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身股：温情的利剑(2)

　　通常来说，企业(商号)的主要职工(并非全部职工)可以顶零点几厘到几厘，以至一股的股份，股份的多少由财东根据职工任职时间、能力、贡献大小来决定，一般是大掌柜(总经理)顶一股或九厘，二掌柜(副总经理)顶八厘、七厘，会计主任顶五厘、四厘，一般职员可顶三四厘或一二厘。每逢账期(3-4年),可增加1～2厘,增至一股为限。学徒工不可以顶股。在一个财期(3-4年)结束时，“人身股”与财东的资本股一起参加分红。以日升昌票号为例:将实缴资本分为30股,将经理及其伙友的顶身股分为40股，分红时即按70股平均分配。企业的经营利润要按股份平分,身股与银股并重，但企业的经营亏损却完全由财东承担,顶身股者不承亏赔责任。

　　随着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顶身股的员工越来越多,同时每个员工所顶的股份也越来越多,身股的比例有时候甚至超过银股，身股获得的分红也超过银股的分红。例如，大德通票号1888年有银股20股，身股9.7股，每股分850两白银，东家1.7万两，打工者7700两。至1908年，银股仍为20股，身股却增加到了23.95股，每股分红1.7万两白银，东家分得的34万两比顶身股者的40.288万两少了很多。

　　顶身股制度的结果是双赢，对东家来说，虽然其红利的一半以上分给了员工，但实际所分红利是20年前的20倍。而具体到每一位顶身股者，那也是一笔不少的银子。比如大德通的一位有名望的经理高钰，在1888年时，他只顶三厘身股，只分得255两白银。到1908年时，他所顶的身股已达1股，那么分红就是1.7万两白银。有了这么多的银子，他虽仍是个打工者，却由自食其力的普通百姓一跃进入富人行列。

　　更重要的是，一半或更多的商业红利被顶身股的打工者分吃，意味着不少的打工者能够与资本家一起共同分享赚来的财富。此种情况下，作为顶有身股的打工者，自然是不愿轻易辞职“跳槽”的，因为按规定,顶身股者一旦自己请辞出号或渎职被逐，那身股也就自然没有了，每个帐期相当于工资数倍、数十倍的红利自然也就不能继续了。十年学徒，四年一个帐期，那来之不易的身股若轻易失去，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得重新从头开始，即使能进入新的商号，是否顶身股，顶多少，都要重新评估，并不因为曾经顶多少身股而理所当然享有同样待遇，更不会在原顶身股上轻易增加。何况，新商号对“跳槽”者并不真心相信，对以往的背叛和渎职，往往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所以，轻易“跳槽”对打工者而言，无疑是种自残行为，不只自己银子大受损失，个人形象和信誉也大打折扣，其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巨大的。

　　一举数得的“花红”制

　　晋商更为高明的管理谋略还表现为花红制度的设定，真可谓一石三鸟，一举多得。

　　金融业务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山西的票号商们在帐期分红时不是只顾分红，不管未来风险的。基于未雨绸缪的考虑，一般要从红利中预提一定数额的资金，作为弥补未来意外损失的风险基金。此笔款项是总号在每次帐期决算后，依据纯利润的多少按预定比例、对应各分号掌柜计提的一定金额的损失赔偿准备基金，此项基金称为“花红”或者“护本”。此款专项存储于企业，并支付一定的利息，一旦出现事故，便以此作为补偿。这样分号掌柜就有一定的资金基础可用以填补损失赔偿之需，以免票号受损。如果及至分号掌柜任期届满退休时未出现意外事故，则连本带利一并付给分号掌柜。

　　随着分号掌柜工作年限的增长，在企业中积存的“花红”会越来越多，离任时可以本息一起拿走，这相当于一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退休补助金。同时，花红越多，离职或跳槽的机会成本就越大，促使他长期稳定地为企业出力，起到了一般激励方式所没有的作用。这的确是山西票号极具特色的一举多得之策，仅此一项制度就同时达到了抵御风险、有效激励和留住人才三项功效，可谓事半功倍。

　　此外，顶有身股的职工不仅在职可以享受分红，退休后身股可以照旧分红，死亡之后仍可以享受一个或二个会计年度的分红，叫“故股”。

　　如此优厚的待遇和精密的设计，极大的保证了打工者的利益，尤其是打工者中骨干的利益。优秀的打工者们虽不能与东家的巨富相比，但也彻底告别了贫困。如果他们用这些银子继续入股，参与经营，那银子生银子，实现暴富的梦完全有可能。所以，晋中还有句流行语，“家中有个票号郎,强过七品空堂皇。”

　　有句话说得好，高工资才是低成本。晋商的身股制看似充满了温情，却成就了最强悍的商业竞争力，实则是把锋利无比的利剑。通过这把利剑，晋商的财东们用温情的手腕笼络住了打工者中的骨干，使得他们大多数愿意与商号共命运，也就等于稳定了整个打工者队伍，从而保证了商号的稳定和发展。至于个别的“跳槽”者，也不会给商号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而那些尚未顶身股者，当然不会只满足那些并不算优厚的“辛金”(是年辛制,按年发放。辛金,是辛苦钱的意思)，他们除了拼命做业务，加“辛金”，挣身股外，还会做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