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王缨

　　事情发生在春秋晚期，当时的诸侯国晋国中最有实力的卿大夫韩、赵、魏三家收拾了境内的一个个贵族集团，掌控了晋国的实际权力，反而晋国国君要朝拜他们三家，仰为“君王”。数十年后，当朝天子周威烈王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于公元前403年赐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再后来，三家彻底瓜分了晋国土地，晋国国君完全沦为平民。

　　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家分晋。《资治通鉴》把这件事作为了开篇案例。司马光为什么如此看重这件事呢？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源头

　　中国的王朝统治始于夏代的“世袭制”，夏禹传帝位给儿子启。经夏、商两代上千年的发展，到了大约公元前11世纪的周朝建国时，完善的“宗法分封制”才最后确立下来。它是我国古代早期较为完备的治国管理模式，其基本原则是：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周在灭商的战争中获胜。第一任君王周武王说他这是承上天之命来革除商纣政权，惩办罪恶。周王从此称“天子”。同时规定：王位继承和祭祀周族祖先这两件大事要由嫡长子来承担，世代相传；其余的称庶子、庶兄弟，他们和那些异姓功臣一起被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建立自己的诸侯国，爵位降一等。各国国君在自己的领地内，对于祭祀祖宗和君位传承这两件大事，也必须由他们的嫡长子来完成；其余的庶子、庶兄弟和臣僚也都由国君再分封给他们一块领地，为“卿大夫”，爵再降一等。卿大夫再往下分配为“士”，再降一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他们用血缘关系编织了一张大网，而异姓功臣、贵族又通过联姻成为甥舅，举国上下便形成了一个拱卫天子、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统治系统。

　　在此基础上，周代形成了一套“辨贵贱、别亲疏”的完备和严格的礼仪机制。可以这么说，“宗法分封制”形同国家的治理结构，而“礼”是依据这套组织架构确立的典章制度，是规范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它融入到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里就会起到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没有了这套规范的“礼”，“宗法分封制”就不能有效地发挥社会管理的功能。

　　这是系统管理。不要以为它是凭空捏造的。儒家解释，这是周文王通过对自然和社会进行研究，演绎排列《易经》得出的结论。它就像天地一样不能上下改变位置，改变了，社会就要动乱。因此，维护这一套系统就是神圣的。

　　裂缝

　　这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区别亲疏远近、以“礼制”规范上下秩序的国家管理模式，本来如此严丝合缝，可后来就渐渐出了问题。

　　从宗族关系看，周天子就是天下的“大宗”；从管理国家看，周天子就是最高统治者。宗法分封制本身赋予周天子的权力是崇高的。但同时，恐怕除了敬畏神灵，动辄占卜之外，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约束周天子的了。虽说对分封也制定了规则，可还是挡不住周武王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姜太公吕尚身上。因为他辅佐文王、武王功勋赫赫，武王就将最富饶的齐地分给他做封国。更要命的是，武王同时还给予了他一项独有的特权：他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代天子去征讨其它诸侯国的“罪行”。这可就非同一般了，这实际是在助推齐国走上政治大国的道路。事实上后来的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或讨伐，或会盟，打的就是“尊王攘夷”的口号。接下来诸侯征战，争夺的也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力，因为这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劳力。

　　武王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长袖一挥，竟为日后“春秋战国”拉开了序幕。

　　失控

　　“立长不立贤”本是为了维护国家各管理层的关系，使整个贵族系统有序运营。但它无形中又对长子提出了很高要求，即最高统治者是否贤明，是否能够捍卫神圣的“礼制”。否则，国家机器的良性运转就难以持续。

　　可是武王去世后，太子成王继位，此时有武王的弟弟周公旦辅佐朝政。成王逝世后，太子康王继位，他与顾命大臣尽心竭力，国家40年不用刑法。但可惜成、康之后，周王室就再也没能走出贤圣的君主，倒出了几个昏庸暴君：周厉王专利塞言、周幽王宠妇戏臣，人心尽失！待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为躲避犬戎侵扰而迁都洛阳时，王室已无力抗敌，也无威号令天下了。历史上就将这一年正式划成了西周、东周的分界线。

　　东周以后有这么一件事。一天，郑庄公去朝见天子，周桓王轻慢而没按礼节接待他，庄公回去后就把天子祭祀泰山的土地占为了己有。周桓王再去征讨郑国，反被郑人射伤肩膀，仓惶撤回。实际上，东周以后，王室所管辖的土地、人口、军队越来越少，天下共主的地位也日益丧失。各诸侯国全然在扩展自己的势力，他们相互攻杀，以图霸业。齐、楚、秦、晋以强并弱，一切政事都由他们裁决，天子不过成了摆设而已。而各种势力也都在培植自己的党羽，卿、士人、食客、游侠……中下层贵族与平民的影响反倒日益提升。到头来，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局面，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