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随需而变

　　文/陆小花 陈红梅

　　国资委成立两年多来，新政迭出，在国有资产监管这项“极具挑战性、极具探索性、极具风险性”的工作中施展拳脚，成绩斐然，中央国企的总资本价值从6.9万亿元增加到了9.2万亿元。2005年上半年，中央企业经营业绩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完成增加值9322.4亿元，同比增长25.3%，实现销售收入31190亿元，同比增长24.6%，实现利润2988.1亿元，同 比增长29.1%。

　　两年多来的国资新政，在“变”中转型，也在“变”中突围。

　　从婆婆到老板

　　两年多来，国资委扎扎实实地打造国有资产老板的形象，以区别于先前“五龙治水”时条条主管的婆婆角色。

　　——建立国企董事会

　　2004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和四川国资委领导座谈时，表示国资委计划在3年内，在中央大型企业中全部建立董事会，代表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而国资委则着重于监管。他说，“目前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在国企中建立董事会。如果不能建立董事会，国资委‘婆婆’的帽子永远也甩不掉。”“只有国企董事会到位之后，国资委才可能到位。”

　　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也曾对中外记者

幽默地说道：“国资委和企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监管6.9万亿的资产，打个比喻，就相当于6.9万亿的大董事会。”

　　国资委高官们意识到，中央企业董事会的建立，是国资委从“老板加婆婆”岗位上退出的基点。

　　可当时的中央企业中，集团一级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只有9家，其他企业都是单一投资主体，大多数是按《企业法》注册，实行的是总经理负责制。这意味着，中央企业大部分是国有独资企业，连公司制的框架都不存在，董事会在这些不具备公司制框架的企业中很难运作。

　　2004年6月，国资委终于敲定了6家中央企业作为董事会试点单位，分别是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宝钢集团公司、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诚通控股公司、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和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以此拉开了大型国企董事会改革的序幕。

　　——严格履行出资人的责任

　　从两年多的实践看，成立国资委和不成立国资委大不一样，《中国投资》杂志分析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从国务院国资委层面看，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方法、手段，与过去政府推动不一样。过去经贸委讲突出主业、加强管理、降低成本等要求，是从政府角度，一方面面向所有企业，针对性不强，另一方面只是一种号召性、指导性要求，缺乏考核和落实。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一方面针对所监管企业提出措施和要求，有较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通过业绩考核层层考核落实，具有更强的约束性。国资委成立以来所提出的各项要求，都在企业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今年以来，中央企业改革发展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从各省国资委层面看，各省国资委成立后，比较系统地研究国有资产监管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制和资产转让中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采取了更为直接、更为有力的措施。各地国资委认真履行出资人职责，在改制过程中严把审计评估、资产出让、产权交易、债务处理、运行监督、民主参与关，群众举报案件及时核实查处，有效地防止了国有资产流失。

　　从管资产到管股权

　　2005年新年过后，上海市国资委将上海仪电控股持有的上海广电集团19.43%的股权划转至上汽集团名下。上汽集团股份公司是上海赶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成立的，同时成立的还有上港集团股份公司。在成立之后，上港和上汽集团所有经营性资产划归股份公司，集团公司将专门从事投资业务。熟悉内情的专家说，隐藏在这一系列动作后面的，是上海国资管理的新思路，甚至可用国资新政来形容。其实从2004年8月郎咸之争开始，国资委就注意到国有股权的监管。

　　——规范MBO

　　香港大学教授郎咸平掀起国企MBO的争论半年以后，国资委于2004年12月中旬宣布，大型国企不能进行MBO，中小企业也要区别情况在规范的基础上推行。这是国资委首次对国有股权的流动作出明确规定。

　　MBO作为一种企业购并方式，本身的制度价值有限，其作用的发挥有赖于社会的制度环境、公司管治水平、管理人员的道德状况，以当前的情况，国企MBO实践的理论、制度准备都不足。此次MBO叫停的涵义远超出MBO本身，折射出政府管治、公司管治之间的错综关系，提供了一个审视国企管治方向的案例。

　　国资委叫停国企MBO，不排除是部门利益的驱使，但事件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当前的阶段，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而国企MBO是新一轮利益不平衡的来源之一，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分析人士指，MBO叫停作为一个风向标，预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企业改革思路将有调整，对公司管治有深远影响。

　　而到了2005年4月，国资委和财政部公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即16条)，实际上是国资委去年底叫停大型国有企业MBO时5点意见的细化和延伸。

　　16条规则的出台，是国资委对当前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一个肯定，其指导、引导的含义要大于监督、约束的含义。

　　针对MBO中自买自卖等不规范行为，为了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国资委为MBO设置了6道关口，对不规范行为进行约束。首先第一关即是出资人代表，也就是国资委，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劳动保障部门会对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的相关方案进行审核。接下来，具体改制方案还要提交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这里有两道关，一是MBO方案，必须由职代会审议和讨论，二是有关职工安置方案，必须得到职代会的通过。此后，MBO方案还要经过中介机构的评估，特别是律师事务所必须出具法律意见书。最后一关，即进场交易。这六道关能保障国有股权不会轻易落入企业领导人的腰包。

　　——拼抢全流通话语权

　　两年前，成立不久的国资委对全流通似乎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知名证券分析师、全流通问题专家张卫星甚至对国资委的能量嗤之以鼻，放言国资委的成立与全流通“搭不上关系”，他并不觉得国资委的价值有多大，国资委的重要性“要在中国证券市场改革以后才能体现出来”。

　　可曾几何时，国资委在股权改革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2003年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公开发表了题为“积极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署名文章，指出在解决如

股权分置问题时，必须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由是，市场开始传言证监会将按净资产定价进行国有股减持实现全流通。第二天，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国有股无论是减持还是流通，基本的出发点都应该对“所有”的投资者一视同仁，给予保护，目前还“没有找到”能为大家接受的减持办法。国资委的“三三对等减持法”浮出市场水面。

　　一个保护“公众”，一个保护“所有”；一个“积极推进”，一个“还没找到”。显然，证监会面对日益逼近1300点的市场急不可耐，试图通过安抚和许诺补偿公众投资者，早日建立投资者信心；而国资委作为3万亿元非流通股的最大的管理者，急于减持获利，即便不能100%市价变现，那先拿出部分来减，总能多赚点。

　　两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声音反差如此之大，证券市场即报以忽上忽下的行情，应对两个部门之间的“拉锯”。之后，面对股市“崩盘”的危机，证监会与国资委的协调忽然显得密切起来，“口水战”变成了一个声音讲话。

　　到了2005年春夏之交，中国证监会和国资委先后表态：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目前已具备条件、时机已经成熟。沉寂多时的股市“全流通问题”再度热闹起来。作为监管者，证监会当然希望让股市早点活起来，快点火起来；而作为中国股市最大的终极股东、即2/3非流通股的最终所有者的国资委，正如李荣融所言，“国资委要做的就是管好国有资产”。

　　在令人惊魂的股市暴跌声中，在全流通试点企业一批又一批亮相之时，总是能及时地听到国资委的声音。

　　从亲力到借力

　　国资委成立之初，就像管家婆一样，几位领导人穿梭往来于一百多家大型国企，疲于奔命。可就那么几个人，即便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呢，要监管好178家国有大型企业谈何容易。于是借助外力来监管就成了国资委高超的领导艺术破茧而生。

　　——托管

　　2005年3月初，来自国家投资开发总公司(简称国投)约20人的托管工作小组进驻位于北京建外大街建华南路成远大厦12楼的中国包装总公司，首开央企托管先河。

　　专家们分析，不论是国投成立之初接手6家国家专业投资公司资产进行改造，还是此后在资源和基础性行业上的投资，国投的使命一直是“保值增值”和“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的职责”。这正和国资委“保值增值”和“做大做强”国企的运行逻辑不谋而合。

　　国投似乎对托管特别卖力，曾经在国资委成立之初赶制了一份19页内部称之为“黄皮本”的汇报材料，发送给国资委各部门，同时也抄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政府部门，向他们介绍“投资控股公司”的理念和操作，为托管主动请战。

　　国投的热情引起国资委浓厚的兴趣，一位国资委副主任曾在当时表示：“你们就是一个小国资委，职责任务和我们是一样的，你们就是我们正在寻找的第二个层次”。

　　事实上，对国资委这个“第一层次”来说，从事的国有经济运营是宏观层面的，目标的实现要靠在市场竞争中微观层面的国有资本经营行为来完成，这些具体的资本经营行为不可能由国资委去操作，只能通过具体的市场主体来完成。“第二层次”的寻找为央企托管铺垫了先前的准备。

　　托管被誉为国企改革的第三条路径。在此之前，央企的调整，从196家到现在的178家，主要的方式便是重组和兼并。

　　——力促海外IPO

　　2005年4月，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高博深一行4人会见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双方就中央企业海外上市的问题进行了交流。李荣融重申，国资委将积极支持有条件的中央企业赴海外上市，以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为将来的发展打下规范的基础。这似乎为国内企业海外IPO热潮加了一把柴。

　　虽然2004年出现中航油遭遇海外灭顶之灾，但国资委力促大型国企海外IPO的调子始终没有降。一直以来，上市融资都是超大型国企选择海外上市的最重要目的之一。由于目前中国证券的发展时间短、市场市值规模较小，无法承受这些航母级企业。因此，超大型国企只有选择国际资本市场融资。

　　海外上市企业必须公开透明，因此国资委支持大型国企海外IPO的“醉翁之意”是借助于国际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实行一系列强制性规定，完善国企公司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藉此推进国企改革。

　　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企业海外IPO的数量达84家，比2003年的48家增长了75%，筹资额提高了59%，从70亿美元增长到111.51亿美元，达到了历史新高。

　　李荣融主任曾多次强调，国资委鼓励大型企业先到海外上市，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还是要整体上市。企业到纽约或香港上市，如果表现很好，并为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坚实基础，再回到国内上市贡献会更大。这不仅凸显了政府对国企发展及改革的坚定信心，而且再次表明了决策层对中国应积极主动“强身健体”参与国际竞争以谋求有利地位的强烈意识和愿望。

　　——全球高管选秀

　　2003年8月，国资委选择了6家中央企业作为首批试点单位，推出7个高级岗位，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其中的最高职务达到集团副总经理一级。2004年11月，23个职位又面向全球招聘，937人应聘23个职位录取比例近40：1，应聘11个副总经理(副总裁)职位的共674人，录取比例为61：1。而国航副总职位1个，有来自世界各地的168名经理人参与竞聘。

　　虽然国资委掌控的178家中央企业、上千个高管职位仅空出寥寥几个，但国资委变身为国企的“超级大股东”之后，从股东利益出发实行高管人员国际化的意图可见一斑，就是要让企业按国际游戏规则运作，尽快与国际接轨，让大型国企这一艘艘企业舰船驶进国际市场的大海洋中去，经风浪，历风险，打造中国的企业航母。

　　虽然“外来的和尚”进入国企摩擦不断，但各级国资委积极进行的招聘高管行动，以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公开场合的谈话，似乎体现了国资委这样的意图：国有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强管理，要走出国门，在全球进行竞争，就必须引入国际化的管理。这种国际化的管理首先是通过人来实现的。

　　早在2003年6月，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公开表露出要用全球眼光选择国企管理者的想法。李说，中国国有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难以找到最优秀的、符合要求的人才。国资委在企业管理者的选择方面关键是创造好环境、定好标准，凡是符合标准的人才，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外籍人士，都可以应聘。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罗仲伟博士指出，不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经营者，就不能保证有能力的人来经营企业。国资委全球招聘高管，可以说是对“任命制”的一个突破。 目前，国企的负责人基本上是国家任命，管理层更多的被看做“特殊的

公务员”而非企业家。如178家中央企业的“一把手”，其中53家由中组部决定产生，其余由国资委决定产生。

　　虽然全球选秀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也有人称之为“全球作秀”，但其用全球眼光寻觅人才的观念却在国企上下得到张扬，至少说对那些不思进取、依靠自身的人脉关系在混日子的国企领导人是一种危机式的挑战和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