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改革开放30年

　　□记者 冯禹丁

　　接受完《商务周刊》的采访，蔡国雄起身从餐厅离开时，竟粗心到忘记拿椅背上的西装。但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历史，他几乎能记住所有的纤毫细节。

　　“打桥牌需要好的记忆力。”蔡说。这位爱笑的前摩托罗拉公司全球资深副总裁、亚太区财务策略总监，保持着可亲的孩童性格，桥牌与集邮是他平生两大爱好。2003年至今，他以中国的邮品参加亚洲及国际的集邮大赛，四次荣获亚洲金奖，三次获得世界锦标赛的金牌。而身为世界智力运动联盟副主席、世界桥牌联盟副主席，蔡国雄又是一名顶尖的桥牌高手，他的牌友包括巴菲特、比尔·盖茨和多名中国领导人。

　　这位桥牌大师的另一殊荣是“跨国公司与中国的桥梁”。蔡国雄1969年便加入摩托罗拉半导体部，1982年被提升为亚太区财务部经理，1988年升任亚太区公司财务总监。6年后，蔡国雄被任命为摩托罗拉总公司副总裁。1997年被提升为摩托罗拉全球资深副总裁，2003年退休。在效力摩托罗拉的34年职业生涯中，他亲历了摩托罗拉如何因国际化而走到全盛时代，参与或主导了其在亚洲的所有投资。其中，斡旋与推动摩托罗拉抓住改革开放的良机来到中国成功投资是其最得意之作，而“桥牌外交”屡屡在关键时刻成为独门利器。

　　如今的蔡国雄在中国的政商两界依然活跃不减当年，他现在的身份有摩托罗拉高级顾问、香港特区全国政协委员、新加坡环球联盟信托人兼董事、香港南丰集团顾问、新加坡天津会会长、邦基中国顾问委员会主席、环球策略集团董事长、中国金融租赁集团主席等。

　　对于中国，对于天津，蔡国雄已经有一种很深的情结。他在1998年拿出10万元领养一只大熊猫“明明”时，特意取了父亲名字中的“明”字。2000年，他参与推动了国务院18号文《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出台。2004 年，他积极呼吁中国要在珠三角及长三角经济发展圈成熟后，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环渤海经济圈。2005年，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出了“两税合一”的提案。如今，他又提出《关于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世界手机工业中心》等提案。两年前，他参与促成了天津市与新加坡吉宝集团联合发展天津城镇的协议，并组织成立“新加坡天津会”，全力协助中新两国建设好天津生态城项目，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在中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蔡国雄在上海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采访。

　　《商务周刊》：摩托罗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之一，也曾经是最成功的典范。我们知道您参与促成了当年摩托罗拉来中国的投资，也是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设厂的考察与决策者之一，并参与撰写了投资可行性分析。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形是怎样的？

　　蔡国雄：很久以前的历史了。我是1969年加入摩托罗拉的，那时候它刚开始国际化，1970—1980年代在亚洲的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地方都建了超过5000人的附属公司和生产中心。早在1984—1985年，摩托罗拉的无线通信部门，也就是后来手机传呼机部门的前身，曾经到中国来和南京的熊猫无线电厂洽谈建立合资企业，谈了一年多也谈不来，因为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没有战略性和前瞻性，也没有进入中国的资源。

　　摩托罗拉和中国的实质性接触应该是在1986年。那是1月份，很冷，每年春节刚过我都要去芝加哥总部跟我老板做年度汇报。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接了个电话，然后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高尔文先生(罗伯特·高尔文，时任摩托罗拉CEO)要找我。我也很奇怪。我上到他所在的12楼，敲门，“高尔文先生。”他说，“不不，叫我鲍伯好了。”然后他让我坐下，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

　　那时候在中国投资对摩托罗拉来说是很敏感的，因为当时美国高新科技公司在共产主义国家投资是不大可能的，摩托罗拉当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都没有来往。所以老高尔文问我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很重要，要答不好，可能已经被炒鱿鱼了。他问我是因为我常来中国，他也知道我由于打桥牌和中国领导人见过面。我当时回答说，或许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实行改革开放是实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个目标的首选之路，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会拥护执政党。

　　我回答完以后，他的反应是比较开心的，可能我说中他心里的话了。他说了一句至今我还有印象的话——“我们可以做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人类创造财富。”所以他看出来中国共产党要为人民创造财富，这是双方的一个契合点。这次谈话之后我就想，我们会不会在中国大展拳脚呢？果然，9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指令，说老高尔文先生要去中国，我是随行人员之一。当时我刚从半导体部到亚太区，还只是亚太区管总部财务的经理，能安排在其中也是很大的光荣。

　　所以1986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老高尔文10月份来了中国，我们一行只有5个人，除了我俩，还有一位负责国际业务的行政副总裁，一名刚在中国聘请的公关经理，另外一个重要的人是小高尔文。那一年小高尔文才36岁，是传呼机部门的副总裁。那次我们见了电子工业部的李铁映部长、铁道部的丁关根部长，也来上海见了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很凑巧，不久以后，他们都成为了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那一次老高尔文做了很充分的准备，问的问题都很深入。到我们走的时候他已经说一定要来中国投资。

　　回去后1987年年初，老高尔文就组织了一个中国考察团，成员包括各主要产品部门，即机械电子工业部门、半导体部门和通信部门的4名主管，加上财务、法律和人事3个总部的副总裁，我是其中财务部门的代表，再加上前面说的行政副总裁，一行8个人来中国做市场调研，研究怎么来中国投资，要拿出一个详尽的商业计划。

　　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得出了一些结论。第一，我们认为要在中国投资，必须是独资企业，不能做合资企业。因为摩托罗拉从来不懂怎样合资，也不懂中国。有两个不明朗的因素，我们必须去掉一个不明朗因素，而且在这个行业当时国内也没有其他的合作伙伴可以跟我们匹配资源；

　　第二，我们应该坚持企业里不设工会，我们要和员工直接沟通，不希望通过一个媒介。

　　《商务周刊》：那么摩托罗拉决定来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因究竟是什么？和之前它在亚洲的投资相同吗？

　　蔡国雄：不一样。当时我们不仅是看中了中国的人力资本，更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那个报告里面有重要的内容是论证到底中国有没有一个很大的市场，值得摩托罗拉去做一个高达几亿美元的重大投资——当时的几亿美元是非常大的投资了。我们的结论是，绝对有，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通信需求很大，那时候中国的电话普及率是每百人少于5部，如果经济发展快的话，电话的需求会很大。但是当时中国的电话都是通信局的，我们不可以卖电话，不过我们可以卖给中国人半个电话，就是传呼机。那时候长远来说，对摩托罗拉最重要的还是半导体，所以第一笔投资是半导体和传呼机，之后才是移动电话。

　　《商务周刊》：后来摩托罗拉为什么选址天津，而没有选择在东南沿海开放地区建厂？

　　蔡国雄：最困难的是选址。到1988年左右，上述两个条件中，独资企业中国政府同意了，直接与员工沟通也获得批准了，整个商业计划都没有问题了。但中国这么大，到底去哪里投资？那时候只开放了南方沿海几个城市，上海都没有开放。我们首先否定了深圳，因为我们在香港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半导体生产基地，那里是亚太区的半个总部了。我们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地区性，中国太大了，不可能只有一个经济发展中心。我们也考虑到回归以后，香港将变成中国南方的一个经济重镇，中国还将在中部和北部打造经济中心。我们可以选择厦门，后来天津又加进来。选厦门还是天津，我们考虑了很久，那时候厦门比天津开放得多，有一个很好的工业园区，有外企比如柯达在那里已经是成功的范例。另一个我们考虑的因素是，在厦门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人才调来，这些人才绝大部分是福建人。所以一开始我们8个人里面支持在厦门建厂的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