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中国企业家何时摆脱弱者思维

　　王育琨

　　几年前，一个企业家跟经济学家吴敬琏老师交流说，知道给当权者送礼获得批条不对，可是不送礼他又没法做事，因此想请吴老师给指一条明路。吴老师当时说，你去送礼是不对的，你可以好好地跟他谈谈心，大家都是为国家建设出力嘛。

　　几年过去了，吴老师对当年的说法之软弱无力还是耿耿于怀，以至于在日前的一个论坛上重提这件事。他说，如果是今天，他给那个企业家的建议是：如果人人迁就环境，环境就永远得不到改善；从我做起，不同流合污，就是改造环境的一种力量。吴敬琏老师的这个点评，看上去跟几年前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是却突出了他对企业家力量的信心。在他眼里，企业家既然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财富，自然可以主动地去改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体制。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不安全感和恐惧感统慑了企业家的心灵。柳传志曾经概括说，中国商界是一片沼泽地，说不准什么地方踏不实就要深陷下去。揣着现金去拜访掌握权势的人，却不知怎么送出去，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想想都后怕。许多时候，明知不仁也要强为之，明知有陷阱也要往下跳，否则就不能成事。这惊险一跳，生出百样企业家。

　　概括来看有5种可能性：他的追求和突破没有带来利润，自己却成了先烈；他的突破和追求不能落地，他成了空想家；他的突破和追求危害了社会，他就成了骗子；他的追求和突破对已有资源进行创造性组合，既为社会接受，又带来利润，他就成了英雄；他的突破和追求，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升全人类的福利层次，那么他成了无疆的强者，一名伟大的企业公民。在这5种宿命之中，前三种占了大多数，后两种是绝对的少数。从人数来讲，现在走到前台的企业家，绝对是少数，大多数沉没下去了，永远沉下去了。

　　就是那些少数成功了的企业英雄，不管他们后来做企业如何光明正大，但是那惊险一跳的隐忍和果断，还是留下一点点尾巴。好事者什么时候想提起来抖一抖，你都没办法。或许就因此故，许多企业家选择了躲避。

　　对照一下《福布斯》富豪榜与胡润富豪榜，研究一下前100名，你会发现一个很令人奇怪的现象：许多人已经拥有了美国、

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身份，顶不济也弄个中国香港的身份。他们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还是出身于农民。全球各地都在张开臂膀欢迎中国的富豪，欢迎这些准备把财富汇集到他们国家的人。

　　积累了财富便改变国籍，这种现象很值得国人反思。

　　企业家是一国的脊梁。他们不仅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且教化了员工和社会。一个1万人的公司，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的人群，就可以达100万人。这时，企业家如果还是弱者思维当头，还在那里被动地等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是作为一个强者促成环境的变化，将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这不是伦理问题，这是一个企业家内在良心和责任自觉的问题。

　　亨利·福特不仅成功地生产出了T型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人们带入汽车新时代，他在自己的公司开创性地实行了最低日工资5美元的薪酬制度，突破了商业的天条，由此培养出一大批美国中产阶级。

　　福特从来是把商业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把握。长久的企业实践，使福特比那些

公务员更深刻地理解市场体制，更知道哪里对和错，因此他要站出来告诉那些自以为是的官员：

　　“合众国的一切，诸如土地、人民、政府和企业，都只是人们选择的使自己生存更有意义的方式。政府永远只能作为人民的公仆，除此之外他别无选择。倘使人民成了政府的附属物，报复的法则便开始起作用——因为这是一种缺乏道德的、反自然、反人性的关系。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是我们生活必需的，二者作为仆人被人们需要，就像水和米一样不可或缺。然而一旦他们成为主人，自然法则就遭到破坏”。

　　福特的深刻在于，他洞悉了一国社会经济体制架构的根本：政府和公司都是提升一国人民福利层次的手段，都是公仆。一旦仆人成了主人，违背了自然法则，就是乱伦，就必然要遭到报应。

　　因为弱者心态，中国企业家明显缺乏亨利·福特那样的责任自觉。人活一世，都是带着使命来的。那些强势企业家的动力之源，正是对自己人生使命的觉醒。一旦企业家跳出自利的小圈套，到达提升人类福利的层次，他的心灵就会变得足够强大，便可以成为一切的根源，便可以创造一切、享受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