为它关乎人的生命和国运的根本。”

　　事实上，我们已经为这种疏忽付出了惨痛代价。在很早以前，地质学界就对中国西部的断层忧虑重重，认为当地爆发大地震的可能性极高。如果我们就此在当地建筑物中更多地使用柔性材质，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都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而刚刚发生的青海玉树地震，则更加提示我们西部断层的危险。

　　显而易见，比旱情更严重的，是中国人对灾害的麻痹。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一千多年前孙刘联军依靠预测东风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了曹军，而他们的子孙拥有精密的气象研究工具，却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际的战略。

　　西南旱灾无疑具有一个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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