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须讳言的公司管理根基

　　王进生

　　忘了什么时候认识俞雷的，大概是看了他的公司名利场专栏文章后。他属于那种才华长在骨头里，开头不咸不淡，日久能上瘾的那种朋友。问他为什么把专栏名字弄这么一个怪怪的名字。他说：“写这个专栏，我是按照一本书的框架写的，这本书自然就是《公司名利场》。”

　　如今市面上的管理类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有如中国大地上迅速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不可谓不宏伟、不华丽。万丈高楼平地起，所谓管理的大厦也如现实的高楼一样，都离不开那个看不见的地基。名利二字是职业生涯也是公司政治绕不过的根基。老板也好、职场中的上进青年也好，虽然讳言名利二字，但是高尚的职场八股却掩不去心底里对名利的缁铢必较。名利其实是管理的经和纬。

　　圣主李世民与名臣魏徵可谓中国历史盛世君明臣贤的典范。臣子尽谏诤之责，君主有纳谏之量，君臣之间互相敬重，自古是敢言与能纳的天造地设一对。说起这段历史美谈，我们自会想到，魏征死后，唐太宗说的那句有名的话：“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真是佳人佳话，永为后世称羡。历史是个大的名利场，千古美谈背后同样绕不过名利二字。新唐书魏徵传记载，魏徵曾秘密向唐太宗推荐说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才，太宗当时当然给了魏徵面子。但魏徵死后，杜正伦犯罪，侯君集谋反，太宗不惜天子名声悔去公主与魏徵长子叔玉婚约，并且推倒了亲手为魏徵死后所书的墓碑，看太宗大动肝火的样子，远非魏徵荐人不当可以解释的。

　　为什么英明的太宗对死后的爱卿魏徵恨得如此切？据陈寅恪先生考证后分析，在太宗心目中，因魏徵既非山东贵族，又非山东武人，其责任仅在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集团之妙用。如果魏征的行动越过太宗赋予的这种权力，就犯了太宗大忌。魏徵推荐杜正伦为相，而杜正伦出自山东之盛门，则太宗赋予魏徵监视山东贵族之作用消失，转过来有联合山东社会文武两大势力之嫌疑。侯君集这人在两唐书本传虽没有详载其家世，只说他是个武将，据陈先生考证，侯君集与太宗都属于六镇胡汉关陇集团，史书上说，他的才能出将入相没有问题，魏徵举荐杜侯二人，等于集合了当时东西文武三大社会势力，而他自己身为其枢纽，这是太宗最不能容忍的，幸好这些事暴露在魏征死后，否则后果也是个现行，新唐书魏征传中所说“停婚仆碑”这样的惩处应该算是轻的。看来万世师表背后同样也是丝丝入扣的名利场争斗。

　　俞雷自言是看历史书比管理书多的人。历史确是现实的明镜，太史公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下的职场何尝不是如此，职场成功者往往羞于把成功的真正原因告诉世人，正因为如此，模糊了职场大军向职场深处探询的视线。中国公司伦理在历史方位上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世界真的变小了，西方管理新论一出，就像流行歌曲所到之处，中国也能哼哼两句，不过也是哼哼而已，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以为穿上了，其实什么也没穿。在老板眼里这些理论不过是发达之后需要的一些脸面而已。于是会唱流行歌典的职场选手纷纷登场，却往往不能扎根做成大牌，别怪老板无情，其实你不懂老板的心。正如俞雷所说：“老板大了都想做皇帝。”不明公司名利场之道，其实是漠视中国职场的国情。如果把市面上那些大部头的管理书当做职场高楼大厦来看，我们不妨把《公司名利场》这本小书当做职场地基来看。俞雷并非剑走偏门的管理研究者，他还是个周末管理研究者，周一到周五干的是营销总监的营生。他自言：“事实上，我也并非信奉斗争哲学，但是个完美主义者，我知道假使要在专业上做到最佳，就不得不去面对这个名利场。”在公司名利场中，老板也好，经理人也好，管理的逻辑是建立在利益逻辑基础上的，利益逻辑无非是名或利。离开利益管理的管理有如空中楼阁。这本书虽不像别的管理书那样看上去高屋建翎，但确如高楼地基里的钢筋和水泥，这与他的职场阅历和骨子里的才气有关，读之可增职场数年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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