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在2001年毅然退出《京都议定书》，但是其世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位置，使得UNFCCC还是希望其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美国。“美国不可能认可《京都议定书》，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能对美国起到强制作用且能让那些参加《京都议定书》的国家接受的新协议。”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院发言官迈克·沙纳罕告诉《商务周刊》，“哥本哈根峰会可以产生一个单独的国际协议把美国包含在内；或者也可以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制定一组新的目标，再加上一个可以覆盖美国的愿景以及民众适应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单独的新协议。”

　　有人在逃避也有人在投机

　　“国际社会确实对气候变暖问题讨论了很多，也期望为之做些事情。但真正把国际的法律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路还比较长。”吕学都说，“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在自己国内实现自行减排，毕竟国内排放量持续上升意味着技术水平没有提高，目前整个人类社会还没有找到根除气候变暖问题的药方。”

　　吕学都曾寄希望于环保技术领先的欧洲国家能够在《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催促下率先找到这张药方。“他们希望收集燃烧后排放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储藏在地下，以实现技术重点针对发电、化工冶炼、交通运输等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的减排。欧洲准备在2015年在整个欧洲推广10个这样的项目。”他说。

　　但吕学都所说的碳收集、埋藏技术，既有远虑也有近忧。工艺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和收集环节需要大量耗能，“如果效率不是很高，就成了‘资不抵债’”。而将碳以液态形式存储数以亿吨于地下，也可能会引起地质变化，发生地震等灾害。

　　实际上，正在应用的减排手段除了各国大力提倡的可再生能源，发达国家为了尽量弥补强制减排量和实际增排量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还经常会使用京都三机制中的清洁发展机制(CDM)。CDM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京都议定书》下关于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

　　“其实看现在实施的CDM，表面上让我们的一些企业通过出售减排量实现了经济利润，但是靠买卖完成减排任务，毕竟不是保护气候的初衷和最终目标。”吕学都说，“CDM是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权宜之计，可以促进跳跃式发展，也可以为发达国家国内减排量稍显不够时提供辅助式的帮助。但现在的情况是，他们主要靠CDM履约，让CDM成了发达国家偷懒的方法。”

　　这种本末倒置的解决之道，也催生了“排放权就是财富”的等式。“发达国家认为，按照国际公约要求的强制减排义务行事，就是要大量的投资。”张坤民说，“不管是过去的《京都议定书》还是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都变成了划分排放权限、甚至是金钱的讨价还价之地。”

　　“气候问题关系全球命运，

　　不要想着获得超公平的利益”

　　——专访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

　　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坤民

　　□ 记者 陈楠

　　《商务周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即将于12月7日召开，将与之前的《京都议定书》实现“双轨”并进，甚至有人将它形容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您对此次会议以及历次气候大会的变迁都是怎么看的？

　　张坤民：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召开以前，发达国家对于扼制气候变暖问题的态度比较积极，他们已意识到气候问题的存在。1989年，我参加了联合国在荷兰召开的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会议，当时刚成立不久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就在竭力推动这一议程。

　　既便如此，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谈判还是很艰苦。此轮谈判实际上开始于1991年，直至环发大会前夕才真正成稿，在里约会议上开放签署。

　　UNFCCC作为公约是比较原则性的，没有定量规定各国具体应该如何做。提出具体减排目标和做法的是1997年正式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但其真正生效却是在8年以后。

　　《京都议定书》迟迟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应该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部分转型国家)拖延不办。其中，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加拿大、澳大利亚态度消极，俄罗斯也是迟迟不签。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很快签署与核准了该议定书。

　　议定书中规定，2008到2012年，所有附件一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总体上要比1990年水平减少5.2%。但现实情况是，这些需要强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国家不仅没有完成减排义务，还增加了排放量。其中，只有英国、德国和法国及北欧几国情况略好一点，至少没有增加；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大量增加。数字显示，这期间，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量增加了约10%。

　　近期召开的会议虽然密集，但从巴厘岛会议到现在的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并没有谈成实质性的协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UNFCCC和《京都议定书》不会因此而完全倒台。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总会有所进展。当然，如果能敲定所有细节，那就是更大的胜利。

　　《商务周刊》：《京都议定书》似乎泾渭分明地把缔约国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南北两个方面，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是否因为强制义务而发生改变？南北双方的合作情况如何？

　　张坤民：总体来说，欧洲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比如，英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法国一直大量发展核电，北欧使用水力和风能等，他们有基础，同时对气候变化的感受也深。

　　美国就不那么合作，他们威胁退出UNFCCC，拒签《京都议定书》。说是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和他一样履行强制减排义务。这是借口，完全无视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实际上，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无非是想要建立另一套对美国有利的议定书。由于美国没有参与《京都议定书》，你要他参与气候讨论，他就要提出新的规则。可是，1992年的UNFCCC就摆在那里，美国并没有退出公约。公约之下的议定书仍然必须遵照公约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美国的做法只是一厢情愿的外交手腕而已。

　　奥巴马总统上台有利于美国参与气候合作，但民主、共和两党的政要们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因为换了总统就有根本性改变。因此，尽管美国的《清洁能源和安全法》在众议院得到通过，但在参议院能否通过也还有艰难的路程。

　　美国的科学家们还是比较明理的。美国有很强的科技基础，他有几位科学家登上了政治舞台，比如夏天的时候骆家辉和朱棣文来中国做过演讲，希望把重点放在两国的气候合作上。

　　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要比在会议上为本国利益争吵强得多。在合作中，大家都不要想着占对方的便宜，该付出的就要付出。比如在合理的贸易中，该付钱的地方就要付。毕竟气候问题关系着全球的命运，谁也不要想着捞到超出公平的利益。

　　其实，这种在公平合理条件下的合作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海岸线长，重要大中城市都在沿海地区，比如，上海的平均海拔高度是3米，对海平面上升相当敏感。我们尽管可以设想将来像荷兰那样修筑海堤，但经济实力很难承受。

　　《商务周刊》：目前世界各国都在试图为自己找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轨迹。那么，中国将如何走出自己的道路呢？

　　张坤民：过去我们就已经采取行动，如控制人口增长、坚持节能减排、加强植树造林等等，这些都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缓气候变化的“无悔行动”，这些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对我国的长期发展也是大有好处的。现在，IPCC已经发布了4次评估报告，人们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气候变化不是子虚乌有。虽然因为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创新带来困难，但在实践过程中，通过“政产学研”共同努力，加上合理有效的政策积极推广，让企业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让个人的消费观念向着低碳转变，把全国或本地区的力量调动起来。这个过程要有紧迫感，要有规划，不能一哄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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