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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纵横

灵魂深处的呼唤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8月16日 17:55 《管理学家》

  提起科学管理,人们头脑里往往浮现的第一幕就是,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冷峻刚毅的面庞上那坚定如炬的深邃目光,以及他坚持不懈地到处宣讲泰罗制理念的执著精神。另外,吉尔布雷斯夫妇把动作研究推向极致而给大家带来的戏剧性氛围,也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开管理学一代先河的大师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对于工作的尽职尽责、苛求完美的态度,令人钦佩不已。但是,与此同时,也不难发现,他们身上这种认真到了极致的精神,也会让我们这些习惯了另一种氛围的人们,多少感到有点不自在。甚至还会有人直言不讳——干嘛那么迂腐?犯得着吗?

  泰罗和他的忠实追随者们,都把效率放在第一优先的位置上。时间是他们的分析尺度,秒表是他们的基本工具。“效率至上”的原则不但体现在工作中,也深深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泰罗测量自己的脚步间距,计算步子,用最省力的办法步行上班。在流行高筒带扣皮鞋的年代里,他经常穿的却是一种松紧带边的无带扣便鞋,以节省系扣的时间。他热爱体育运动,不喝茶和咖啡,也不抽烟,因为这些嗜好会影响他的运动效果。吉尔布雷斯较之泰罗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节省四秒钟时间,他一反通常从上向下系扣子的习惯,而从下往上系。因为他用秒表多次测算,发现从下到上扣需要三秒钟,而从上到下却要七秒钟。更有趣的是,吉尔布雷斯还试验过用两把剃须刀同时刮胡子,但是最终却放弃了这一做法。因为他发现用两把剃刀刮胡子固然可以节省44秒钟,但刮出伤口的概率却会大幅度上升,而处理一个伤口需要两分钟。孩子们在回忆录中说,他们的父亲并不是因为伤口而烦恼,而是因为失去了宝贵的两分钟时间。

  很多人读完上述管理大师身上的逸闻趣事后会莞尔一笑,将之理解为个人的癖好,不再深究,或是把它简单地当做科学管理这场严肃、庄重的交响乐中间的一段轻松、诙谐的插曲罢了。但是,如果我们将观察、思考问题的视角换一个角度,却可以收到耳目一新、管窥全豹甚至豁然开朗的效果。从心理学的研究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到他的整个价值观的影响。而价值观的形成是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家庭、社会的影响至关重要。依据这一结论,我们考察群星灿烂的科学管理时代的大师们:由教父般的泰罗、“最最正统”的巴思、“最不正统”的甘特、“黄金搭档”吉尔布雷斯夫妇、虔诚的长老会牧师之子埃默森和泰罗最器重的库克等人组成的

超豪华阵容。这一团队明显地体现了新教所崇尚的务实、勤俭、严于律己的精神,每个人都堪称是模范的基督徒,是体现了上帝荣耀的优秀选民。为了更加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跳出科学管理自身狭隘的圈子,把视野放得更加开阔一些。揭开覆盖在科学管理之上的那件理性主义的外衣,呈现出其内部藏而不露的由新教精神滋养成的灵魂。

  众所周知,新教产生于宗教改革之后。为了反对天主教的腐败和日益权贵化,由德国人路德首先对天主教发难,要求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停止兜售赎罪符。加尔文受路德改革思想的鼓舞,在日内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路德一个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所提出的“天职”概念。“天职”(vocation)在汉语中一般把它译为“职业”。但是,汉语中的职业一词,很难传递出“天职”中的神韵。这个词本来对应于英语中的calling(神召)一词,内含一个宗教上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个词是对包括科学管理时期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时代进行分析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切入点。这一点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观念是如何成为历史上的有效力量”的。

  把自己的职业看成是完成上帝交付的任务,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加尔文所倡导的“预定说”。所谓“预定说”指的是:由于原罪,人都是需要救赎的。然而这种救赎是弥足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只有那些被上帝特别拣选的人才能得到。生活在尘世中的人都渴望得到上帝的恩宠,成为幸运儿。而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如何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所拣选,正处于恩宠状态。为解决这一问题,加尔文提倡过一种完全禁欲的生活。而世俗生活中最有效的禁欲活动就是劳动。一个理想的清教徒就是一个将一生的时间用于为上帝的荣耀而辛苦劳作的人。只有通过在“天职”中恪尽职守、努力奋斗,才能自助天助,受到上帝的恩宠。这种通过禁欲的途径来使生活全面理性化的方式,迫使清教徒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让感情不合理的表现出来,而是要根据教义的要求,对一切行动给予自我控制、自我压抑。正是通过忘我般地投入世俗的职业生活和自我约束的行动,才能证明自己的虔诚。可以说,清教徒是从修道院的密室里步入世俗生活的僧侣,他们修行的方式,从原来对教义的苦思冥想转变为对世俗职业活动的恪尽职守。不管这两种修行的方式在形式是多么地迥然相异,但是却有着相同的目的——“为了荣耀上帝的威名”。对应于本文开头引用的著名牧师

福克斯的一段话,可以说,清教徒就是一批生活在尘世,但在心灵深处却时时刻刻都渴望回到上帝身边,回到天国的温馨、安乐家园里去的漂泊者。

  这种新教精神对单纯追求财富的行动是不予以宽恕的,因为财富容易导致放荡和情欲的引诱;相反,积极工作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在实际生活中,新教形成了一些被社会广泛推崇的观点:①时间是转瞬即逝的,人的一生的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所以浪费时间就是万恶之源。②人要热爱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给人的任务,圣•保罗就曾大力提倡“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③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因为这样一来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这对于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大有裨益的。相应地,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④生活中杜绝铺张浪费,崇尚俭朴之风。马克斯•韦伯认为,这每一种主张都会对人们的动机产生影响,能促使人产生一种进取精神。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生涯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成为宗教禁欲主义的最高手段,同时也成为重生与真诚信念的最可靠、最显著的证明。新教的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的精神。

  随着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的发展,生产标准化、生产效率、资源浪费等问题日益尖锐,急需得到解决。在这种背景下,科学管理应运而生,以解决生产效率问题。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科学管理的出现并不是因为经济因素的单一驱动。其中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新教精神的影响。既然清教徒只能通过“天职”这一神的召唤方式来获得救赎,那么就必然得利用好这惟一的获救渠道——即最完美地把工作干好,向上帝负责,为增加上帝的荣耀效力。这样一种献身于职业的思想,为科学管理时代哺育了最为合适的劳动者。

  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是第一个用教义般清晰的语言宣扬效率信条的人。他出生于一个虔诚的教友会教徒的家庭。这个教派以崇尚教义的严正、纯洁著称,教规较之其他教派更加严厉,教徒往往都将追求至善以至殉教引以为荣。遵循教友派的传统,泰罗直到生命终结之时,仍旧衣着简朴。教友派精卫填海般苦苦追求“至善”的信念对泰罗影响至深,他一生为之呕尽心力的科学管理,高度体现了这种精益求精、勇于探索未知领域的精神。

  泰罗的科学管理从宗教角度来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生产制造领域中,新教禁欲理性主义的一次全面的实际演练。这集中体现在生产标准化、工时研究、动作分析等方面。新教精神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断推动管理活动一步步走向理性化、系统化。最有意思的是,泰罗一直没能决定他的制度的名称,他曾考虑把这一制度命名为“职能管理”或者“活计管理”。是“人民的律师”,曾赞誉泰罗是“一个真正的伟大人物——不仅智力超群而且品德高尚”的布兰代斯,以其雄辩的口才和他反对铁路公司增加运费的胜诉,使得泰罗接受了“科学管理”这一词汇——不仅把它作为名称,而且把它作为口号!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科学”这个词的含义,最符合新教禁欲理性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科学”所具有的明晰性、系统性、理性,恰好可以抑制个人的主观臆断和想入非非。泰罗推崇理性化、系统化地解决当时工厂管理中的效率低下问题。19世纪自欧洲访问美国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注意到,美国人民富于首创精神和聪明才智,而不拘泥于常规。他认为这是美国繁荣发达的重要原因。而泰罗却提醒美国工人注意防止老式的“首创精神”。工人应按所制定的惟一“正确”的方法完成工作。泰罗十分厌恶凭经验办事的做法,他坚持认为,按照科学管理的新微积分学来分解工作,大部分被当成富有“首创精神”的举动不过是浪费而已,纯系无知的人单凭经验搞的无效尝试,是新瓶装旧酒。一个工人若能在一小时内百分之百地因一丝不苟按规定完成任务而领到工资,他就没有必要也很少有机会来表现其首创精神。

  套用古人的话来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我们可以说泰罗制的一整套原则、方法只能是达到完成天职的工具,而泰罗所提倡的“心理革命”则才是他奋斗的动力和最高目标。他所谓的“心理革命”的主旨则与新教精神深深契合,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这首先表现在对待职业的态度上。泰罗的职业理想,表达了一个虔诚地信奉新教的教徒最正统的观点——即竭尽全力完成神所交付的任务。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蕴含着强烈地为上帝增光效力的使命感。所以他认为“安于现状,不求挖掘自己潜能的习惯”阻碍了人的发展。1911年在国会听证会上,泰罗为自己的科学管理辩护时,针对遭到强烈质疑的“头等工人”问题,他明确表达了“有劳动能力又不劳动,偷懒懈怠的人在科学管理中是得不到任何照顾的”。这简直就是圣•保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翻版。在他眼里,一个不讲究效率的人就像“一只能唱歌,可又不愿意放声歌唱的鸟儿”。泰罗在英国的一位狂热的崇拜者把他比作耶稣,“他每天要到成千上百的人中间去,这些人每日重复着单调的工作,既鄙视自己,又鄙视自己的工作,对己对人都悲观失望。他要求人们把命运交给他,让他来给他们想想办法。”这种比喻从心灵深处映射出科学管理的本质。

  总而言之,可以这么说,由马克斯•韦伯指出的新教伦理所具有的要使生活各个方面理性化、系统化的趋势,在生产制造领域,由美国工程师泰罗集一生精力亲情演绎了一回,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促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但是正像一个人的青春时期一样,虽朝气蓬勃、激情洋溢,却往往容易走向偏激。科学管理也一样。它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忽视了人们对工作的感情和人们同工作的联系;对于人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压抑必然会引起对人本身予以关注的呼声,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探索空间。

  心理革命的主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指的是劳资双方应将关注的焦点由原来的关注分配转向如何有效地增加盈余。泰罗像相信福音书一样地相信效率可以排忧解难,调和矛盾。他的万应良药是扩大物质的生产而不计较分配。这种由科学管理引起的伟大的心理革命可以使人们获得巨额盈余,以致人们没有必要为了如何分配而争论不休。这种观点也明显体现了新教在对待财富问题上的典型双重标准,即当财富不是用来纵情娱乐,而是通过勤劳致富来证明自己处于被上帝恩宠状态的话,那么,财富越多也就说明蒙受到上帝的眷顾越多。这对于新教教徒来说,是非常光荣的事情。财富成了衡量人是否竭尽全力履行“天职”的重要尺码。另一方面,心理革命倡导用劳资之间的“合作”取代“对抗”。这不仅是因为劳资双方有息息相关的利益联系,而且“合作”也体现了基督徒之间的胞爱情结,这是为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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