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发的机会

　　刘雪梅/文

　　9月初的一个傍晚，David Arkless走在北京街头，被一群穿红戴绿打着腰鼓的老年人吸引住了。这些五六十岁的人无不神采奕奕，身形轻盈，精力旺盛。他驻足好奇地观看，不仅仅因为自己是个外国人，更多地出于职业习惯。几天后，他将要在“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上发言，主题是“灰发中国：变老还是变富”(Greying China：Can the Co untry Grow Old and Grow Rich?)。眼前的情景令他感慨：“如果你跟他们交谈，会发现他们并不希望退休，他们还想做一些事。”

　　作为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公司万宝盛华(Manpower)的执行董事会成员，David Arkless对中国的人口问题持续关注很多年了。最近几年他越发感觉到，在拥挤的中国大城市里，人口方面的潜在问题已经非常接近美国。他总结了两点，一是人们活得更久，也希望工作得更久；因此而导致退休金和养老金严重缺乏，无法支撑他们安享晚年。

　　10年之内，明显的劳动力短缺还不会出现，中国的工作人口将在这段时期之内增长6500万。但是其后便如坐过山车般，一路下滑，到2050年，退休人口会占到整个人口的25%。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正面临人口结构的变化，到2015年，15%的中国人将在60岁以上，而到2050年这个比例会升到25%~30%。人口老龄化当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David Arkless说，世界经济总量前10位的国家都躲不过这一关。造成这个后果的原因是共同的：各国生育率普遍偏低、死亡率大幅下降以及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进入老龄阶段。不过在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跟

中国经济的增速一样，比其他国家快得多。上个世纪30年代的欧洲，60岁以上的人口占10%，经过了40年，到1970年才达到30%的水平。而中国只用了大概18年的时间，就“未富先老”了。2040年的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数量将相当于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人口的总和，为3.97亿。

　　为这些老人准备的养老金或退休基金足够吗？答案很不乐观。而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些基金只投放在城市里，农村养老完全依赖他们的家庭。据David Arkless的估计，3.5亿到4亿生活在农村的人根本就没有养老或退休金。

　　这些数字听起来让人觉得悲观。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老年人依然活力充沛，退休对他们来讲甚至可以说是新的职业生涯的开始。他们需要的是新的能够带来满足感的工作机会。

　　银发族的新机会

　　在美国，上世纪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因为正逢二战后IT、通信等产业发展最迅速的时代，他们大多数薪水和福利的奖励和财务系统建立在“现金＋

股票”的基础上。由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这些45到50岁的人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很多人选择退休去享受生活。公司也非常鼓励，因为这些人一直占据重要管理职位，新人往往因为看不到升职希望而跳槽。

　　这些人当中，许多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者。他们在海边享受了阳光沙滩和环球旅行之后，又赶上了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不断缩水的投资逼迫他们再次开辟新的财路。当日光浴晒出的小麦色从皮肤上褪尽之后，灰发一代就说：我们想回来工作了。此时，很多企业发现，只有把这些人的管理和技术经验与年轻人的大胆好学结合起来，才能再次创造经营奇迹。今天在北美，越来越多的公司雇佣了45至55岁的非全职员工。

　　David Arkless之所以用“灰发”而不是“银发”来描述，或许因为灰发人群仍然有精力从事他们喜欢的工作。《商业周刊》曾经在一篇文章用了3个形容词——年老(old )、聪明(smart)、多产(pruoductive) ——作为标题，来表明劳动大军的银发趋势比人们想像的要好得多。套用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姜还是老的辣”。

　　中国的中老年人退休之后大多没有旅游度假的浪漫之举，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条件有限。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退休就意味着贫困，许多人退休之后只拿退休前50%的工资甚至更少。

　　与这些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验丰富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的退休恰恰是职业生涯的另一个新起点。年近70岁的梁女士是北京协和

医院的资深眼科专家。但是现在的她并没有理所当然地过上闲适的退休生活，其忙碌程度一点儿不比以前逊色——她一周5天到医院所属的为儿童开设的眼科诊所上班，还经常组织和参加义诊和咨询活动。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的老伴则希望能享受眼下，每天喝喝茶、下下棋，四处走走。看她那么累，老伴好几次催她跟院方申请减为每周只上3天班，两个人为此争论不休。“她年轻时就是个热心肠，让她歇下来比什么都难！”头发灰白的她哈哈一笑，“我估计我能干到90岁！”

　　当所有的人都在忧虑人口老龄化即将带来的危机时，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老龄化，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当我们把老年人看作是一种社会经济资源时，人口老龄化恰恰是这种经济价值潜能——隐含的老年人力资源逐渐得到显现的过程。人口状况转变本身就蕴含着应对之道。正如美国城市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尤金·施托伊勒所说，将近60岁、70岁和80岁的人现在已经成为经济中最大一块未被利用的人力资源。”

　　但是万宝盛华“给每一位老年人一个机会”的观点并不受所有中国人所认可。相反，许多人和机构反对退休人员重新就业。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的副司长刘康最近就说，“中国市场的基本特征就是供需严重失衡”。他列举数字说明失业带给社会的压力，目前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1000多万，加上上一年未能就业的，每年劳动力供给1400万，按照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可以带来就业岗位800多万，每年退休人员新增300万，每年提供岗位1100多万。也就是说，每年都会有300万左右的人因为工作机会少而失业。

　　David Arkless了解，在“老人就业”与“社会安定”之间，中国会毫不犹豫地倾向后者。但是，在“社会安定”与“资源浪费”之间，又该如何取舍呢？

　　从逻辑上来看，鼓励老年人重返工作岗位似乎与年轻员工存在争夺工作机会的矛盾。但是一直苦于找不到称职的技术或管理人员的企业却发现，一旦这些经验丰富的老龄员工纷纷退休，又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年轻人员及时补充上来的话，公司就会面临困境。许多专业招聘的公司会告诉我们，在今天的中国，最大的招聘难题是找到所谓“专业领域内的专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最大的忧虑之一就是要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几个，谁都在抢，他们也跳来跳去总不安定。资深人员断层和供给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威胁更严重。“人力资源浪费”带来的经济停滞，才是真正的危机。何况，如果老年人继续工作，既能保证日常支出，使社会消费能力增强，可以创造更多新的就业机会给其他人。

　　满足感是最重要的

　　在美国，现在已经出现了多家专门给老年人找工作的招聘公司，如Retired Brains(为退休人员提供兼职、临时的工作机会)，Senior Job Bank(专门为50岁以上人士提供工作机会)以及Yourencore(主要招聘经验丰富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产品开发人员)等等。而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针对老年人的专场人才招聘会。法律、建筑设计、医务、教师、企业管理、专业咨询服务等行业对老年人的需求最大，这些行业一般劳动强度不高，相比年轻人，用人单位更看重老年人的技术和经验。

　　希望重返企业的老年人有一个难以启齿的担忧，就是担心自己被身边的年轻同事所轻视。特别在一些会用到高科技手段的企业中，年长者学习新技术的能力整体上会略逊于年轻人；退休前很受重视和尊重，而退休后再就业，必须适应角色和环境的巨大落差。怎么处理年龄歧视问题目前仍是一个新课题，虽然已被意识到，却缺乏解决办法。

　　在因人口老龄化而被称为“欧洲的日本”的芬兰，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就启动了一系列计划以延长工作年龄。在一家制锁厂里，55岁以上的员工共有200名，都被称为“资深员工”，他们的平均退休年龄从4年前的59岁提高到了63岁。这一称谓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这一方面推迟了工人过早退休企业需支付的高昂成本，又赢得了传承新老员工之间的知识和专业技术以维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这些年老员工有额外的休假时间，而且因为自己丰富的经验和与众不同的想法而拥有优越感。

　　他们的满足感也来自于有机会给予年轻同事辅导和帮助，那是仅仅追求经济收入所无法获得的财富。美国新泽西的一位老人退休以后重新回到原公司，给一位刚入行的年轻同事当Mentor(导师)，一天这位年轻人在他的办公桌上留下一张字条：“我将终生铭记您的教诲(I will carry your lessons with me throughout my life.)。”他认为那是一种“微妙而深深谦逊的价值”，一点不比退休后含饴弄孙的幸福来得单薄。

　　没有哪家企业的HR在说到员工培训时，想到老年员工也应得到相应的培训。没有证据表明60岁以上的人学习能力下降了，在汇丰集团针对中国大城市居民的一次调查中，有超过半数(52%)的人认为，退休是个人迎接挑战并冒风险的时候，他们表现出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和能力的愿望。一位从事了40年机械工程工作的老人退休后成为独立项目承包者，6年后项目合同结束，他又要求儿女给他买台电脑学习打字和上网。他常常跑到一个给小孩子上电脑普及课的年轻人课上请教问题，那股认真劲比谁都足，虽然起初问了许多问题对方不知如何回答的傻问题。“6年的承包，我挣得钱比上40年的班还多；可是现在想学点新东西了，却很难找到人来教我。”颇为苦闷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保养得很好的电脑。

　　对于那些退休后希望回归岗位的老龄员工，万宝盛华建议，无论是辨别个人优势还是培训相应技能，企业必须一视同仁，因为老年人也需要更新知识。今天投资在员工身上的成本，在将来会转为企业发展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