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剑炜：和中国在航空工业深层次合作的公司里，庞巴迪其实做的最好。我们在沈飞的机身项目转包生产，占据一架飞机价值的15%，而且我们是全球所有的Q400飞机机身都转移到中国沈飞制造。

　　这个项目，其实不仅仅与沈飞合作，西飞、成飞、哈飞都介入进来了，我们和沈飞合作的这个项目就相当于一个联合体，不是一个简单的供应商与制造商的关系。庞巴迪和中国的合作是合作伙伴的关系。沈飞参与了这个机身舱门的开发和设计，中国在这方面是拥有知识产权的。

　　中国这些工厂也参加了庞巴迪C系列的工作，机身和舱门在沈飞制造，机翼在庞巴迪工厂，中方起到的作用相当于是庞巴迪的一家人，因为他参加设计和开发。在庞巴迪工厂里有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培训学习，80多个中国工程师在庞巴迪蒙特利尔的C系列大楼里参与开发设计。

　　庞巴迪和中国的合作关系比合资公司更有利于中国学习技术。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合资公司，但那就变成了简单的制造公司而已。

　　《商务周刊》：技术转让是双赢的基础之一，当然双方对此的看法不同，你怎么看这方面的争议？

　　张剑炜：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无论在哪个行业，“转让技术”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我认为，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技术转让”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无论是铁路行业也好，其他领域也好，每个市场对产品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地铁项目，每个城市的要求都不同，不可能完全照着国外的技术做，也就是说，在转让的同时，国外的技术要“适应”中国用户的实际要求，同时对既有技术进行“革新”，最后还要不断“开发”新技术。就像由庞巴迪合资企业之一的BST公司生产的高原列车，青藏线许多条件在全世界是唯一的，对车辆及系统的要求也是唯一的，因此就谈不上把世界某一个地方的技术和产品转让到中国。庞巴迪从自己在铁路设备开发和制造领域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出发，根据青藏线的特殊条件，按照中国铁道部的要求，开发出了高级高原列车，而这种列车在全球也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参加青藏线项目，庞巴迪不但对该领域的技术和产品进行了更新，同时也开发了新的技术。庞巴迪在转让技术的过程中，也使自身的技术得到发展和更新。

　　有人将“转让技术”简单地分为“转让”和“不转让”，这种理解的深度不够。开发技术的目的是应用，所有的技术转让都是一个适应、革新、开发的过程，就像中国餐馆开在世界各地，都要适应当地的口味一样。如果一味地把技术装在自己的口袋里，没有订单，不去应用，几年以后，技术老化了，用不着了，又能收获什么呢？我认为“转让技术”不是一种矛盾，而是一种融合与互补。我愿将庞巴迪与中国的合作看做是互补的和互利互惠的。所以，我们与中国谈的更多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

　　“要让领导有危机感”

　　《商务周刊》：你估计要多久才能看到宇航业务的成果？

　　张剑炜：不好说，本来是可以很快的，但现在碰到了金融危机，很多航空公司都在推迟交付或者退掉订单。现在我只能说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在宇航上会像运输业务一样成功。我一直说，我们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行驶，不像原来我们的宇航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运行。宇航业务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打地基，地下的地基已经打好了，现在就是往上面垒砖头了。

　　《商务周刊》：之前你们和中航工业集团谈了C系列的合作意向和ARJ21—900项目的共同研发，这些计划随着中国航空工业的新一轮重组有变化吗？

　　张剑炜：C系列，我们还是在和中航工业集团合作。ARJ—900项目由于转给大飞机公司了，所以现在有了一些变化。大飞机公司目前在忙着ARJ—700的取证等工作，900项目还顾不过来，所以这个合作项目实际上是推迟了，下一步怎么做，我个人还抱有希望。对大飞机公司来说，目前的合作意向还没有变。

　　《商务周刊》：外界大多把C系列看得很重要，C系列飞机拿到了30架汉莎航空的订单，它能改变庞巴迪在中国的形象吗？

　　张剑炜：很多人把C系列飞机等同于大飞机，其实这是个错误。庞巴迪的C系列飞机是从110座为起点的，它其实可以往下扩展，比如制造出90座的飞机。但考虑到中国在发展新支线飞机ARJ项目，我们就没有考虑发展90座级了。同时我们再往下的座级还有CRJ900等支线飞机，如果往下走，对庞巴迪自己的产品会形成竞争。

　　中国的大飞机，我的理解是从150座开始往上走的，但是我们的是149座。所以我们和大飞机不形成直接竞争。但是也不能说一点竞争没有，毕竟都是飞机，不可避免。总的来说，我觉得互补要大于竞争，我们更多的是互补。所以说，我们对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是支持的。

　　在中国，我们用不着专门针对市场做推广，大家都知道这个飞机很不错。现在业界都了解C系列是好飞机，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原来的错误纠正，迫切要做的就是改善形象。

　　中国有句话叫做良药苦口利于病。去年我跟一个销售总监去见一位航空公司的老总，一见面他就抱怨我们的问题，说完后跟我道歉说本来不想一见面就谈让我尴尬的事情。他没想到我会很高兴的接受批评，因为我看到了问题。

　　实际上，让负责人知道问题所在，从而去采取解决方案很重要。别人是报喜不报忧，我是报忧少报喜，如果上面觉得挺好，就麻烦了，要让领导有危机感，所以我经常跟我下面的人说，要报忧，说不好的方面，这样让我发现差距并找解决方案。前几年我的一个领导问我动车组竞标怎么样，我说情况不好。事实上挺好的，我只是让他感觉到危机感，因为好消息会让人飘飘然。

　　《商务周刊》：直言劝谏的效果怎么样？

　　张剑炜：我觉得还算成功，但可以更成功。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敢说。有人说我是庞巴迪里的布尔什维克。我自己确实是老党员了，都说忠臣没有好下场，但是不能因此而做违背良心的事。我想增加的是忠臣的好下场的机会。在你最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找出你需要改进的地方，就像我们的运输，已经很成功了，但我还是要找出问题。我对自己有一个最低要求，决不能让庞巴迪最高领导由于我的错误理解或建议而作出错误的决策。

　　我住的别墅里种了很多花，有些是朋友送我的牡丹，是我亲手栽种的。看着它们逐步长大，我感慨万千。在你失败的时候，想成功并不难，在你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再往高处就更难了，花也是一样。持续进步其实更挑战人，正所谓高处不胜寒，越成功，压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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