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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例子是沈阳有两家厂，一家变压器厂，归机械部管；一家冶炼厂，归冶金部管。结果变压器厂需要的铜由机械部从云南等地大批量运来，而冶炼厂生产的铜由冶金部分配到全国各地。一墙之隔的两家企业不能横向联系，造成大量物资、时间的浪费。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夏天很热，五、六十年代企业要买防暑降温设备，须经11个部门审批，等到批完了，夏天也过去了。

　　“计划经济是审批经济，没有审批就不能干。”年轻的高尚全深感计划经济给生产和企业带来的制约，“但当时要往哪个方向改，都还不清楚。”虽然有困惑和迷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

　　1956年，高尚全还在第一机械工业部政策研究室工作时，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他在1956年10月23日那一天，发现了一机部的招待所住了1440个人，这些人都是来找部里办事的。“因为企业它没有人了要找部里，没有原材料了要找部里，没有配件的配套协作产品它也要找，没电了、没煤了都要找，什么事情都要找到部里。一机部的二局，一年发了多少文件呢？发了八吨纸。”

　　当时的高尚全只有27岁，年轻人总是不平而鸣的：“这种体制怎么行呢？这个好像是企业没有自主权，盖个厕所也要批。”于是他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还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上发表了。有一个画家配了一个漫画，说企业买一个打字机都要坐着火车跑到部里审批。

　　然后，在那个年代，人们还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他的这篇文章立马引来了很多攻击。有人贴大字报批判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那不是修正主义吗？

　　1956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这个事情，高尚全差点被打成了右派。

　　探索改革之路

　　尽管面临着种种不确定的风险，高尚全依然坚定地主张改革，并在政策上不断探索改革的可能，思考改革的走向。中国改革中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有他参与的身影。许多现在耳熟能详的经济名词，都出自他研究和深思之后的提议。

　　1984年，他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被写进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

　　1987年， 他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和方法，并不反映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并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等建议，被吸收进十三大报告中；

　　1993年，他参与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提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他的这一提议也被写进《决定》；

　　2000年3月，他第一次提出正确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越位”、“缺位”、和“错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