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过去的《京都议定书》还是今年的哥本哈根会议，都变成了划分排放权限、划分发展空间或者资源，甚至是金钱的讨价还价之地”

　　□ 记者 陈楠

　　同样是一脸疲倦。10月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脸上的表情，与1年多以前出席巴厘岛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非常相似。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会议似乎总是以与会人的无精打采结束。

　　在曼谷举行的联合国2009年第四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上，德博埃尔无奈地表示：“本次谈判在技术层面有所推进，但在政策层面仍缺乏显著进展，严重的分歧仍然存在。”

　　“未见显著进展”和“严重的分歧”的背后，是持续两周的激烈博弈，而博弈的背后，则又是更为宏大的国际政经背景。“气候变化对每一个国家的影响都很大，节能减排早已是和经济、军事等并驾齐驱的世界政治武器。在制定气候变化的国际法规中，各国都在为自己争取利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室主任周宏春对《商务周刊》说，“参与的过程也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参见《商务周刊》2007年第10期封面故事《气候政治》)。

　　曼谷会议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把长达200页并包含大量待定内容的协议草案“精简”成50页左右的提案，以供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审议。

　　即将于12月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COP15)，是“巴厘岛路线图”的主要内容之一，与计划在今年完成第二承诺期谈判的《京都议定书》一起实现“双轨”并进。

　　站在气候变化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揣着既想稳定世界气候又要维护本国利益的心理，翘首以待12月7日的到来。

　　最长的遗书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曾说过，如果没有把那份200页的协议草案整理好，“它或许就成为历史上最长的遗书了”。但事实是，200页的草案文本在曼谷仅被压缩到了一半左右。不得不承认的是，太多次“未见显著进展”的国际气候会议，让哥本哈根大会“先天不足”。

　　德博埃尔在曼谷会议开始的第一天，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5个泰国孩子在他步入会场前，把5个装有泰铢的储蓄罐送到他手里，对他说，“储蓄罐寄托了泰国民众的希望，钱不多，权当是给气候的零用钱。”

　　“这是截至目前，仅有的一份实实在在摆到全球气候谈判桌上的资金。9000多泰铢(约合272.7美元)，全部由泰国普通百姓捐赠。而发达国家作为整体，一分钱都还没有拿出来。”与会的绿色和平成员王晓军表示。

　　实际上，2001年波恩气候大会就曾协定，到2005年，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变化援助资金4.2亿美元。“基本都是空头支票，那些发达国家的承诺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告诉《商务周刊》。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坤民则向《商务周刊》进一步解释：“发达国家头脑很精明，既承认自己有责任，但又不想照着UNFCCC里规定给附件一国家制定的强制减排义务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而UNFCCC明确了发展中国家履行公约的程度恰恰取决于这些附件一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程度。”

　　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进一步明确发达国家如何资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管理这笔资金。发达国家的欠账让哥本哈根会议只能从“0”起步筹划这笔虚无的援助金。

　　但最让哥本哈根负担沉重的，则是发达国家南辕北辙的减排口号和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按照《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其中各发达国家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新西兰、俄罗斯和乌克兰可将排放量稳定在1990年水平上。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很多国家不仅没有完成减排任务，还增加了排放量。其中只有英国、德国和法国以及北欧几国情况略好一点，至少没有增加，而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大量增加。数字显示，附件一国家的排放量反而比1990年增加了10%。”张坤民告诉记者，哥本哈根会议应当尽量避免这样毫无意义的红口白牙。

　　另起炉灶的美国

　　无论是对《京都议定书》欠账不还，还是明目张胆的叛离，随着气候政治的到来，每个国家都试图为自己撑起一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保护伞。

　　张坤民告诉记者：“发展中国家对UNFCCC以及《京都议定书》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积极的。”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努力在诸如世界经济等国际政治舞台，以及WTO、IMF等组织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而几乎与中国新经济浪潮同步诞生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了帮助中国稳固大国地位的股肱之臣。

　　“中国在推动制定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吕学都说，“UNFCCC及《京都议定书》中大量的条款都是根据我们提出的提案发展而来的；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方案或决定中，很多是依据我们提出的草案和方案。”

　　实际上，中国也在十几年的努力后，成为了解决国际气候问题的“权威专家”。“很多会议如果中国代表没有说明不参加，那么就要等中国的代表到场才能开始。负责谈判的秘书都记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最主要国家代表的手机号，以便随时找到我们。”一位亲身参与多次国际气候大会的内部人士告诉《商务周刊》。

　　此外，饱受气候变化威胁的欧洲各国则更是国际气候变化会议的常客。

　　“欧洲的态度总体来说也还可以。比如英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法国大量使用核电，北欧使用水利和风能等。”张坤民说。

　　欧洲的态度总体来说也还可以。比如英国积极出台相应政策，法国大量使用核电，北欧使用水利和风能等。”张坤民说。

　　实际上，欧洲的态度也源自于其自身发达的环保技术和民众高度的环保意识。“他们在环保经济和技术上有优势，也希望借助世界气候议题继续保持自己在这方面的优势。”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王曦对《商务周刊》分析，“欧洲国家发展环保，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获利的。”

　　习惯大手大脚烧油的美国人让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及其所在的民主党头疼不已。尽管戈尔在1993年和1996年提出了《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以及联合国《日内瓦宣言》的蓝本，并积极穿梭在世界气候大会的会场中，但仅有的这一抹“绿”在共和党小布什上台后也被清扫殆尽。

　　尽管共和党在2007年12月最终向“巴厘岛路线图”妥协，但当2009年民主党再次执政以及“绿色总统”奥巴马上任时，人们曾经期盼美国有回归《京都议定书》的可能。实际情况却是，戈尔以及民主党确实热衷世界气候问题，但他们似乎更倾向于用美国的方式解决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奥巴马提出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而戈尔对其在哥本哈根大会之前通过参议院审定充满信心。这个让戈尔称赞有加的法案里还包含着“碳关税”，即2025年后对那些来自没有制定“排放上限”国家的高耗能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这与《京都议定书》中的‘发达国家采取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不应该、不能够，而且要避免对发展中国家构成影响’的条款是完全背离的。”吕学都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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