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主姓韩，此前几年，他一直驾驶装载几十吨的重型汽车，将此地的煤运往南方城市。他四十岁上下，精瘦且精明。他确实见多识广，谈吐不凡，嘴里常常吐出一些书面用语，这些用语都很“赶形势”。在这种地方能遇到这样的人，实属不易。

　　途中，我们经过了两个消逝的村庄：卧龙岗和黑龙贵。只有两个蓝色的类似交通标志的牌子，提醒人们此前这里是个村庄。可以想见，这些星罗棋布的矿坑和一座座矸石山下面，原本应该是房舍、蒙古包或羊圈。现在，这里是烟、火和灰尘的世界。从老韩的嘴里，我们听到了两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巧妙版本：第一，很多采煤企业，以“灭火工程”为由，名为灭火，实为采煤，这样一来，既赚了政府的灭火工程补贴，又挖了煤炭，赚了更多的钱；第二，迁走村庄，名为“退耕还草”，实际上是为拨开土层挖煤。

　　矿区就在前方。错眼间，环顾四周，仿佛置身于在勃留洛夫的画布上——在这位画家完成他那幅被誉为“俄罗斯绘画之光”的《庞贝城的末日》之前，在他刚刚画完那些化不开的浓烟和火光，还没来得及添上人物时的那块画布。

　　此处，目力所及皆是深沟浅壑，以及遮天蔽日的五颜六色的浓烟和星星点点的煤火。挖掘机轰鸣作响，缓慢而展示强壮似地兜着圈子、高扬巨铲，运煤车扬起黑色的灰尘，呛人的硫磺味随着寒风钻进鼻孔……这种狂飙突进、铺天盖地的发掘，还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的西进运动。从卧龙岗到乌海，四十多公里，到处都是这种火热的开采场景，最深的矿坑深达200多米，下面那些黄色的挖掘机看起来就像儿童玩具。

　　在这里，那些拥有煤矿的人们，无疑会深深眷恋着这块土地——挖出来就是金子，肉不能烂在锅里。不过，那些与煤矿无关者，恨不得马上插翅飞走。“将来我一定要把我的小孩弄出去，我相信这里的人活不过五十岁。”老韩说，“天上常常是有云彩也不下雨，有时候眼看着能下点雨，石灰矿还打防雨炮。天天喝烟喝土，没有一块土地上长草长树，人还怎么生存？”

　　“那是因为你没有煤矿吧，”我反驳他。“如果有了自己的煤矿，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不是的，不是的，”他近乎愤怒地驳斥我，“我绝对不是仇富。”——没错，他用了“仇富”这个词，你很难想到，这个满身油污的运输司机，会吐出这样一个词汇来——“我不是因为没有煤矿而眼红他们，不是这样的。你们不生活在这里，不知道这里到底有多糟，更不知道这里以前到底有多美！”

　　按他的描述，十年前的情形就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更不必提他小时候和他爷爷那时候了。“十年前的棋盘井，只有麻黄素厂和铁厂，那时候天蓝草青。‘风吹草低见牛羊’说的就是我们这里。”至于他爷爷那时候，骑马走路，草都能划到人的脸。

　　离矿区不足几里地的棋盘井工业园，则是另一副样子，看起来整洁，有序，干净。这块26平方公里的封闭式工业园区有电厂、硅铁、电石、工业硅等20多个高载能项目，象征着化工行业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管状设备林立着，除了几根必须冒烟的大烟囱，这里基本是清洁的——相邻的矿区与工业园区的对比是如此明显。

　　“那是因为这是白天，开着除尘设备，”老韩又说话了，“到了晚上，除尘设备一关，小轿车只能开远光灯，近光灯没用，根本就看不见路。”

　　穿越工业园，经过镇郊的一家夜总会，老韩讲了关于这家夜总会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故事：一个煤矿主曾在这里受到过不太友好的对待，第二天便带了一帮人，把场子砸了，然后问夜总会老板装修会花多少钱，老板答10万，煤老板给了他15万。待装修完毕后，煤矿主又带人过来全砸了，再问夜总会老板装修会花多少钱，老板答20万，他这次得到了25万。待装修完毕后又砸了一遍，再次补偿完装修款后，这事就了了。

　　这位见多识广而又充满了“异端思想”的司机，似乎把这里的一切都看透了，并厌倦这里的一切。有时候，我怀疑他提供的事实是否可信，至少有一些应该是偏激的——生活被某种东西毁掉的那些人，往往像他一样喜欢否定一切——但他的看法仍值得尊重，他可能代表着与财富无关或至少不那么密切相关的人们。

　　郑总

　　由于棋盘井煤矿集中，我们决定在此寻找上文提到的、我们计划中的另一种类型的业者。我们早已领教了在此地与这些几乎凭空出现的发迹者沟通的困难——你根本就找不到他们，在这种恶劣天气下，他们很可能已经去往中国的南方或者其他哪个温暖如春的国家，因此我们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过，我们还是深入了一家煤矿集团，并访问了该集团中一个最重要公司的总经理，这对我们是一个小小的补偿，虽然仍然要同意那个几乎千篇一律的要求，“不要提公司和我的真姓名”。

　　进大门的时候几乎畅通无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夸赞了门卫的火炉。我们进去登记的时候，确实觉得很暖和，这儿是煤矿，不缺煤烧，因此我们不但夸赞了他们的火炉，还夸赞了他们的煤。两个年轻的保安很高兴，甚至都没让我们登记。

　　进入宽敞而荒凉的煤矿内部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我们接连打听了五六个人，才在最后一个人的口中得知，这个公司的总经理郑总正在院子里。他指了指停在小卖部门口的那辆丰田霸道，说郑总正在小卖部里耍钱呢。我们决定打扰他的牌局。

　　小卖部看来是矿上开的，服务于这里的矿工和洗煤工人，显然太简陋了，以致于我们都没有注意到货架在哪里。在一个小配房里，有五六个人坐在床上，每人的屁股旁或脚边都放着一沓粉红色的百元大纱。

　　看见陌生人进来，他们纷纷藏起钞票——用屁股压住或用手赶紧拿在一旁。我们问，郑总在吗？一个穿着单薄西装的高个子问，你找他干嘛？我们明白了，此人就是郑总。于是我的同伴老刘盯着他大声说，想采访你。他马上很警觉，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滞了，所有人都盯着我们。他又问，你采访我什么？老刘说，采访你打扑克。说完哈哈大笑。接着，奇妙的一刻发生了：这个郑总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所有的人都跟着哈哈大笑起来，整个场景就像两个早已互慕其名但又互相防备的绿林豪强间的初次会面。

　　然后他就带我们到对面楼上的办公室去。他在前面走着，只穿着衬衫和西装，在冷风中大摇大摆，仿佛正行走在热带的某处海滩上，而我们穿着厚厚的棉服还冻得瑟瑟发抖呢。

　　他的办公室足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室内陈设简单，只有一桌，一椅，一排长沙发和一个宽大的书橱，那上面陈设简单，除了一摞打印纸以外再无他物。

　　于是我们开始聊他的老板——棋盘井的传奇人物钱老板。钱老板出身于农牧民家庭，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放牧牛羊，十几岁开始接触煤——赶着骡车运煤。二十几岁的时候，进了镇上的国营煤矿“跑供销”，在煤炭滞销的那些年景，由于他脑子活，人脉广，“协调能力强”，不但能卖光自家单位的煤炭，还能帮别的煤矿代销。靠着这种商业才华，他一步步得到提拔，最终成为煤矿的总经理，后来煤矿进行股份制改造，他便成为煤矿最大的股东。接下来，在上世纪90年代煤价走低的时候，通过大量的收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目前，他的企业形成了从挖煤、洗煤到炼焦的产业链——这位郑总将其描述为“循环经济”。

　　我们一再通过各种方式引导他，让他多谈谈他的老板，他的嘴里反来复去也就这几个词汇：“对员工好”、“有创新能力”、“有公德心”。他显然不太擅长表达，每个问题再往下谈一点往往都会陷入冷场，比如，“有创新能力”这一点，他只能说到——“原来只是挖煤，大头都让别人赚去了，于是老板就上了洗煤厂和焦化厂，这样我们也能赚这大头了。”显然，我们能看到他对老板发自内心的忠诚与尊敬，而且也能判断出他在本地人中已是个能干的经理人，否则不会是他管理着集团旗下最重要的公司——老板的亲弟弟也只是管理着另一家不太重要的公司。

　　在聊天过程中，这位郑总不断接电话，电话的内容多与“打钱”有关，数目都是上百万。不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时而靠在他那有着高高靠背的老板椅上，时而摊开双臂，将上身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仿佛他眼前根本就没有客人。看来他昨晚没少喝，而且睡眠也不太好。

　　而在将到来的夜里，睡不好的会是我们。凌晨三点多，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在隔壁客房中开始响起。我躺在床上，以为恶梦缠身，却又听得真真切切——类似大力锯木头的声音。这是一家位于这个西北矿业城镇角落的宾馆，宾馆价格很高，性价比却低得令人窝火。第二天结账时，总台的服务员们没人同意说在半夜里听到过什么声音，天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在鄂尔多斯生活的不到十天时间里，宾馆中持续到后半夜的吵闹已经习以为常，据说，在东胜的宾馆，多数宾客都是本地人，他们开房间只是为了打麻将耍钱。

　　当然，要真正客观公正地描述一个城市，只在他们的宾馆里住上十日是远远不够的。不过，任何一个个体对城市这类庞大事物的观察，难道不都是通过这种瞎子摸象的方式吗？无论如何，鄂尔多斯的矿山和城市的种种，仍可带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判断——它可能确实已经极其富庶，但尚未摆脱粗粝，或者说，它还没有完全发育成为一个“城市”，仍携带着只因矿藏和财富而诱使人群追逐而来的“聚居地”的某些特质。

　　米教授的故事

　　鄂尔多斯高原当然早已有煤。在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征略的时候，他们脚下便踩着这块巨大的煤田，或许行军路上的蒙古战士还曾多次用这儿的煤炭烧火锅(火锅也是来自蒙古战士的头盔，不管真假，这已众所周知)——毕竟这儿的煤层极浅，多为露天煤矿，而且极易点燃，没有人不会傻到连这样的可燃物都弃之不用。

　　放在地质史上而言，此处煤的历史跟任何地方煤的历史相差无几，比人类历史早得多。但令人奇怪的是，煤在这里真正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呼风唤雨的主角，还是这一二十年的事。

　　鄂尔多斯市已探明煤炭储量1496亿吨，约占全国总储量的六分之一。仅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东胜区，已探明的煤炭储量就高达115亿吨。鄂尔多斯市与陕北的榆林市一起，被称为中国的“能源走廊”。但在十多年前，当隔壁山西和陕北的煤炭已使人发家致富时，这里的煤炭却用来垒墙。

　　我们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本地知识分子——鄂尔多斯市委党校经济研究室的米万库教授。他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头发夹着些银丝，面相厚道，性格豪爽。就对这个城市的了解而言，他简直就是教父级的人物。

　　米万库说，上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的GDP是内蒙古各盟市的倒数第二，经济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经济社会状况，用“穷”就可完全概括。在鄂尔多斯的本地学者而言，就是在所有的交流场合，没有人在意他们在说什么。

　　这种状况在鄂尔多斯因煤致富之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2008年开始，鄂尔多斯开始受到空前的瞩目，米万库也因为研究“鄂尔多斯模式”而获得了论文一等奖。“现在，在各种交流会上，我们不想讲都不行了，因为下边是一片渴望的目光。”

　　靠研究“鄂尔多斯模式”而成名的米教授却直率地对我们说，鄂尔多斯“没有模式”、“没有秘方”，目前的一切只是因为有了煤，“如果没有煤，我们就什么也不是”。

　　“或许是鄂尔多斯人穷怕了，这让人们在主观上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只要经济能发展，那么任何政策如果能变通的，都可变通。”米万库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鄂尔多斯人明知道地下有着大量的“黑金”，却苦于没有资金开发，加上没有公路，即便是露天的煤炭也运不出去。随着华能、神华的到来，国家投资修建了包神铁路，这时候，机会来了——虽然这条铁路主要服务于国有大型煤矿的煤炭外运，但还是为鄂尔多斯开出了一条财富之路。此后，鄂尔多斯兴起了修路热，很多民间资本开始投入到修公路上，直到现在，这股修路热依然没有消退。铁路与公路突破了困扰鄂尔多斯最严重的瓶颈，让地下的财富跃出地面。

　　在交谈中，米教授体现出了对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深湛见解与洞察力，他了解世情，他的几个学生和几个亲戚也都是当地产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拥有的财富与他相比，简直就是大山与沙砾的区别。鄂尔多斯的社会结构是怪异的另类“哑铃型”——最清寒的中间部分，是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事业单位人员或公务员，富有的两端，一边是煤老板，一边是原来城郊的农牧民，他们因城市化或矿业发展所必须的征地而富得流油。

　　米万库也曾有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只是在那一瞬间与之擦肩而过——几乎在每一笔交易中，都有那么一个神奇的时刻，如果你错过那个神奇的时刻，你就与财富失之交臂了。当时，因煤炭滞销，他的一个学生想用11万元的低价将煤矿转让给他——由于这笔交易饱含着师生情分，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低价了，米万库的宅子就值15万，他当时完全可以卖掉宅子再买煤矿，这意味着还有4万元的盈余呢。他思考了一会儿，婉言谢绝了。结果，一年时间不到，这个煤矿价格翻了不止一百倍。

　　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极为平静的，只是自嘲地笑了笑。我无法揣测，这么多年来他的内心都有过什么感受，应该是五味杂陈。或许，这就是命运吧，上帝在那个“神奇的财富时刻”让他选择了“君子固穷”。

　　财富与梦想

　　东胜的很多地方会让你想到北京：街道很长很宽，建筑的“尺码”也似乎比别的城市大出半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几年前这个城市只有两条街道。

　　从拆迁废墟背后快速拔地而起的那些壮观建筑，你会窥见这个城市充裕的资本和它试图加速追赶北京、上海这类都市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有时看起来会相当有趣——这里真的有一个类似“水立方”的建筑物，看起来很像那种“膜结构”，在夜晚居然也能发出五颜六色、晶莹剔透的光芒。当然，此处不是什么“游泳中心”，而是一个洗浴中心。

　　远离东胜老城区近30公里的康巴什新区，是新的党政大楼所在地，由于此处有水源，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搬到了这里。市民来此办事需要花7元钱乘坐K21路公交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康巴什新区党政大楼前有一个巨大的成吉思汗广场，广场上有一组成吉思汗率军西征的巨型群雕，这群雕总表面积4800平方米，用480吨铜铸成。群雕前方有一组造型奇特的建筑，是鄂尔多斯博物馆、歌剧院、图书馆和文化中心。其中一座建筑的造型尤其特异，仿佛被切掉触须的软体动物。这座建筑的外壳，某种新型的建筑材料，有一部分已经剥落，掉在地面上摔碎了，使它看起来类似粗制的速成品。

　　康巴什新区所有公交车站的广告牌(在东胜老城区，这种广告牌也比比皆是)都是LED大屏幕电视广告牌，至少在现在，它们看起来还派不上太大的“广告”用场，因为在这个新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党政大楼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尚未入住的别墅区——我估计，至少几个小时才会有一个人盯上一眼广告牌。

　　整个东胜，就是一家永不闭幕的汽车博览会。“天气好的时候，坐在路口，世界上所有名贵的车，你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内看全。”党校的米教授说。本地车牌是”蒙K”，有人打趣说这就像鄂尔多斯的突然富庶，既猛且快。

　　这座只有30多万本地户籍人口的草原城市，如今又涌入了35万外乡人。他们循着煤的踪迹，嗅着金钱的味道而来——围绕着煤炭、化工原料和商业娱乐地产——为了赚得更多的金钱而去。由于煤矿主和外地商人太多，东胜的消费因此甚至比北京要高。我们遇到的所有宾馆前台小姐都会傲慢地告诉你，“我们东胜的房费就是高”，职业性的微笑则难得一见。

　　1980年代后期，党校的四层楼是东胜的标志性建筑，比盟政府还高，而现在，党校面临着拆迁——据米教授讲，准备拆除它的正是从这儿毕业的某位学生，眼下鄂尔多斯“四大集团”的某位董事长，他准备在此地兴建鄂尔多斯最高端的娱乐项目。在低矮的党校身后，30多层的高楼鳞次栉比，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低于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了。

　　鄂尔多斯地方财政的70%，是靠能源、化工等产品的初级加工带来的。本地经济格局长期以来的状况是利润的双向流失，即原料卖出去利润流失，深加工产品再进来，利润再次流失。除了以鄂尔多斯羊绒为代表的纺织业达到一定的高精度以外，缺乏成规模的制造业，能源、化工等产业尚处于半成品制造阶段。

　　一家汽车厂商前来投资的故事，从某种层面上折射了当地政府对于引入先进制造业的渴望：鄂尔多斯先是以近乎白送的价格，批给对方两千亩工业用地，供其建设五万辆级的组装厂区，后来又给了这个汽车厂商一块可以刨金的煤矿。

　　鄂尔多斯得到的回报如何呢？投产第一年，这个厂组装了两三辆汽车，后来就是每年几十辆的水平。这种业绩，几乎算是无所事事了。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吸引这家企业落户鄂尔多斯的，除了源源不断的“黑金”，还有坐地升值的财富游戏。现在，那个厂区所占的土地，已经增值到200-300万元/亩。

　　“政府现在很后悔，当初的地价相当于白送，还搭上了一个煤矿，而汽车制造业的梦想却遥遥无期。”鄂尔多斯市委党校米万库教授说。有消息已经传来，政府放话如果厂家依旧不让汽车形成产能，那他们在鄂尔多斯做煤老板的日子也不会太久了，“我们有权力让你的煤矿无法生产下去”。

　　但在更多领域，政府正在取得成就。他们正在引导鄂尔多斯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向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方向前进，比如煤变油、煤变气、天然气转为化工原料等。而伊泰、亿利资源和鄂尔多斯集团所从事的化工行业，其产业链的延伸更是前程可期。目前，即便只是初级产品的粗加工，一些企业的利润也已大幅提高，已初步扭转了利润双向流失的格局。我们在多处政府计划中看到，他们“十一五”之后的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将初级产品加工利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降到10%以下。

　　这是个虽仍粗粝但已胸怀大志、腰缠万贯之地，外乡人不应随意嘲弄鄂尔多斯试图闯进伟大城市的梦想，虽然转型或许会是艰难的，但在北中国这个新兴的财富空前汇聚之城，一切的野心与尝试，都不会缺乏实现的机会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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