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的传承焦虑

　　本报记者 刘鹤翔

    换班焦虑

　　浙江慈溪的家业长青学校有一个宏大的宗旨：“兴教育才，家业长青，国运长兴”。从家运到国运，中国家族企业有很多理由应该兴盛下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创业一代到了退休年龄，“富二代”粉墨登场，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焦虑。

　　资本市场不成熟，职业经理制度缺失，家族企业换班在中国有特殊的背景。另一方面，家族企业的内部变革也还刚刚开始，变革是交给“富二代”的人生课题。上市被看成一种变革，尽管上市并不能跟社会化划等号，但上市后，随着一些家族企业的财富呈现几何级数增长，它们很有可能在“富二代”手中成为世界级的企业，“富二代”也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一代”。　　

　　浙江慈溪家业长青学校将在下月开办一个“老帅班”，招生简章上说，欢迎父子同时入学。对如今的家族企业来说，权杖如何移交，家业如何传承，已经成为当前最要紧的父子问题。

　　中国民营企业自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展，第一批创业者已经相继老去，民企在近年进入了权力与财富移交的高峰。这是一个动荡期，不少老一辈企业家因此颇有危机感：要把自己的儿女辈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慈溪家业长青学校的创办者、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断言：“在未来5至10年，将有一部分家族企业在交接班中消亡。”他看到，因为交接失败，有很多家族企业走向没落。在浙江，一些不愿接班的富少竟然开始变卖祖业。而另一方面，即使没有败家子，一些老企业家又存在着文化程度低、权力观念重和不懂培养下一代等问题。这使得家族企业的权力与财富移交变数很多，风险很大。这显然是一种普遍的危机，在家族企业占95%的浙江省，它们中的80%正面临这种情况。

　　茅理翔的愿望是让天下家族企业都顺利传承下去，不止是第二代，还有第三代乃至更久远，从而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这是一个艰巨的工作，在欧美经济史上，能够像福特公司一样传至第四世的实属不易——这甚至有点侥幸，因为福特四世像他的曾祖父一样仍然是杰出的管理者。

　　去年3月，茅理翔在宁波办起了国内首家培训民企接班人的学校——宁波家业长青民企接班人专修学校。这一创举马上得到了国内外许多家族企业的响应。去年5月和9月，两期“中国家族企业接班人专修班”内，有47名来自浙江、江苏、广东、云南、马来西亚等地家族企业的第二代报名入学。他们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几乎每个人身后都有过亿家产。在专修班上，他们从吃西餐学起，从待人接物的点滴学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致力于把他们培养成好老板。

　　70岁的茅理翔担当起了一个家族企业教育家的角色。创办家业常青学校之前，他不知疲倦地在国内高校、政府机关、企业、电台、电视台甚至东南亚的论坛上巡回讲学，接连讲了300多场。在巡讲过程中，他逐渐把主题集中于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

　　茅理翔本人很好地解决了传承难题。2002年，他从自己创办的方太集团中淡出，将企业领导权交给了儿子茅忠群。方太的换班的过程筹划得早，茅理翔的经验是，“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自己在与儿子的“较量”中一步步退出管理层。茅理翔对“方太经验”充满自信，“方太经验”因此也在他的学校里得广泛传播，今年，他的专著《家业长青》即将出版。

　　“黄金一代”

　　事实上，家族企业换班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1994年，时年23岁的鲁伟鼎担任浙江万向集团总裁。其他如福建的安踏公司、劲霸公司的第二代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上总经理的，在浙江，红豆、横店、广厦等企业也早早完成了换班交接。

　　“为什么一些企业家不放权？职业经理人不相信，儿子不放心，他们太爱自己的企业了，这个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千辛万苦地搞起来，现在要放权怕他们搞不好，还有种失落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茅理翔曾这样说。这种思想茅理翔虽然很难放下，但企业终究在向前走。

　　更值得注意的是，换班过程充满了两代人观念的碰撞，家族企业的变革已经在其中发生。在儿子进入公司的时候，茅理翔发现，儿子的管理模式和自己大不一样：儿子的方式是制度化管理，各种权力能下放的都下放。这显然让茅理翔很不习惯，对他来说，企业管理像家务事，什么事都亲自管，自己的话就是制度，就是命令。茅理翔最后意识到，换班其实是“企业二代建立自己管理思想的过程”。

　　除了管理思想的变革，把企业做成百年老店无疑是老一辈的期望。在方太，“富二代”已经显示出了足够的雄心。2006年，当同行苏泊尔引入法国小家电巨头SEB集团的时候，茅理翔之子、方太总裁茅忠群曾对媒体说，方太不是苏泊尔，不会像苏氏父子一样把控制权交给外资企业。他并不欣赏苏氏父子的做法，他的目标是在未来10年内把方太打造成世界一流的厨具品牌，“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

　　“富二代”通常被认为是抱着金蛋出生的一代。他们中的确有不愿继承父业的另类。央视《经济半小时》曾采访过几位浙商“富二代”。慈溪的叶守魁几年前开了一家专门生产汽车配件的工厂，现在他的财富已经成倍增长，但他20岁的儿子和女儿都是音乐爱好者，对经营工厂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而浙江萧山市大型控股集团老板陈德木的儿子则表示很想当律师。

　　希望这些都是个案。在电影《教父3》里，考列昂尼家族的第三代是一个立志当歌剧演员的儿子——当然那是美国黑手党的事，而中国家族企业从事的是“阳光下的事业”。无论是管理改革还是企业规模，中国家族企业都必须大张旗鼓往下干。30年过去，中国的家族企业并没有像本田宗一郎家族或者杰·温安洛和理查·狄维士家族的安利公司一样成为世界级的庞然大物，茅理翔的家业长青学校有一个宏大的宗旨：“兴教育才，家业长青，国运长兴”，从企业竞争力与国家资源的角度，家业确实联系着国运。在中国，家族企业不仅所有权高度集中，而且不论赢利好坏，几乎都没有大比例分红的举动，从规模发展的角度，这也许是一个优点。

　　长在红旗下，生在金窝里的“富二代”是家族未来的希望，像茅理翔一样，创业一代都早早地安排了他们的人生方向。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水平提供了这样一种大背景：企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富二代”也可以由很多未来憧憬与抱负，他们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黄金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