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的发展观探索对外开放战略

　　加入WTO后，外资正以更大规模、更快的速度进入中国，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国际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面临着进一步开放市场的国际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由增量扩张型向效益增进型转变的过程中，许多结构性、体制性问题亟待解决。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这长期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又成为理论界关心的热点。

　　转型中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以新开放观探索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需要从理论上重新审视开放的现实模式与既定思维。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开放的阶段，不仅在WTO承诺中各种市场准入地区差别安排在后一、二年中将全部结束，而且各种政策优惠也基本上没有区域差异。但是与沿海相比，内地的吸收外资环境仍然较差，基础设施不足，社会与经济管理的机制效率更不能适应扩大开放的需要。如果不能解决对外开放环境上的差异，那么沿海与内地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还会继续扩大，从而进一步加剧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根据发展经济学原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在于消除一国发展中资本与外汇两个缺口，中国对外开放初期的目的也在于此。中国劳动力十分充裕，自然资源得不到大量开采，核心问题是缺乏资本。25年来数千亿美元的外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资本短缺的状态，持续的高增长和高储蓄率已经在银行系统积累了巨额资金，加上高速增长的出口大大提高了国家的

外汇储备，从国家整体上说，目前无论是资本供给总量还是外汇储备水平，都已经不再是发展的主要瓶颈。

　　在改革开放的25年中，虽然我们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

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降低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智力”发育不足。调整中国经济增长战略，强化中国经济主体意识，是转型期的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在改革开放的25年中，外商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改革不可缺少的外部推动力。外资企业在改变我国传统的经营方式、经营观念，提升市场竞争档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FDI)中获得的种种收益，并非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而是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和税收，让外商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回报的前提下实现的。不过，以25年为期算账，我们在开放中获得的总收益，特别是FDI所带来的外部效应，应当是大于总支出。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以跨国公司为主的FDI大规模进入中国，我们在利用FDI方面开始出现了边际收益递减趋势，导致了FDI对中国影响的负效应。近几年引入外资出现的边际收益递减趋势，除了有关研究机构提供的可计量的已显化的因素外，最需要引起我们反思和警惕是尚未显化的因素，这就是渐渐陷入对引进的依赖，开始模糊了中国经济的主体意识。

　　也可能有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经济的主体性应该是越来越强。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并不等于我们实际拥有的竞争力。如果说经济实力代表了一国已经拥有的财富，那么竞争力则代表着使原有财富增值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国家在现代经济中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上，更表现在这种经济实力能否持续增长上。

　　目前我国招商引资中出现了一些负效应，具体表现在招商引资的能力提高了，但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受到抑制和削弱；中国经济总量增加了，但经济的自控力和安全性却降低了；在开放激励型体制中，引资几乎本身就成了目的，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引资的项目数量和金额，而不是它的技术含量或经济效益；完全落后的、基本不创造就业或税收的、甚至需要地方政府付出各种代价的项目不断地进来。项目就是目标，引进了什么却不再重要。中国保持了25年的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强劲的外贸扩张。实证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我国庞大出口能力的背后，是单纯的价格竞争手段和很低的出口效益。出口在更多意义上是创造就业的方式，而赢利的效益目标则因为过于激烈的相互竞争而无法实现。对出口数量指标的追求导致了各地、各企业之间的廉价竞争，不仅国家利益流失，而且还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贸易争端大量由中国的廉价竞争策略而引起。与外部世界的摩擦是与粗放型的开放模式密切相关的。

　　出口导向型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战略的基点

　　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一直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却要求我们对此作出新的评估。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投资高度发展，出口可能只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来料加工性质的出口，只解决部分就业问题而几乎不具有产业链的作用。因此，出口的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出口引导国民经济的整体进步。

　　据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初级产品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呈正相关，但制成品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主要原因是，中国在提高制成品出口的过程中，制成品的增长仍然停留在粗放型增长上，并没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等实现集约型发展，出口促进增长有一个临界水平，在临界发达水平的两端，出口促进增长的作用有很大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出口促进增长作用较为明显，而在我国出口增长并不总是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更多地来源于跨国公司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在国民经济的整体效应方面并不像出口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所显示的那样高。这就是说，出口的发展并不一定是工业化现代化正在推进的表现，而可能只是意味着本国被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的表现。

　　以要素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探索同样以反映要素流动为基础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必然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出口导向。对外开放要为全面小康目标服务。必须认识到，实现富裕的战略与解决温饱的战略是不同的，社会发展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目标与摆脱贫困目标所需要的战略是不同的，开放模式必然需要根据这些目标的差别进行调整。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

　　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一是符合和顺应经济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规律性。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国际化已成为一种潮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必须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才能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综合运用贸易、对外投资、对外援助等手段，推进我国经济国际化进程。二是保证我国经济维持适宜发展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国经济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国际贸易和外商投资是维持和保障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我们不仅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政策，还应将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相结合，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三是提升我国经济总体运行质量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还基本处于粗放型的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的状态；从对外贸易上看，出口主要依靠低成本和拼数量的方式占有国际市场；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上，主要处于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出口商品中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及知名品牌的品种有限。这种以数量扩张为主的贸易增长方式，不仅日益受到国内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而且还受制于国际市场。因此，必须加快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方向转变。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四是促进我国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一方面可以大力促进国内经济发展，为市场加速成长和完善提供物质基础，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具有中国特色和能够发挥本国优势的市场经济制度和运行模式；另一方面，通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利用发达国家成功的市场管理制度和经验，以及国际市场通用准则来改造和充实国内市场，用以催化我国市场的成长过程。五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我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人口要素结构极不平衡。总体资本形成能力较弱，人均占有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单靠国内经济发展，很难在较短时期内全面迈入小康行列。但如果协调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在预定时期内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完全可以达到。首先，通过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一方面根据国际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情况，发挥各地的产业优势和产品优势，为农产品出口寻找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手段；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农业共同开发，大大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其次，通过加大对外开放，可以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