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锦；马永涛

　　“我们在编科斯的全集，也已经开始运作9月请他来中国，张五常教授也同意。(之前)王宁去看他，我本来应该去看的，想到他要来就没去，结果错过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发布讣告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于9月2日在芝加哥圣若瑟医院辞世，享年102岁，是目前最长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科斯1910年12月生于伦敦，27岁时发表《企业的性质》，52岁时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生著述未超过10万字。1991年，时年81岁的科斯凭借前述两个主要理论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理由是阐明了交换成本和产权在经济组织和制度结构中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科斯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科斯并未踏足中国，但是一直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与此同时，他的理论被中国学者用来解读中国的改革甚至指导中国的产权改革。

　　“科斯的著作中只用语言去分析问题，没有用大量的数学模型，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理解。科斯的理论对于中国此前和当下的产权改革有重大的影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大家对科斯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分析称。

　　顽固又温暖的科斯

　　科斯1910年生于伦敦，父母文化并不高。家境并不富裕的科斯12岁便开始做工，由于有腿疾，别人都劝科斯不应该读书。但是，科斯上了中学，而且获得了当地奖学金。毕业后科斯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读大学，于1932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在此期间，科斯获得一份奖学金，到美国访问一年，这促成了他第一篇名著《企业的性质》的诞生。该文章发表于1937年，独辟蹊径地讨论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及其扩展规模的界限问题并创造“交易成本”这一重要概念来予以解释。后被经济学者简单概括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大学毕业后，经过一番辗转，科斯回到母校任教。据科斯回忆，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和当时已发表《通论》的凯恩斯对他的影响并不大，收益最大的则是来自和同学的讨论，自己的思考。

　　“我总是自己和自己辩论。我还自己和自己下棋，先下一边，然后走到棋盘另一边，想出对付自己上一着的最好着数来。”科斯向曾去拜访他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

　　“科斯是我认识的学者中最顽固的人。我可以说服他逻辑上有错，或这里那里要说得清楚一点，但他的思想路向是不能移动的。他没有兴趣的话题，对他说是白费心思。”张五常在其博客中如是评价科斯。

　　1951年科斯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后移民美国，1964年后主要任教于芝加哥大学，直至去世。

　　1962年科斯发表了闻名经济界的《社会成本问题》。在该文中，科斯批驳了“外部效应”等虚幻的概念，指出当所谓的“市场失灵”时，不一定要政府干预，起码还有民间的谈判与契约、法律界定产权等解决方案，具体选择哪一对策取决于成本-效益分析，不存在“市场失灵靠政府”的逻辑。

　　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六十年代的芝加哥大学，是经济学发展得特别好的地区，科斯同时参与这两大黄金时期，因此在张五常看来科斯是幸运的。

　　严谨治学之外的科斯也被了解他的人，评价为一个“温暖的人”。资深媒体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约评论员张春蔚介绍，科斯自己102岁，他的夫人也将近100岁，家庭幸福。在科斯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遗嘱早已写好，遗体捐献作为科学研究，不安排任何的遗体告别。

　　“这样一个境界，可以说他对人生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方面，他对整个世界的观点和人生的理解，通过他的实际行动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了。”张说。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微博]也介绍，科斯一生是纯粹的做学问，既没有做过官，也没有做过顾问，只是一个书生。

　　科斯的中国情结

　　科斯对中国有无法言说的渊源。

　　“很多年前，可能是学生时，我就读过《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让我印象深刻。”科斯曾对他的助手、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王宁说。

　　据张五常回忆，科斯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应该站着的位置上。

　　虽然102岁的科斯从未踏足中国，但对中国三十多年来所发生的一切充满浓厚的兴趣。在最近的一次简短采访中，科斯说，“我原本想，这(中国崛起)至少要一百年”。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判断错误：“我老是犯错，所以这个错误倒也没什么特别的。”

　　虽未亲临中国，但科斯与多位中国学者的忘年之交不仅让他深入了解了中国，也同时影响、培育了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圈。

　　2008年和2010年，已近期颐之年的科斯两次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组织发起了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研讨活动，并自费出资邀请中国的经济学者、民营企业家及地方政府官员赴会。科斯又一次以独特的方式，为经济学、为中国激发经济思想出力。

　　2010年12月，科斯百龄华诞，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北京举行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以庆祝科斯及其思想。正如王宁所言，除了卡尔·马克思，还没有哪个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赢得过如此崇高的敬意。

　　这一年，李维森也去芝加哥拜访科斯。李维森记得，他的身体还是非常好的，稿子都是自己起草自己读，科斯当时对李维森说：“现在西方经济学走上了歧路，经济学要回归正路，我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

　　对于科斯对中国经济学界的影响，李维森说：“基本上现在每个经济学家都是制度经济学家，而科斯就是创始人。学过经济学的人不知道科斯的，在中国几乎是不存在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讲科斯。”

　　科斯与中国产权改革

　　科斯也在关注着中国的经济改革。

　　1988年科斯曾给盛洪写过一封信。在信中科斯说：“我坚信，对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情的研究和理解，将会极大地帮助我们改进和丰富我们关于制度结构对经济体系运转的影响分析。”

　　张五常被视为最了解科斯的人。在张五常看来，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必要的先决条件。“从产权制度上看，中国改革的主要思想来自科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维森也表示。

　　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在公有制的基础上慢慢地让产权进行交易，这是科斯理论的启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说。

　　“产权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是分层次的。比如这个东西归谁，就是所有权，但是可以先把经营权和承包权运转起来，即把产权分成很多层次，让距离市场经济最近的那个层次首先开放。如八十年代，中国引入管理权的转让，也是受了产权理论的启发。”平新乔说。

　　“当然，农民的包产到户是自发的，不是受科斯的‘启发’，但是科斯的引入使得中国的知识界和决策研究机构，多了一个说服决策人的强有力理论架构。如何放开？让老百姓和基层干部去实验，上面容忍，实际上是容忍产权改革。”平新乔说。

　　此后，公有产权的企业在1992年引入股份制，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可以获得清晰产权的效果。同时，企业上市后，股权可以买卖，实际上使得国有企业并非铁板一块。

　　“正是从1992年国有企业上市以后，原来国家共有产权所控制的巨大的资源，开始一点一点地按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经营，释放出空前巨大的能量，这个过程持续了差不多十年，实际也惠及了广大的中国人民。”平新乔说。

　　平介绍， 2003年以后，中国的产权改革几乎停滞不前，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至少还要影响五十年，因为在中国，土地的产权、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产权改革，环境污染问题里的产权远远没有到位，可能还需要几十年时间来进行改革。

　　今年年初，科斯与王宁发表新书《变革中国》，这部著作提出了“改革双源说”，一是政府的推动，二是边缘革命。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科斯和王宁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共同促成中国的“边缘革命”。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张五常、姚洋、王宁等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