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在这疲劳的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等待着晚餐的开始，三三两两分开来讲无聊的笑话，或者谈论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吴建民与胡葆森在一个角落谈论着外交关系；朱新礼、牛根生和艾欣在讨论他们的快速消费品与乡村话题；汪潮涌[微博]向每一个感兴趣的人介绍美洲杯帆船赛；吴亚军和夏华有她们的女性话题；随后唐越和冯仑也加入进来，一起抱怨这疲倦的一天，并且最终将话题的焦点放在了组织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这次规模庞大的出行事宜上。从酒店的价格到飞行的费用，他们都要讨论一番。

　　打破这种无序状态的不是晚餐的开始，而是柳传志的到来。他没有跟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一起搭乘班机来到纽约。因为当时他必须出席新闻发布会，并且在发布会后接受几家媒体的采访。他刚刚完成了两项让人眼花缭乱的动作。他将联想集团[微博]负责海外市场的高级副总裁陈绍鹏从联想集团调任至联想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想控股)，由其负责他一直雄心勃勃想要大展拳脚的农业领域；紧接着，就在出发的前夜，联想集团宣布柳传志辞去公司董事会主席职务，交由杨元庆接任。

　　中国太大，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柳传志笑容满面地带着自己的英文秘书出现在帆船俱乐部，身着老派的黑色西服套装。看到他时，所有人都站起来，每个人都等着和他握手，并且进行简单的寒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看着柳传志的出现迅速让整个场面变得有序，脸上显出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领导可算来了。”她说。用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说，柳传志一出现，整个场面就被“hold 住”了。

　　除了是联想控股的掌门人和中国最知名的教父级企业家之外，他也是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理事长，是此次有35 名企业家参与的访问美国代表团的团长。除却自己家里要种的地( 用柳传志自己的话说) 之外，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可能是需要他投入时间与精力最多的身份。尽管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明言，但他却抱有雄心，要将这个俱乐部变成一个富有影响力的、可以代表整个中国企业家阶层的非政府组织。

　　后来在华盛顿的四季酒店，柳传志端着一杯茶对我说：“你也看到了，企业家本身确实需要向政府、向老百姓发出正气的声音。让老百姓觉得，中国不是一个无商不奸的国家，还有企业家是追求理想的。”这和柳传志一贯的要做各种努力去“湿润空气”的观念一致。尽管他鲜少谈论自己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看法，从不介入舆论中的改革争论，也很少公开发表自己对各种宏观经济形势与政治政策的看法，但他却并非不关心或者对这些事情全无感触。他在不少非公开场合都言及，作为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受益者的企业家，应该有“正气”，不仅要成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还要成为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推动者。他的老领导、对联想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推动作用的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和前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也曾经以此责任勉励过柳传志。已经退休的周光召依然是柳传志愿意与之分享心得和请教问题的长者。在曾经的一次谈话中，周光召鼓励柳传志说，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像今天的内地一样，“也是乱七八糟的，随地吐痰啊、不遵守秩序啊、排队加塞啊”，但是有一家公司扮演了带动整个香港社会发生变革的榜样角色——汇丰银行，“一个企业带动了整个香港社会”。但是“中国太大了，不可能让一个企业去带动整个社会”。柳传志经常感慨说：“如果天气预报说，新加坡明天气温32 摄氏度，我们就会很清楚，不会有任何疑问；可是如果天气预报说，中国明天气温32摄氏度，所有人都会大惑不解，到底是哪里32 摄氏度，你说的是哈尔滨还是广州？所以这就需要整个企业家群体的努力，”他话锋一转，谈到他担任理事长的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实际上也是把这个作为一种使命，不是说大家凑在一起，吃喝玩乐，只研究自己的企业如何经营。所以，我想大家还是要尽企业在社会上的一份责任。”

　　有那么一个时刻，柳传志并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想法能否获得足够多的呼应。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将近5周年时，在一个大多数理事参加的理事大会上，所有成员来投票表决这个俱乐部的性质——究竟是一个走向封闭的小圈子的聚会，还是追求影响力的走向开放的非政府组织。对于柳传志来说，这个场景并不陌生。他参加的另一个组织泰山产业研究会也曾经进行过同样的表决，而最终，大部分泰山会成员都赞成让它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交组织，放弃追求对更大的外部世界的影响力。

　　“表决之后，我们所有活动的日程都作出了调整。”柳传志回忆说。但是这一次，柳传志没有失望，大部分成员赞成他的心中所想。“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些紧张。如果大部分人都赞成俱乐部就是一个内部组织，你说我要当一个内部俱乐部的理事长，这叫什么事儿！”柳传志后来对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秘书长程虹说。

　　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第二天一早，柳传志早早来到了旅行大巴上。前一天晚上路易酩轩集团在纽约帆船俱乐部的招待晚宴结束之后，他回到下榻的纽约半岛酒店，为了倒时差，他服下安眠药，一觉睡到早上4 点。

　　他作为代表团团长首先定下规矩，首要的正是他一贯强调的准时：迟到一分钟罚款100美元，1000美元封顶。封顶并非出于同情心，而是大客车最多只会等10分钟，超出10分钟，迟到者只能自己坐出租车到活动现场奉上罚款。那天的被罚者是前一天晚上刚刚加入的李东生[微博]。李东生戴一副茶色眼镜，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电影和电视剧中走出的人物。他上了车之后马上发现自己忘了带护照——因为约见联合国[微博]秘书长潘基文需要随身带护照。这让众人开始起哄：“回去拿护照，是不是也要罚款？”柳传志说：“定了的制度就一定要执行。像东生迟到，就要罚款。回去拿护照算不算迟到，大家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就算通过。包括以后说了要穿正装，没有穿的，也要惩罚。”

　　柳传志有着出名的不迟到和对别人迟到的零容忍作风，这一习惯并没有因团友的身份而有所改变。“既然话筒在我手里，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多说几句，”他继续开始阐述定制度这个话题，“千万别定可定可不定的制度。我们中国现在的毛病，就是定了的制度，有时执行有时不执行，对有的人执行而对有的人不执行。”当然，这个规定，柳传志也要执行。在华盛顿时，柳传志在自己的房间接受我的访问，他的秘书在一旁因为听得入迷而忘记了时间，柳传志抬手看表，发现只差5分钟就要迟到，他抓起外套就往门外冲，回头看到我，还笑着埋怨：“你看因为你，害我差点迟到，要真迟到该多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