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贾政难题(2)

　　解决“贾政难题”的五大药方

　　吏手中真正的权力来自于两个地方。一是信息，比如当年“户书”半世袭地掌握的“当地谁有多少田、多少地，坐落何方，肥瘦如何”这些信息，没有这些信息，地方官和朝廷部委寸步难行；第二是处理信息的经验，就是作为“不传之秘”的公务诀窍、关键、要害。

　　在现在的企业管理上，很多人在研究“关键员工的管理”，其实也是这个吏带来的“贾政难题”。关键员工带来的难题很多，比如高管投奔竞争对手之后的竞争、掌握核心技术的员工跟老板要挟、有能力的干部带亲信集体反水、创业元勋功高盖主、有野心的高管鸠占鹊巢反客为主。针对这些问题，其实药方不少，到书店一看，管理咨询的老师们会告诉你很多理论，比如学刘备摔孩子“情感留人”、针对绩效发奖金、按年资加薪、升职、期权、精神激励、把这个人兴趣爱好成为共同的东西、企业文化、保密协议，可是，这些药方基本上没有多大用处，治标不治本，最多顶个两三年的药效，到时候企业的费用成本上去了，病症又恢复了，甚至还更严重。

　　第一药方：省吏主义，化吏为民

　　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既然问题出在吏上，索性将其省去，这是遇到“贾政难题”时的直觉本能反应，也是第一药方。

　　唐朝晚期的“牛李党争”中，“李党”首领李德裕力图整顿朝政，有句话叫“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这是一剂猛药，一般人不敢轻用，李德裕以一人之力，挑战整个官吏系统，最终仍难以力挽狂澜。

　　在企业管理史上，最激进的“省吏主义者”是亨利·福特。福特创造的流水线，绝不仅仅是采用通用零件、标准化装配而已。流水线和标准件更大的意义在于，它们把企业中的一个庞大阶层——吏——变得无足轻重了。一切都是标准的，吏的自由裁量权被压到最小程度，讨价还价、上下其手的机会大大减少，吏的活动空间一小，内部的交易费用自然大减，成本下降，效率大大提高。所谓扁平化问题，其实也是省吏主义，化吏为民的一种体现。

　　福特在他的自传中，津津乐道于对付企业里的吏。“在雇佣人们工作的过程中，最令人头痛的是，繁杂的组织及由此滋长的拖沓低效的办事程序。那种号称“组织天才”的人，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我的工厂和企业均无组织，也没给任何职务附加特殊的职责，没有权力的继承和特权阶层，没有官衔和会议。我们只有精干的办事人员，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由于没有头衔及权力限制，任何一名员工可以找任何一个人。”

　　福特把企业的中间阶层视为天敌，而他管理工人的工具，除了标准化的流水线，就是他的亲信班奈特领导的队伍——由退伍军人、出狱囚犯、打手们组成。他们的谈判工具就是拳头、棍棒和高压水龙头。当然，福特日薪5美元的高薪，使他们愿意忍受这一切。

　　可是，“贾政难题”并没有被消除，只是被延迟。由于对吏阶层的过度挤压，福特从目空一切的老大地位上滑落，直到被看似官僚当道、吏员充斥的通用超越。福特二世只能引进“蓝血十杰”，改弦更张。没多久，福特又成了吏的安乐窝，重新遭遇“贾政难题”，让后来的艾科卡等创新者受困不已。

　　当年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之所以得到“中子弹杰克”的“美名”，正是指其推行省吏主义，大量消灭企业中的冗吏。可惜，大部分企业都只会用原子弹，不会用中子弹。一旦推行省吏主义，往往连吏带企业一起炸垮了，省吏主义应该慎行。

　　第二药方：重吏主义，化吏为官

　　如果吏实在难以省掉，不如试着使他们变成官，让他们摆脱使坏的动机。吏为什么总是使坏？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官”，不是政权、企业的所有者。顾炎武也说过，“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既然官看不起他们，他们就索性放手追求眼前的利益。

　　化吏为官，让他们进入政权的统治阶层，变成企业的所有者，分享企业大局所能带来的好处，这就是现代企业激励机制的本质。互联网公司的员工最充分地分享了这一成果，比如GOOGLE的员工，GOOGLE

股票上市以后，公司周围的

豪宅价格大涨。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喜欢用这招？因为互联网创业时的“本钱”太少，未来太不确定，对人才又太依赖。

　　美国的投资银行业，在过年几百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实行合伙制。为什么？投资银行业拼的就是人的关系、能力、信誉。再比如管理咨询业，麦肯锡的马文·鲍尔当年强行将自己的持股稀释，扩大麦肯锡的合伙人的“沾光”范围，这是麦肯锡后来辉煌的重要原因。蒙牛的牛根生，创业之初就吸取了伊利的教训，除了他本人外，其他人如邓九强、侯江斌、孙玉斌、邱连军、杨文俊、孙先红、卢俊、庞开泰、谢秋旭，他们都有股份。他们之所以肯放弃当时伊利的“高官厚禄”，来到前途未卜的蒙牛，除了关系、感情和“企业政治”这些软因素，股权的“硬因素”功不可没。

　　不过，激励机制有个悖论。它的覆盖范围越广，摊到每个人头上的份额越少，激励的效果就越弱。激励机制的极致，就是当年国有企业的“全民所有”，人人都有份，结果成了“大锅饭、大家拿”。

　　贾政当年就曾经为这个问题苦恼，荣国府、宁国府中的吏，全都沾着两府的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的待遇其实并不低。可是，这个看起来不错的激励机制，无法解决“贾政难题”。连王熙凤、贾赦、贾琏、贾珍这些有大量股份的“高管”，都想着从公家拿到私囊，更不用说赖大、司棋、柳家嫂子这些吏了。

　　第三药方：吏吏相克

　　省吏主义的化吏为民，重吏主义的化吏为官，都只能在表面上给吏换件外套，无法改变它的内在。以毒攻毒，以吏克吏，或许是个办法。

　　通用汽车的斯隆，面对“贾政难题”，祭出了“委员会”这把尚方宝剑。他的办法是，在部门上面设置委员会，在委员会上再设置委员会……可是，今天委员会这个词，已经快成为官僚主义的代名词，于是，又有了卡洛斯·戈恩的CFT(跨功能小组)，其实，不管戈恩承认与否，CFT和斯隆的委员会是一回事，都是为了解决“贾政难题”，逼着吏把信息、资源拿出来共享的权宜之计。

　　近几年最耀眼的企业明星卡洛斯·戈恩，因其拯救日产起死回生而扬名。他的拿手好戏就是CFT。所谓CFT(CrossFunctionTeam)，就是跨功能小组。戈恩回忆说：“组建CFT的想法在我的头脑中酝酿了很久，我曾和无数人反复讨论、协商过成立CFT的可行性和实际操作性。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单凭部门内部有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部门与部门之间，职务与职务之间隐藏着一种未知的力量，它总是会使问题搁浅或隐藏起来。”

　　戈恩所说的“未知的力量”，其实是吏的利益、心态，就是“贾政难题”。不过，戈恩创建的CFT，从长期来看并不乐观。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官僚机构，也需要由无数的吏来操作，只是在戈恩的超人热情、能力之下，它的许多问题被掩盖、延迟了。但戈恩式的强人并不多见，可遇不可求，因此，CFT迟早也会沦为企业中被吏把玩的工具。到时候没准又要设置CFT的C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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