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资源实践大梦想

　　——对话《社会企业家》作者伯恩斯坦

　　在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他提到,历史上最能干的企业家们,都能够以最少的资源,做最有效的运用。如何以少做多,也将是社会企业家的挑战。

　　文|杨玛利、游常山

　　Q： 你已经投注了15年的时间关注全球社会企业的发展,为什么世界上愈来愈需要社会企业家?

　　A：我认为是历史的巨轮推到这一步。以大历史的观点来看,过去30年来,很多国家从威权变成开放政府,政治解禁使得很多经济和社会活动更加活化。

　　以女权运动而言,《社会企业家》里很多社工是女性,她们活在巴西、印度和南非。如果时光往前推50年,你很难看到这3个国家的女性出现,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

　　同时,人们也发现,一些目前无解的问题：环境、贫穷、低度教育、卫生医护低于标准,都不是传统的体制,如政府、企业、媒体、学院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看到潜在于全球的大批社会企业家应运而生,而人们也的确需要更多新的解决方案。我想,历史的动力正在引导这些改变。

　　Q： 你研究的对象包括发达和发展中的国家,这两种国家的需求,有什么不一样?

　　A：美国的需求和类似巴西、孟加拉国这种国家,是很不同的。在国力不强盛且没有强而有力公营部门的国家,社会企业家必须第一步从建立公共体系做起。如果你看看孟加拉国两个最重要的社会企业组织,葛拉米银行和BRAC(孟加拉国乡村进步委员会),都是在人口6万人以上的大镇,拥有上亿元的预算,几乎取代了传统上在发达国家是属于政府的角色和功能。

　　所以在发展国家,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几乎是扮演提供健康照护、教育等基础角色。如果是美国、加拿大,这些先进地区公营部门非常强大,社会企业家的角色,就比较是改善、强化公共领域,或是针对公营部门的角色彻底地再思考。

　　Q： 你书中提到,二三十年前,社会企业家如凤毛麟角,现在为什么变很多了?

　　A：我想借着事业发挥自己,一直是人性的渴望。我不认为过去二三十年来,人性的心理有什么基本的改变。改变的是脉络(context)。

　　我认为我们看到的这些社会企业家,他们衷心地渴望,是在世间建立一个事业,这事业可以让他们追寻生命意义,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作为有效,就去做了,这让他们得到满足。

　　我访问的很多社会企业家,往往因为问题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干脆就帮忙解决了。他们不再旁观他人的痛苦,而是纾解这些痛苦,甚至也是纾解自己的痛苦。问题有时候是从自己的小孩开始。母亲生了残障小孩,小孩在社会上没有办法充分生活,所以母亲决定要为孩子拓展空间。或是一位医师不能忍受她的病童因为贫病而受苦,而当地的公立

　　以孟加拉国的葛拉米银行为例,创办人尤纳亲眼见证1974年孟加拉国可怕的大饥荒,深深影响他一生,使他突然觉得在课堂上教经济学是毫无意义的事。尤纳觉得必须把经济学带到贫穷的农村,他可以真正改善穷人的生活。这是他觉得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方式,以这种真诚生活态度达到自我实现。

　　真正改变世界的就是这种可能性。

　　Q： 如何评估非营利组织绩效?如何衡量社会企业家的绩效?

　　A：社会企业家之所以凸显,正因为他们追求影响力,促成解决方案。问题是怎么评估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真的在解决问题?方法绝对不像企业界那么单纯,因为企业界就看赚不赚钱。

　　社会企业家,他们或是要保护环境,或者要帮助残障人士追求美好人生,或是帮助弱势小孩读完小学,每一件个案都很难量化评估。但是你会发现,最成功的企业家都是专注于成果的。他们不想零零落落地做事情,他们有底线的——这个底线是某种衡量他们自己是否尽力完成宣示的目标。如果达不到底线,他们会回家闭门思过,检讨为何失败。

　　我给你一个例子。有一个组织叫做“大学高峰”,专门帮助年轻、低所得的美国人进入大学。他们的报表指出,经由他们帮助的贫穷青年,有八成成功地进入大学就读。相对于全美国低所得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就读的比例不过46%,他们的绩效非常优秀,远超过国家标准。而这些机构愈大,就愈专注于不让绩效数字掉下来;所以他们不只是努力研究评估绩效的方法,还把这些方法公诸社会,希望借着社会大众的施压,让组织永远处于绩效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