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怎奈管理之惑(2)

　　2005年的夏天，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遭遇了接踵而至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谈判，这也使中纺商会这家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最大的中介组织超乎以往地忙碌：反映企业声音、推动行业自律、提供谈判数据、出访欧美进行交流……“为了应对本次贸易战，我们可谓费尽心机。”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感慨，“但是，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但很遗憾，企业没有听。”

　　这种无人响应的落寞，对于中纺商会而言并不陌生。2005年初，为了应对“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挑战，在国家商务部提议下，由中纺商会牵头负责，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等机构共同建立了出口协调机制，在市场准入和最低限价方面对企业提出了要求。但到了企业签订行业自律呼吁书的时候，才发现“应者廖寥”。

　　上述事例正是商会作用在本次贸易战中的缩影：自己忙到脚朝天，而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单打独斗，按照自己的惯性运作。

　　按照国际惯例，设限国在提出设限申请以后，都有大约一个月的“公众评论期”，主要是给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设限国生产商、销售商、零售商以及被设限国的生产企业以表达机会。

　　“这本是我国企业上书美国

纺织品执行委员会、欧委会表示抗议的好机会。”浙江嘉兴市外经贸局公平贸易处张峰说。但在嘉兴市进出口商会与嘉兴市外经贸局发出通告召集当地企业开会，指导企业填写相关材料后，全市1000多家纺织品出口企业中，只有不到100家企业参加，其中有不少是“凑凑热闹”，真正提交书面抗议的企业还不超过五六家。

　　“信息不从他们那来，研发能力也不具备，对政策的影响力我们也感觉不到，为什么要加入？”嘉兴市长期从事T恤衫出口的徐先生认为，上书材料、呼吁自律只是企业需求的一部分，如果能协调好生产与出口等根本需求，商会的权威才能确立。

　　“商会无法赢得企业的普遍承认关键在于与企业并未建立起紧密的利益纽带，企业对商会的依存度不高，商会没有履行好管理行业的职责。”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表示。

　　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并未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子，一些机构甚至由财政全额拨款，在政府的授权下对部分行业进行简单的联络，没有真正发挥对行业的管理职能，工作人员还享受着国家公务员的待遇。这从另一个侧面影射了一些商会由于存在体制不清而出现管理缺失。

　　比如现有的纺织工业协会由过去的纺织工业部变更而来，而成立于1988年的中纺商会则由当时的外经贸部组建，虽然目前已经完全自筹经费，但还是受到商务部的干预。2005年8月底，由于商务部外贸司有工作人员赴旧金山参加中美第三轮谈判，中纺商会的人员还被无偿征调到商务部“上班”。

　　“屁股决定脑袋。”现实决定它们的目光更多地“向上”，即把地方企业遇到的问题呈送给国家相关部门，而本应发挥的作用又受到束缚。

　　2005年7月11日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开始聘请美国巴顿•博格斯公关公司为中国在美国国会展开游说，以化解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国际上这种游说一般都是由商会出面，而中纺商会却对这次游说“毫不知情”。

　　“企业的不满意，更多的是在政府不当的干预下，商会表现得有点定位不准，‘无所适从’，政府的越位，导致了商会管理职能的缺位。”曹新宇道出了协会在实际管理中困惑的一面。

　　“管理”之外的远望

　　困惑背后是管理之痛。目前，包括中纺商会在内的所有社团组织统一归民政部社团登记司直接管理。这种不分类别、混为一谈的管理方式，使商会在自主权上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

　　比如令商会陷入“无人喝彩”境地的倡导企业行业自律的问题。由于自律只能在作出一定刚性规定的基础上才能谈及效果，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关的条例和法规，根本无法实施，只能作出一些缺乏约束力的呼吁。

　　曹新宇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条例和法规，明确协会权限，“哪些是我们必须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还有哪些是政府和企业对于我们的服务是要进行有偿支付的”。此外，全国性商会与地方性商会的关系同样不容回避。　“全国性的行业协会涉及面太广了，对企业起不到实际帮助。”张峰说，由于受损产品的范围十分明确，生产地又相对集中，即使地区性的大行业组织也难以对企业进行指导。

　　张峰表示，相比之下，如果成立服务于某一地方的、集中针对某一细分商品的专业化组织，像嘉兴市女士衬衫出口协会，活动能量会更大。

　　“其实，此次纺织品摩擦也是民间商会崛起的一次契机，就看我们有没有把握好了。”商务部研究院赵玉敏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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