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涵家族：南洋风雨飘摇中

　　一个传承到第4代的家族企业，却因家族成员能力羸弱，无人堪当扛起家族传承的大任，而致使家族没落

　　19世纪中期，闽南一年轻人黄志信加入当地一民间反帝组织，起义失败后遭镇压，遂下南洋经商，经过一番勤劳奋斗有了自己的实业。

　　其子黄仲涵24岁继承父业，借着当时经济、政策的便利条件，调整经营贸易结构大力发展制糖业，终于成为在当地有着2亿荷盾资产的华商巨富，有“糖业大王”之称。

　　进入20世纪，全球战争，经济危机，排华浪潮，一连串到来的大事件越来越不利于这个华商家族产业的发展。黄氏家族第三代黄宗孝在45岁突然病逝后，家族人员虽众，却无人能扛起家族大业的顶梁柱。“糖业大王”家族在南洋发展了近一个世纪，自此销声匿迹了。

　　侨商的春天

　　“糖业大王”家族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第二代黄仲涵。他把父亲黄志信创办的“建源栈”改组为“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并由此发展成一个涉足制糖业、银行业、航运业等诸多产业的现代企业王国，被称为“黄仲涵财团”或“黄仲涵总公司”。

　　从1863 年建源栈创办到1961年黄仲涵财团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财产被当地政府没收，黄仲涵家族的实业在印度尼西亚存在了整整98年。

　　黄仲涵财团是近代资本主义殖民时期华侨资本在南洋的代表，它的兴衰是那一时期华侨企业在风雨飘摇中的南洋的一个缩影。

　　1853年，闽南民间反帝组织“小刀会”为响应太平天国运动，在当地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起义军残部为躲避清政府通缉，纷纷渡海下南洋，黄志信是其中之一。他来到印度尼西亚爪哇三宝垄，开始了他的创业生涯。

　　黄仲涵的女儿黄惠兰在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祖父艰辛创业的文字：“他用极少的存款购买了廉价的瓷盘和瓷碗，用一根扁担挑着瓷器筐子，挨家挨户地兜售。他为每一枚铜钱而极其坚韧和精明地做买卖和讨价还价。然后，他用这个蝇头小利进行再投资，购买更多的瓷盘和瓷碗以及小袋装大米。”

　　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正处于荷兰殖民统治下。事实上，直到1870年荷印殖民政府“强迫种植制度”废除前，当地的私人资本企业很难大规模地发展起来。而黄志信通过做一些小买卖，积累了原始资本。1863年，黄志信的小本生意有了实体—“建源栈”。

　　对华侨资本，荷印殖民当局一直抱着十分矛盾的心态。荷印殖民当局想要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但也认识到华人经济的重要性。它是联系殖民经济和土著经济的中介，荷印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中，鸦片战争以前迁入的华侨移民和他们的后裔占了很大一部分。1870年，荷印殖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法》和《糖业法》，准许私人资本家经营工商企业。待到1890年黄仲涵接管建源栈时，华人在印度尼西亚从事经济活动的条件已变得越来越宽松。

　　侨商的春天到来了。建源开始了它大规模聚敛财富的时代。

　　南洋风雨

　　作为外族企业，黄仲涵家族从第一代起就十分注重经营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黄志信与荷印殖民政府签订了合同，承包了几家官办的当铺和销售点，并获得了大米经营、华人区邮政等专营权。黄仲涵从小在父亲店里学习，他的才干很受荷印当局器重。在尚未接管建源前，黄仲涵就被荷印殖民政府委以官职，管理侨民事物，后来还获得了政府授予的鸦片专卖权。

　　黄仲涵继承父业后，着手将建源栈改组成建源贸易有限公司。他看好世界甘蔗市场发展的趋势，大面积发展甘蔗种植，并先后投资1000万荷盾兴办了5家糖厂。不到十年时间，这些糖厂的年产量总和达到15万吨。

　　1914年“一战”爆发，战后欧洲物资短缺，白砂糖的价格比战前翻了四五倍。黄仲涵决定将糖业打进欧洲市场。他在欧洲几个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当时的欧洲国家到处可见黄氏企业出口的白花花的砂糖。

　　1923年，全荷印共有华侨创办的糖厂13家，其中黄仲涵的5家糖厂共产糖86万担，占华侨糖业总产量的57%。

　　此外，黄仲涵还经营木薯粉、橡胶、咖啡、木棉等。建源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对金融、运输有了更大的需求，黄仲涵的产业王国也应需向银行业、船运业延伸。

　　然而，正当黄仲涵财团壮大起来时，荷印殖民政府对黄家的态度也从友好变得开始觊觎其财产。

　　1917年，荷印殖民政府以征收“战时所得税”为名，规定经营者从“一战”爆发那年起年获利3000万荷盾以上者必须缴纳30%的税款。

　　1921年，荷印殖民政府又要求黄仲涵缴纳3500万荷盾“战争税”和“收入税”。殖民政府官员对黄仲涵表示，如果他感到力不能及，政府愿以700万荷盾的价格收购黄家企业。

　　黄仲涵看出了荷印政府想要扼杀他黄氏家业的图谋，严辞拒绝了。就在那一年，黄仲涵移民新加坡。

　　1924年黄仲涵去世，他的两个儿子黄宗宣、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的经营。黄宗宣、黄宗孝两兄弟刚接管建源就赶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当时已是国际性大公司的建源受到严重的波及，很长一段时间，建源公司基本处于停产关闭状态。黄宗宣对前途失去信心，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退出了建源公司。

　　“二战”爆发后，建源公司再度受到重击。建源公司在东南亚、欧洲等地的海外公司完全瘫痪，海外市场大片丧失。而在印度尼西亚本土，建源公司的财产在印尼寻求民族独立的运动中遭焚烧、破坏和抢劫。

　　印度尼西亚获得民族独立后，国内排外情绪高涨。还没等黄氏家族做好将财产转移至海外的准备，1961年7月10日，印度尼西亚三宝垄经济法庭以“偷漏重税”、“违反经济法令”为由，没收了黄仲涵财团在印度尼西亚的全部财产。

　　没有船长的大船

　　黄仲涵对市场有着本能的直觉和敏感。他敢于冒险，并且相信自己的决策。正如黄惠兰在回忆录中写道：“对于父亲，赚钱是一种游戏，一种赌博。他坚信他之能成功，一部分是靠运气。在他雇人时他总是找幸运的人：一个智慧平平而有运气的人总比聪明但不走运的人好。”

　　在建源公司扩张时期，黄仲涵凭着这种赌徒般的精神赢得了市场先机。但在建源公司发展成一个巨大的财团后，黄仲涵并没有接受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公司内部建立相应的机制。他仍然像个勇敢的赌徒，一厢情愿地自我决断。

　　黄仲涵决定身后将公司交由自己的9个儿子来继承，其中黄宗宣和黄宗孝除了有继承权，还有经营权，但9个儿子每人享有相同的股份和权力。

　　就像一艘没有船长的大船航行在风雨飘摇的南洋。黄仲涵去世后，他留下的建源公司并没有一位权威有效的领导，因为9个儿子的权力均等。外部政治局势的变化已经不利于黄氏家族侨商资本的发展，内部治理结构的疏漏更使得黄氏家族成员间联系松散。

　　黄仲涵的儿子们分别主持建源在世界各地的分公司。这些分公司就像黄仲涵儿子们的私人财产，总公司无法对其实行有效监控。相反，如果分公司遭遇亏损，总公司或其他分公司会予以“输血”，维持其运转。黄宗孝曾试图修改公司关于股份和权力分配的章程以扩大自己的实权，结果引来家族成员间一场官司。

　　黄仲涵财团在南洋风雨飘摇中内外交困，最终走向覆灭。

　　1974年7月24日，黄仲涵逝世50周年纪念日，黄氏家族后人将他们祖辈、父辈的遗骸从三宝垄黄氏墓地中挖出后火化，并将骨灰带到新加坡重新安葬。黄氏家族与他们发家的印度尼西亚彻底断绝关系了。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其他各地还可以看见黄氏家族后人经营的“建源私人有限公司”，但已难成气候。黄仲涵财团当年盛极一时的图景只有在旧报刊和三宝垄史志的故纸堆中才能翻见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_田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