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的推广和发展

　　作为一名律师和法官，路易斯•D•布兰代斯似乎与科学管理八竿子打不着。但正是这样一位热心于公益诉讼、处处维护民众权益、以增进百姓福利为业的社会活动家，却率先成为科学管理最热心的推广者。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科学管理的实质所在。

　　作为律师，布兰代斯是十分杰出的。这位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城一个犹太移民家庭的青年，1877年以哈佛大学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毕业于法学院，丰富的社会学知识使他对现代工商业的运作和规范了如指掌，不久就成为全美最成功的辩护律师。当时，律师的年收入一般为5000美元，而他的收入却高达5万美金。但他并不以此为自己的追求，而是积极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开法律援助的先河，直至1916年被威尔逊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法院的大法官。在任大法官期间，他通过一系列判决，对美国法律制度，特别是在人权保护、弱者权益保护、政府管制和反垄断制度、公益法的发展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布兰代斯与科学管理的关系，是从著名的东部铁路运费案开始的。在这场争辩中，他无偿给反对涨价的托运商当顾问和代理。在他的主持下，请来了以推广泰罗制而著称的一大批名人，包括链带公司的道奇，泰伯公司的哈撒韦，耶尔-汤公司的汤，主持圣菲铁路公司改革的埃默森等人。这些人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资料、采用不同方法，说明了同一个事实，就是铁路公司的管理措施完全过时，效率低下，只要推行科学管理，根本用不着涨价。如果铁路公司推行了科学管理，所能节省的远远大于从增加运费中所能得到的，这显然既有利于铁路公司自己，也有利于整个国家，更有利于民众。为了准备听证，布兰代斯在会前曾召集相关人员到纽约的甘特家中，商讨用什么名称来说明泰罗倡导的新型管理理论和方法。聚会中大家提出了多种建议，包括“职能管理”、“工场管理”、“任务管理”、“效率制”、“泰罗制”等等。最终，由布兰代斯提议，吉尔布雷斯等人赞同，采用了“科学管理”这一名称。泰罗对听证会中科学管理的广泛传播十分高兴，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布兰代斯“成功地显示了科学管理的各种优点，使整个国家都看到了，现在人们对科学管理的兴趣，几乎可以同罗斯福在保护我们的自然资源方面所引起的兴趣相比”。

　　围绕着铁路运费案和其他有关管理的诉讼活动，布兰代斯还写了大量普及科学管理知识的书籍和文章。包括1911年的《科学管理和铁路》，1914年的《工商业是一种职业》，1918年的《反对妇女夜班工作案》三本书，1910年的《科学管理原理能应用于铁路业务吗》和《有关提高铁路运费率案的证词》，1911年的《工业效率的新概念》、《有助于提高铁路效率的事物》和《有组织的劳动力和效率》，1912年的《你家中和你业务中的效率》和《吉尔布雷斯夫妇所著〈科学管理入门〉前言》，1915年的《效率制度和劳工》等多篇论文。

　　在法律领域，布兰代斯成就更大。Muller V. Oregon一案，是布兰代斯为民请命的代表性官司之一，由此奠定了公益诉讼的基础。在律师的责任和义务上，他在1905年为哈佛大学法学院作的题为《法律中的机遇》演讲中指出，法律职业之所以要为公众服务，主要是因为法律职业本身固有的重要性使它比其他职业对公众利益有更大的影响。为了克服美国的分权体制有可能产生的摩擦，布兰代斯倡导政府行为公开化，认为隐秘与腐败结伴同行。在他的著作《别人的金钱》中说：“公开是治疗社会病和产业病的最佳药方。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灯光是最有效的警察。”布兰代斯和沃伦还是“隐私权”理论的创立者，在他俩合著的《论隐私权》中，为民众创设了一种新的权利。

　　1912年，布兰代斯积极支持伍德罗•威尔逊竞选总统，帮助威尔逊设计“新自由”的竞选纲领，并连续两月到各地发表演说，为威尔逊拉选票。布兰代斯为威尔逊提出的众多政治建议中，有两项对后来有着重大影响，一是成立联邦储备委员会，二是拟定反托拉斯法案。最后，他也在威尔逊总统的帮助下，于1916年出任联邦法院大法官，直到1939年以83岁的高龄宣布退休。

　　作为一位社会公众人物，一位法律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布兰代斯积极介入科学管理的推广，这本身就足以说明科学管理的社会价值。

　　科学管理不仅具有社会性，而且具有学术性。在理论的总结和学术的推广方面，珀森、金布尔、迪默三人堪称代表。

　　哈罗•珀森是最早在大学讲授科学管理的学者，1905年，他在达茨茅斯阿莫斯•塔克专科学校安排讲授管理学，1911年，时任塔克学校校长的珀森主持了首次美国科学管理讨论会。后来，他出任泰罗协会主席，号召社会科学家从更广泛的角度研究管理，并对“经营”和“管理”进行了学术上的区分。珀森认为，经理和员工往往局限于从企业内部观察管理，而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企业外部的更大范围来研究管理，所以可以更客观地掌握工业的宏观走势。经营是指维持企业运营的伦理性、社会性和政治性方面，而管理则是指维持企业运营的技术性方面，所以，管理可以科学化，而经营很难科学化。珀森的主要著作有：1917年的《经理、工人和社会科学家》，1919年的《科学管理》，1923年的《论科学管理对工业问题的贡献》，1928年的《美国工业中的科学管理》。1947年，珀森获得国际科学管理委员会斯德哥尔摩会议的金质奖章。

　　在《美国工业中的科学管理》一书中，珀森以泰罗协会的名义正式提出了科学管理的13项目标：①对工业和市场的发展趋势进行估计，以便对业务进行调整，保证持续的作业和就业；②通过有计划而平衡的作业，保证职工有持续的赚钱机会；③通过减少浪费的管理和技术增加收益，并由劳资双方共享收益；④使工人通过收入增加提高生活水平；⑤消除环境中的不愉快因素，保证工人有更幸福的家庭和社会生活；⑥保证工作条件的健康；⑦用科学方法进行工作分析和工人培训，保证每个人充分发挥其能力；⑧对工人进行发展训练和指导，培养工人适应更高岗位的新能力；⑨在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中培养工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⑩通过研究和评价等手段，培养工人的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精神；⑩通过恰当的工作行为来培养品格；⑩在工资待遇以及其他方面消除歧视，实现公平；⑩促成相互了解、相互容忍和团结协作的精神。这13项目标的实现，依赖于运用科学管理形成的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显然，这才是“正宗”的科学管理，那种把泰罗制仅仅看作技术手段的偏差得到了进一步纠正。

　　德克斯特•金布尔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系，从事过企业工作，后来长期在康奈尔大学任教，多年担任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院长，还曾一度代理过康奈尔的校长。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受到泰罗《工场管理》一书的启发，于1904年就在康奈尔大学开设了讲授泰罗学说的课程。1922年，他担任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主席，1926年担任美国工程技术委员会主席，1929年担任工程教育促进会主席。

　　金布尔在管理学方面的著述以教材居多，主要有：1909年的《机械设计原理》，1911年的《工业教育》，1913年的《工业组织原理》，1914年的《成本评定原理》，1919年的《工厂管理》，1929年的《工业经济学》等。其他论文和小册子有269种之多。他编写的教材，有些堪称经典，如《工业组织原理》就是一本开创性著作，作为标准教科书一直到50年代还在再版使用。

　　雨果•迪默更是一位教材编写的大家，主要著作有：1910年的《工厂组织和经营管理》，1918年的《工业组织和管理》，1920年的《人事管理》，1921年的《现代工长和生产方法》，1925年的《生产原理》，1927年的《工长训练》，1929年的《能降低生产成本的工资报酬方案》，1930年的《如何进行生产控制以获得更大利润》等。这些教科书形成系列，多数长期再版。1938年，迪默获得管理促进协会的“泰罗钥匙奖”。

　　在科学管理的推行中，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公正的说，这些不同声音，不完全是对科学管理的抗拒和反对，而是出自理性的质疑，有些还是友善的发展建议。这种发展中的插曲有很多，其中霍克西和德鲁里的辩论具有实践意义，丘奇的批评具有理论意义。

　　霍克西调查是由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组织进行的。罗伯特•霍克西本人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华盛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1914年被聘为劳资关系委员会特别调查员。受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委托，由他主持，带领两名助手，一名是代表资方的罗伯特•瓦伦丁，另一名是代表劳方的《国际铸工杂志》主编约翰•弗雷，针对劳工问题的一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的内容很广泛，包括安全与卫生、劳资关系、管理问题、劳工组织和集体谈判问题、外来移民问题等等，许多方面都与科学管理相关。调查共进行了4个月，共调查了实行科学管理的35家企业，访谈询问了150个人员，访谈的对象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企业主，二是劳工领袖，三是管理专家。泰罗、甘特、埃默森等人都在被访之列。

　　这次调查的成果有1915出版的《科学管理和劳工》，1916年出版的《科学管理和社会福利》和《为什么有组织的劳工反对科学管理》，1917年出版的《美国的工会主义》。对调查的结论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在科学管理的理论方面，大家意见是一致的，都赞同霍克西的说法：“科学管理是一种旨在通过消除浪费、改进工程技术和生产方法、对产品进行公正的分配，以向顾客、工人和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提供服务的由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出来的体系。”但是，对实践和理论的关系，认识却截然相反。霍克西主张，不论科学管理的理论是如何设计的，只要在实践中推行的就是科学管理。而泰罗则认为，只有符合理论设计的实践，才能算做科学管理，违背了理论本意，科学管理就不复存在。为此，泰罗在报告中附了声明，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调查报告指出，科学管理在推行中产生了五个问题：第一，许多工厂只追求眼前利润，没有进行严谨的科学调查就采用了工时研究和奖励工资制，未能完整实施科学管理思想；第二，职能组织几乎没有建立，依然是军队式管理方式；第三，不少企业并未对工人进行科学的选拔和培训；第四，工时研究不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而是受企业主追求利润的意愿支配，因而增加了劳动强度；第五，泰罗的差别计件工资制几乎未被采用，广泛使用的是甘特和埃默森的工资制，企业主往往随意压低工资率。由于这些问题，使科学管理在推行中走了样，变成设计得巧妙的“赶快制度”和“血汗制度”，加速了工作的专业化，使工人被束缚于单调的作业，不利于工人的全面发展，也降低了工人就业的连续性和确定性，同工会运动和集体合同相违背。调查人之一的瓦伦丁支持泰罗，但同时指出泰罗拒绝与工会合作是不对的。科学管理应当实现厂方与工会的“协调和同意”。

　　霍克西报告对于泰罗制的发展有着特殊意义，尽管它是以挑剔的眼光和批评的角度来撰写的，但这种批评并不具有恶意，而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做出的。因此，这种批评，正是科学管理进一步发展所必须的。从霍克西报告发表之后科学管理的操作重点转移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报告对发展科学管理的正面作用。虽然泰罗不同意霍克西报告的结论，但是，霍克西所坚持的，恰恰是泰罗强调的科学管理的真谛。

　　同霍克西报告相反，俄亥俄大学的学者霍勒斯•德鲁里对科学管理进行系统总结，于1915年写了《科学管理：历史和评论》一书，他也运用事实，说明科学管理的巨大成功。德鲁里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凡是采用科学管理的企业，劳动生产率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他指出，科学管理并不见得要全面实行刺激性计件工资制，泰罗自己也说过，使用刺激性计件工资制的工人在全国工业中只占17%，所以，工会这方面的担心是没必要的；其次，工作的单调化不能归咎于科学管理，要怪罪只能怪工业化本身；再次，没有证据表明科学管理会导致工人负担过重，霍克西调查也没有发现严格遵循泰罗制的工厂有加重工作量或有损工人健康的确凿证据；第四，同样没有证据表明，科学管理会招致工人反抗，对科学管理的不满主要来自工会领袖，而不是一线工人。显然，德鲁里说的是科学管理中的另一方面。这种辩驳，在一定程度上又对霍克西报告形成了校正。

　　霍克西和德鲁里之间的辩驳，不能简单地看作“两条路线的斗争”，恰恰正是这种“相反”，才能促成“相成”。正如孔子所言：“扣其两端而竭。”(《论语•子罕》)只有沿着两个极端不断扣问，人们才能不断深化认识，接近真相，最终得到真知。对于习惯于“一言堂”的中国管理者来说，体会这种对立辩驳中反映出来的认识论，对不断改进管理大有裨益。

　　从英国来到新大陆的管理学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丘奇，则从理论角度对科学管理展开了扣问。他试图对泰罗的思想从整体上加以改进。丘奇认为，泰罗的思想的分析性的，说不客气点是只见局部不见整体，他指出，企业经营中具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政策性的决定性要素，一个是管理性的执行性要素。管理人员的基本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分析性的，一种是综合性的。分析性的手段包括成本核算、工时研究和动作研究、程序设计、计划安排等等；综合性手段则是要把工人、职能、机器以及企业中的所有活动有效地结合为一体，以取得有益的效果。泰罗只有分析，缺乏综合，存在一定的偏差。在丘奇与奥尔福德合写的《管理的原则》一文中，他们更直接地对泰罗采用“科学管理”这一词汇表示遗憾，因为真正高水平的管理是一种艺术，而“科学管理”使管理失去了艺术境界，所以，泰罗的原则过于机械。他们强调，管理中既要重视经验，又要运用科学，还要满足身心健康的需要。在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可以找到通向真正科学的管理艺术的道路。丘奇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预示着今后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在当代管理学家德鲁克、明茨伯格等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丘奇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