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康熙遇上韦尔奇

　　肖霓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转型期是指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的，那时的中国正值康熙盛世。但直到1912年泰勒发表《科学管理原则》，才开启了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历程。

　　因此，当我们今天谈论并购、竞争、执行、经营理念、企业文化、多元化、资金链、激励、市场、品牌、战略、管理盲点等现代企业常用的词汇时，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与康熙和“大清”联系到一起。

　　而《大清CEO康熙回忆录》一书的出版不仅让我们重温康熙盛世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是以现代企业经营的视角解读康熙王朝的“企业史”，而且是由康熙亲自“口述”的。

　　但这绝对不是电视里的“戏说”，而是一部有着独特视角价值、商业案例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商业著作。

　　近十年来，中国人对西方经营管理思想的追逐和崇拜已经到了令人困惑的地步，出版界热衷于潮水般地翻译国外的经营管理著作，以至于不管什么书，只要打上个洋名似乎就可以热销。经营管理概念也是层出不穷，今天是学习型组织，明天是公司矩阵，后天是知识管理，然后是平衡积分卡(BSC)、全面质量管理(TQM)、客户关系管理(CRM)、

　　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环境试图寻找现代企业经营的解决方案，各有各的原则和道理，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虔诚地迎接国外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这种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的热情超越了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

　　我们发现《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在西方世界的经营管理中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而从国外“拿来”的思想、概念却与中国独特的语境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并不能令我们的企业赢得别人的尊敬，相反，以自己的信念和价值体系培育出核心竞争力才能获得对手的认可。

　　因此，一度在管理界流行的“全球理念，本土实践”正演变为“中国理念，西方标准”。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生活在现代的中国企业家有必要抛弃对西方经营思想与概念的盲目迷信，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寻找现代企业经营的答案。

　　国内学者陈春花是“中国理念，西方标准”的推崇者。在她看来，所谓的中国理念，就是中国企业必须考虑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下考虑自己的管理模式，不能超越这个背景去谈管理。

　　的确，中国人躯体里有着奔腾了数千年的热血，脑海中有着倔强的天下一统的情怀，对伦理、道德有着远过于律法的偏执，对于土地、家族有着异乎寻常的信仰，对于历史、文化、版图有着由衷的自豪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中国语境”，即使是在热情拥抱世界的今天，它们依然是中国自信、自强和民族延续的根本。

　　从历史中，我们发现了更多与当今中国人生存相契合的故事场景，其中的挫折、挣扎、呐喊、探索、失败、成功都折射出中国人的特质，并于冥冥之中与我们的未来发生着某种联系。

　　也许正应了鲁迅那句话：“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尽管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们要经常转过头去，拂去历史的尘埃，寻找向前的动力与答案。正如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所言：“20年前，中国企业家不看西方管理的书籍，那是无知；20年后还在看西方管理书籍，那就是无能了。”

　　拿康熙大帝与杰克·韦尔奇或比尔·盖茨进行比较，听起来似乎有些荒唐，然而治国和治企之间并非风马牛不相及，相反，二者的联系是如此紧密，思想、过程和方法是相通的。一些有识之士指出，治国与治企，在根本方略上，是一般无二的。治国就是治人，而治人必须“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方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当代企业家如王石、柳传志、任正非、李东生等都善于从历史中汲取经营智慧。虽然说现代管理产生于20世纪，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人类自产生之日起就有了管理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管理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只能把我们引向邯郸学步的歧途。

　　过去，我们看历史，往往着眼于历史事件演进的过程，而忽视了重要历史人物的方法论，企业家由此得到的感受往往是感性而零散的。而《大清CEO康熙回忆录》一书试图再现一个盛世王朝，而且将其纳入企业史的范畴，这就直接打通了康熙大帝与杰克·韦尔奇之间的语境障碍，进而探究治国与治企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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