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民总动员

　　当公共服务组织变得愈来愈多、力量也愈来愈大时,志工已不再是单打独斗的个体户,而成为企业化的团队。全球“社会企业家”的人数不断增加,已然形成一股无法忽视的“向上提升”风潮。

　　文|伯恩斯坦　　

　　这本书探讨的人们,从广泛层面解决社会问题,却大多默默无闻。

　　他们既没有从政,也不是实业家。有些人是医生、律师和工程师。有些人是管理顾问、社工人员、教师和新闻记者。另一些则从为人父母的时刻开始做起。

　　他们散布各地——孟加拉国、巴西、匈牙利、印度、波兰、南非和美国。他们中间的共通处,是扮演社会创新者的角色,也就是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

　　成长：从1到2000

　　古往今来,社会企业家一直存在,不过在许多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社会企业家的数量正不断增加。

　　你会惊讶,25年前,美国以外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很少,现在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这种组织。

　　1988-1997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的戈德·马克说：“它们为何成长?因为种子在那里,土壤也合适。有一群孜孜不倦的人,想要处理现有体制无法成功处理的问题。他们摆脱旧有的窠臼,致力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他们建立了更自由、更有效能与更具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领域。”

　　举例而言,印度尼西亚在20年前只有一个独立的环保组织。今日该国的独立环保组织已超过2000个。孟加拉国与发展相关的工作,大多由该国的两万多个非政府组织推动,这些组织几乎都是在过去25年中成立。印度的公民组织数量超过百万,斯洛伐克也有1万2000多个公民组织。

　　20世纪90年代,法国每年平均成立7万个公民团体,为20世纪60年代的4倍之多。

　　自1987年以来,加拿大注册的公民团体数成长超过50%,达到近20万个。1989～1998年间,美国向国税局注册的公共服务团体数从464000个增加到734000个,成长60%。就公民活动的长久历史来看,有70%的注册团体成立不到30年,这现象实在令人惊讶。最后,20世纪90年代注册的国际公民组织数量,从6000个增加到26000个。

　　超越：4% vs 25%

　　美国目前有数以百计的大学,包括哈佛、斯坦福、耶鲁、杜克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内,已开设相关课程,致力研究此一部门。纽约市20世纪90年代的就业率仅成长4%,公民部门的就业率却成长25%。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针对8个已发展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亦发现,1990～1995年间,这个部门的就业率的成长速度是整体经济成长的2.5倍。杜拉克称这个部门为美国的领导性成长产业(leading growth industry)。

　　尽管公共服务组织不是新玩意儿,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种全球性的公民动员却是一种新现象：

　　1.规模之大,为过去所未见。

　　2.与过去相较,这些组织在全球各地散布得更广、更多元化。

　　3.我们发现,这些组织逐渐从提出拉近鸿沟的解决方案,走向解决问题的系统化做法。

　　4.今日的公民组织不再受到教堂与政府的阻挠,事实上,他们给政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如国际反地雷组织与国际犯罪法庭。

　　5.这些组织与企业、学术机构与政府建立伙伴关系,在许多情况下,还改善了政府的功能。

　　这个过去受到限制的部门,现在已变为“开放加入”(open entry),导致互相争夺位置。公民部门开始体验到创业精神、竞争激烈与注重表现的重要性。

　　杠杆：1个人帮助1400人

　　每一项变革都来自一个愿景,以及一份立意实现愿景的决心。1978年,美国环保署助理署长德雷顿(Bill Drayton)决定建立一个组织,来支持在全球具领导地位的社会企业家。这个观念在他脑中已经酝酿了15年之久。

　　当时35岁的德雷顿想找到一些人,这些人必须具备令人信服的愿景、创造力、才能与决心,以便大规模地实现他们的构想。他认为,建立一个组织,找到这些在未开垦状态下生长的花朵,帮助它们生长,是对社会变革最具“杠杆效用”的作法。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德雷顿像当代的探险家一样走遍世界各地,寻找最有才华的变革推动者。

　　今日他所建立的组织“阿育王(Ashoka)：为大众而创新的人”——在亚洲、非洲、美洲与中欧的64国运作,帮助了1400名社会企业家,为他们提供近4000万美元的直接赞助。

　　投资：社工创投公司

　　“阿育王”的运作方式有点像创投公司。它从适当且目标精准的投资中,试图得到高产出。但它要求的收益不是利润,而是教育、环保、农业发展、减轻贫穷、人权、医疗、残障照顾、面临危险的儿童照顾等的进展。

　　今日有众多组织都在寻找与支持社会企业家,但我选择借重“阿育王”来追溯社工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ship),只有这个组织在过去20多年中,从全球的层面积极监督此一现象。

　　此外,它的“搜寻与选择”过程,是我所见过的最严格的一种制度,能在创新者的生涯初期,就鉴别出那些有能力建立模式的人。就像沙岸延伸到许多土地上,德雷顿如蜘蛛一般,立在这个网络的中央。因此从他开始谈起,是非常适当的作法。

　　高中毕业后,德雷顿进了哈佛大学。他偶尔参与民权运动,随着对印度的兴趣日益加深,他迷上印度古代帝王阿育王。阿育王于公元269～232年统治印度。

　　就德雷顿的观点来看,阿育王与其它历史人物的差别在于阿育王的“实用技能”。阿育王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大规模的文官阶层,为公共福祉做事。这些文官建立了当时印度的主干道,这是一条旅人行走的古道,从阿富汗延伸到孟加拉国西部,沿途设置供水棚、休息屋,并种植遮荫树木。他们为人与动物设立医院,用今日的福利制观念,实行“以工代赈”计划,并用类似以色列集体农场的观念,实施土地屯垦计划。

　　同时,阿育王也是一位具有全球观的领袖。他鼓励远距离贸易,派遣大使访问其它的帝国。他在佛教的扩展中扮演开创性的角色。事实上,佛教存在的最古老的证据,就是阿育王时代铭刻的佛教教义。阿育王是佛教徒,但他宽容对待其它宗教,让全国人民享有宗教自由。

　　“与过去任何一位历史上的巨人一样,他也是务实的创造者,”德雷顿说。

　　力量：12哩带来700万英亩

　　德雷顿在哈佛读书的时候,举办一项每周一次的会面活动,他称之为“阿育王会议”(Ashoka Table)。他邀请知名的政界、工会、商界与教会的领袖们——“掌管实际事务的人”——来参加非正式的晚宴,让学生有机会提出问题,询问“事情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1963年暑假,当时20岁的德雷顿终于去了印度。他在出发前便向多位印度专家求取建议与指导,这些专家包括美国民权领袖鲁斯丁。

　　鲁斯丁给德雷顿一封信,要他去见印度政界领袖纳拉扬,纳拉扬又介绍他认识社会改革者巴维,巴维被称为印度的“步行圣者”。他是甘地最重要的追随者之一。甘地于1948年遭暗杀后,巴维继续宣扬非暴力与自立自助,并致力推动土地改革。1951年,他发起捐地运动,稍后扩大为捐村运动。尽管当时他已55岁,而且罹患疟疾与胃溃疡,他仍走遍印度各地,一天走10～12哩(约18公里),教导村民非暴力的观念,劝说他们把自己部分的土地捐出来,交给一个合作社,来支持无土地的人民与最贫穷的“贱民”阶层。

　　到了1960年,巴维带来了700万英亩土地的自愿重新分配。这个区域比麻州、德拉瓦州与罗得岛州加起来的面积还大。

　　德雷顿前往印度东部的欧瑞沙,加入巴维为期数周的宿营。每一天,巴维和他那15～30个“建设性工作人员”组成的团体,都在凌晨2点半开始步行。走了几小时后,他们停下脚步,沉默地观看日出。对于德雷顿来说,这些沁凉凌晨的步行“简直是神奇”。

　　速度：20年改变300年

　　“阿育王”的组织核心,是推广一个大胆却简单的观念：社会企业家。他们是一群不屈不挠、拥有创造力的个体,他们怀着无法动摇的动力,要解决社会问题,就不能没有这些人。

　　2003年,公民部门普遍接受了这个观念。新成立、旨在赞助社会企业家组织,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例如在纽约,投资人柯亨于1991年仿效“阿育王”,创立“绿色回声”,对350名年轻的社会企业家提供资本。

　　在英国,知名的社会创新者杨恩于1997年创立“社会企业家学院”,对商业部门以外、拥有创业才华的人提供协助。在牛津大学,萨德商学院与eBay前总裁史柯尔创立的史柯尔基金会最近建立伙伴关系,合作成立史柯尔社会企业中心,该中心的目标是促进对社会企业的了解,成为累积与散播社工企业的策略与其影响的国际中心。

　　最重要的是,在许多社会中,献身于公民部门已广泛为大众接受,甚至能享有崇高地位。巴西、印度、波兰、南非与美国顶尖大学的毕业生,都考虑在公民部门发展事业,也有许多人计划创立以社会福祉为目标的组织。

　　德雷顿的话,让我想到这两个部门的相似之处：“当许多人、机构与观念聚集在一起,他们会互相滋养、相互增强。于是会产生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认为：‘这件事很好!我们很自豪能推动这件事。我们不会妄自菲薄,对于能将事情做好的人,我们会敬佩、奖励他们。’”

　　“20年后的公民部门,还不会完全成熟,但它会迥异于现在,更趋于成熟完备,”德雷顿接着说：“许多机构将会继续发展,因为它们的过程与企业花了300年才发展出来的结果非常类似,而且今日受过教育的人大量增加,变革的速度会不断加快。”

　　(本文摘录自伯恩斯坦《社会企业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