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晋

　　晋国就是一步步陷入被瓜分的境遇的。

　　晋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武王的儿子唐叔虞。唐叔虞传位八代到晋穆侯，娶了齐女姜氏做夫人，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仇，次子叫成师。成师在仇的儿子晋昭侯即位后获得了封地曲沃。而曲沃恰恰是晋国最富庶的地区，拥有这片土地就等于拥有了抗拒朝廷的资本。成师的后代就在这块土地上发展自身势力，或讨伐国都，或杀死国君，代代折腾。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终于灭掉了晋国，就把收缴来的宝器统统用来贿赂周天子周釐王，釐王见到利益眉开眼笑，马上任命武公为晋国国君。礼，在利面前就这样被贱卖了。

　　武公去世后，儿子献公即位。为了防止再发生父子兄弟的仇杀内乱，献公准备把所有公子都杀掉。事情未果，献公又打算立宠妃骊姬的儿子奚齐，而废掉太子申生。太子不得以自杀，他的弟弟重耳、夷吾也不堪骊姬的诬陷而出逃他国。晋献公这种对公族排斥打击的行为，说明诸侯国里也难推“宗法分封”，并无视“礼”的秩序，由此，晋国的远亲或异姓卿大夫便渐渐得势。

　　重耳在外颠沛19年，等他终于有机会返回晋国登位时，这位晋文公已经62岁，丰富的治国经验让他一举把晋国带上了继齐国之后的春秋霸主地位。而晋文公能在政治上波澜迭起，正与身边一个个出谋划策的陪臣不无密切关系。自然，追随晋文公的众卿士全都得到了嘉奖和发展。

　　晋文公之后，公室中再无一位有作为的国君，晋国便有六卿强盛起来。他们又互相攻战，历经180余年，最后杀得只剩下赵、魏、韩三家。前420年，形同虚设的晋幽公被暗杀，三家各自建立独立政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晋国国君沦为附庸；前376年，这三家最终废掉国君，瓜分土地，晋国灭亡。分晋后，三家各自的势力大大增强，很快成为了与齐、楚、燕、秦并驾驰骋的战国七雄。尔后出现的秦王朝，则以“中央集权制”与“郡县制”取代了“宗法分封制”，而“礼”更是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评议

　　三家分晋，不在于它怎么分，重要的是国家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它是“宗法分封制”走到尽头的标志性事件。“呜呼！维系君臣大义的礼纪崩坏瓦解了，天下便开始以实力、武力争雄称霸。由此导致社稷民生也几乎都被屠灭殆尽，这不可悲吗？”司马光可谓痛心疾首。他认为一切祸根就是西周建立起来的“礼制”被打碎了，社会秩序被打乱了。他埋怨周天子为什么面对悖礼之事不派兵征讨，反加封进爵，使周王朝的最后一点名分也不能存守。

　　但是，这可能吗？

　　首先是这套体制存在缺憾，它给了“天子们”无限权力，使他们在不经意间就忘乎所以。然后就看人怎么用权，明君或许能用好这些权力，也或许任意发挥这些权力；暴君则只会滥用权力而玩弄于股掌之中；昏君也就只能坐视虎皮任人披挂。从周武王随意分权，历王、幽王失德，到恒王轻“礼”，釐王受贿卖爵，好端端的“礼制”首先就是在他们手里被一点点磨损掉的，那么谁还会去规矩自己该守的“名分”呢？再一二百年后的周威烈王早已顶不起“王室的尊严”，他又能怎么着？“陪臣执国命”现象在齐、鲁诸国都有发生，但天子认可三家分晋，则是因为闹腾得更凶，礼崩乐坏已无可挽回。这一年，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都震动了，“三家分晋”实际是分出了一个制度的“苦果”，中国上古管理模式到此终结。

　　我们要看到，1000年前的司马光不可能在先王“秩序井然”的“礼制”社会之外，找到任何其他的管理模式。但司马光恰恰看到了这种模式最关键的问题：四海之广，兆民之众，都在天子一人的管辖之下。即使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因此，天子的洁身自好与坚持原则需要非同一般的毅力。为此，司马光直指三家分晋之根本，“非三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是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周朝的礼纪啊！这也正是司马光把“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首篇的深刻寓意。

　　即使在今天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中，“领导力”的第一要义也是：首先管理好领导自己。同时，管理结构上必须要有制度监管和第三方监督。如此，管理原则才能有效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