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居中性

　　黄帝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与我国历史的开始以及中华民族的初期形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黄帝的名称依据唐代司马贞的说法，是因为黄帝“有土德之瑞”，而土色黄，所以称为黄帝。在古代阴阳五行思想中，土德的方位是中央，因此黄帝也叫做“中央之帝”，那时候华夏民族繁荣昌盛的地区便称为中原。

　　古人把国家称为社稷，“社”指社神，也就是土地神。而“稷”是稷神，是五谷的代表。由于古人对国土的深厚感情，所以称为社稷。流传至今，现代人喜欢把大地比喻成母亲，把祖国也称为母亲，其意义是相同的。

　　人非土不立，对于土的尊敬和重视，正是不忘本的象征。根据我国古代地貌学的观点，把土地划分为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五类，称为五土。后来引申为五方，也就是东、南、西、北、中，分别以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来表示，叫做五色土。

　　中华民族的学问，大多起源于早期人们通过观察宇宙的自然现象，获得若干知识，逐渐累积而成。人们站立的地方，放眼向前后左右望去，很容易发现东、南、西、北四个不同的方位，加上自己所站立的中央位置，构成五土或者五色。自己站立的地方，相对于其他四个方位，自然成为中土，也就是中央的位置。

　　在黄帝的时代，经历了阪泉和涿鹿两场当时惊天动地的大战，后来建国于有熊(现河南省新郢县)。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安定和谐的环境，因此奠定了华夏民族在中原地区繁荣深长的良好基础。

　　生活稳定之后，黄帝和臣子们致力于各种发明，除了提升衣食住行等生活技能，更扩展到历法、文字和武器，使我国古代文明大幅度超越四部的民族。

　　从文化的水平来看，东方为夷、南方为蛮、西方为戎、北方是狄。这并不是种族歧视，而是文化发展的高低。我们不但不欺辱、侵略、轻视外族，反而对于邻近民族的文明促进，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中国式管理的居中性，至少有以下三大要点：

　　一、任何组织的领导者，都有责任创造安定和谐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能够真正地乐在工作，从而持续发展。

　　众所周知，人类必须群居，彼此应该互相信任、互相协助。因此，安宁和谐的社会环境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领导者的主要工作，即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氛围。春秋战国时期，学者辈出，各自著书立说。诸子百家的言论，共同的目标实际上都在于此。

　　儒家孔子讲究的是柔术。领导者学习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品德修养，诱导组织成员活学活用，直接把知识落实在日常言行当中，在实践中养成良好的习惯。他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承的道德修养来提升人的价值，总结成一个“心”字。不论职业性别，不论富贵贫贱，人人都应该将心比心，凡事设身处地。先使自己的内心充实、安定，然后扩大再扩大，推己及人，尽一己的心力，为组织造福。

　　道家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主张。自然的意思，即为本来如此，属于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它既不像“飘风”、“骤雨”那样可见可闻，却又能够恒久存在。他指出道的本质，原本是有无的循环。自然的循环，有如白天夜晚、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居于永恒不变的常道。组织以及组织成员，都必须顺应这种自然循环的变化规律，不应该轻举妄动，以免招来凶祸。他认为组织成员的个性，各不相同，有刚的，也有柔的，倘若强制要求一致，使刚的变柔，或柔的变刚，便是残生害性的做法。不如无为而无不为，使成员各自发展，而长治久安。

　　儒、道两家，研究时不妨各自独立，而在实际应用时，则常常互为表里，取得高度的互补效果。两家都把生死看成人生的大事，观点却有一些不同。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在这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公元一世纪时，正当西汉末、东汉初，佛教的经典大量翻译成中文。其中人的出生可能有无数次，生了死，死了又生，构成生和死的循环。而死则是永远摆脱不了的痛苦归宿，表示另一种痛苦的开端。这些观念逐渐融入中华文化，形成儒、道、释合一的人生观。儒家的乐天知命，道家的重视养生以及佛家的忘我奉献，已成为安宁和谐的必要条件。领导者如果能够以身作则，必能促使成员乐在工作，提高组织的一致性，产生同心协力的效果。

　　二、组织的领导人，不能有种族、性别、长相、高矮、胖瘦的歧视，应该以品德和才能来知人善用，使成员各安其位、各守其份、各尽其力。

　　华夏夷狄的区分，并不是轻视、欺侮、愚弄不如我们的人。中华民族从黄帝以后，以华夏族为骨干不断地成长，主要原因即在许多边疆民族纷纷主动地认同中华文化，逐渐自动融合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久而久之，也成为黄帝的子孙。我们的王道精神表现在大家主动、自动认同，与霸道地强制要求他人必须遵照我们的规定和法制，是完全不同的方式。

　　领导者最好以儒家的王道精神为指导，自己先具备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能够教导大家做人做事的才能，塑造独特的组织文化，促使全体成员的认同，建立坚强的共识。

　　现代重视专业分工，领导者不能样样精通，起码也要在品德修养方面做大家的表率。最重要的关卡应该是员工进入公司的那一道门，必须牢牢把守好。由于公司是少数人的组合，并不像社会那样，必须包容各色各样的群众。我们所欢迎的，不过是志同道合的少数人，慎重选择，以免增加内部的混杂。

　　成员进入组织以后，还会产生不断变化，有的持续上进，有的却只退不进。所以对于组织成员，最好忘掉进入组织以前的差异，把注意力放在进入组织以后的变化，作为考核和奖罚的依据，大家才会心服口服。

　　进入组织以前，我们很难了解成员的真实状况，不得已根据学历、经历、身高、体重、举止这些资料来加以评核和比较。进入组织以后，我们最好不要再把这些东西当作基准。比较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把所有成员的背景资料全部归零，大家都站在同样的基准线上，以贡献的大小来作为评核的依据。

　　就算刚开始时为了筹集资金的方便，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共同创业。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引进各方人才，同样要把家族成员的背景忘记掉，化外人为家人。由亲及疏，发挥儒家向外扩展的推己及人精神。随着事业的成长而广纳各式各样的人才，自能立于不败之地。

　　只要认同企业文化的组织成员，便是自家人。但这并不表示凡是不同意见的人，便应该勒令退出。领导人最好反省再反省，检讨再检讨，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一方面不断改善，一方面善意感化，务求精诚团结才好。

　　三、组织的核心干部，应该效法管仲“尊王攘夷”的精神，使企业的经营理念，持久不断地延续下去。

　　华夏文化为什么能够历久不衰，生生不息？春秋时代那样混乱的局面下，要不是管仲帮助齐桓公九次号召会合诸侯，抵制外夷的侵略，保卫了中原文化，一下子匡正天下，完成“尊王攘夷”的大业。那时候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和楚庄王争相称霸，也就是做诸侯的领袖。在这五霸当中，齐桓公的成就最大，对外攘除夷狄，对内尊崇周天子。用现代的话来说，便是以强盛的武力来维持国际秩序，以尊崇同室来传递和发扬中华文化。管仲的美德获得孔子很高的评价。

　　一家公司的建立，如果缺乏明确的经营理念，不可能做大、做久、做强，更不可能做得有价值。换句话说，企业文化代表一家公司的居中性，有了这种坚强的共识，才能够放心地融合四方人才，产生一致的力量。

　　核心干部的尊王攘夷，最好看看管仲的表现。他原本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却由于有德有才，受到很高的礼遇。齐桓公不但任命他为齐国的宰相，把政务委托给他，还尊称他为仲父。而管仲也不负众人的期望，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把混乱的齐国整顿成既富且强，有力量号召诸侯的领袖。他完成了经济和社会责任之后，还能够更进一步完成文化责任，实在值得推荐。

　　现代地球村时代，与国际接轨，整个世界和当时春秋时代的混乱局面十分相似。经贸全球化，最要紧的便是在各种文化的剧烈竞争中，保持并发扬中华文化。否则，就算我们赚到了全世界的钱，却丧失了中华文化，那又有什么用？相信大多数人士，心中都有同样的想法。这才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主要动力，即使有短暂的迷惑和动摇，终究会清醒和坚定下来，大可放心。

　　居中的目的，在于随机策应四方八面蜂拥而来的压力，既不能专横强制，也不能屈膝降服。历史上留下美名的人士，如屈原、司马迁、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陆游、朱熹、王守仁、史可法、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梁启超诸先贤，都是善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