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州和温州人的思考

　　□本报记者 张志勇 叶正积

　　编者按：

　　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新编发本报记者采访温州的稿件。这篇稿件虽然已在2002年7月17日本报发表过，但今天又重新刊发，其寓意就是探寻中国民营经济的内在动因，回答是什么力量使得中国的民营企业生生不息，其内在的自身规律到底是什么，它的发展符合什么样的规律，不仅仅只是来自上层建筑，它遵循了什么经济规律和商业法则。在落实“非公经济36条”中，使我们更好地去认知其发展的奥秘所在。

　　这就是我们重新转发这篇已发过稿件的初衷。

　　是什么力量使温州在20多年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什么力量让温州人释放无穷的活力？是什么力量使小作坊式的家庭工业，成为具有在传统工业基础上的大合作的现代工业？是什么力量使小打小闹的产品，变成遍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占有龙头地位的大市场。

　　打开温州的历史，会发现这里是一个即闭塞又开放的区域。20世纪50年代是对台前线，60年代是文革火线，70年代是建设短线，当时的情况是“三少一差”，即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可用资源少，交通条件差。从建国后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只有6.55亿元，温州人在人均不到半亩的耕地上搞饭吃，“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是当时温州人的真实写照。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温州如一座火山，喷发出无穷的活力。温州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晴雨表，也有人说：温州的市场经济，代表了中国的改革方向。温州人靠自己的实践，让世人刮目相看。温州人凭自己对商业精明的热恋和勤劳，创造了财富，赢得了财富。温州人以其特有的传奇魅力，创造了温州的奇迹。

　　温州，这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市，这个不断创造奇迹的城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实在是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个究竟。

　　天底下没有温州人

　　不做的生意

　　在北京攻读完M BA的潘佩聪，在她还不到30岁的时候，就一心想进入文化产业，她笑称自己是温州进入文化产业的第一人。类似这样的第一人，在温州举不胜举。

　　眼前的潘佩聪是一个看上去显得有几分柔顺和弱小的女子，让人无法想像的是，当年只有16岁的她，竟单枪匹马赴上海成功地讨回30万元货款；在她18岁那年，父母去了欧洲，她充当了准父母的领导角色，硬是单独将企业和家族支撑了1年多，技术含量高并填补国内空白的在线分析系统产品，就是由她组织内外力量开发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