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撒切尔夫人

　　 ——寻找国家和市场的边界

　　文 | 本刊记者 王晓夏

　　撒切尔主义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在于，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权威主义并存，减少国家干预与加强国家权威并行不悖。

　　在和平年代，有多少政客能担得起“改变世界”的功绩？答案可能是凤毛麟角，但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就是其中之一。如今铁娘子已经逝去，不是所有人都会怀念她，但她引发的争议，却值得让所有人去谈论她。

　　关于这一点，看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似乎可以得到证实。

　　撒切尔改变的不仅仅是英国，更是世界。有人认为她是终结苏联时代的关键人物之一，进而改变了世界。这一点，或许需要史家去进一步考证，但撒切尔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强烈偏好，却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变革，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对于这一点，如果追溯一下中国电力改革的源头，应该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

　　丘吉尔打赢了一场战争，但他却从未创造出一种“主义”。 撒切尔同样打赢了一场战争，但更留下了一个“撒切尔主义”。这套理论体系梳理清楚了市场和国家之间边界，而这条边界似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型经济体都需要重新温习的。

　　西方人鲜少去谈盖棺论定，更何况争议如撒切尔夫人——英国传统劳工阶层几乎与撒切尔不共戴天，因为她夺走了“儿童的免费牛奶瓶”；即使是纯粹的市场派，也对撒切尔夫人有颇多非议，他们认为，撒切尔夫人的诸多施政，已让权力越过了市场的边界。

　　撒切尔已经离去，我们无法再次和她直接对话。为此，我们特意邀请了专注研究撒切尔主义的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皖强教授来协助完成这个跨越时空的虚拟访谈。

　　在本文中，除部分虚拟语气句外，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内容，完全选摘自其生前著作或公开演讲，其观点并不代表本刊及王皖强教授，并对其过于偏激的观点持相当保留的意见。本文只是模拟撒切尔夫人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借此提供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撒切尔主义视角下的参考。

　　《能源》：撒切尔夫人，您好，很荣幸能和您进行这场特殊的对话。作为曾连任三届的首相，您一生经历了无数历史性时刻。在外界看来，似乎可以归为两点，第一是打赢了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通用名称为马岛海战）；第二是对英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对于您而言，哪件事情更重要？同时那件事情更让您头疼？

　　撒切尔夫人：年轻人要知道，如果你要从事社会活动（从政），请做好准备：任何时候都不要在公众面前展示你的痛苦，如果你没有准备好，你将被压扁。如果我还在唐宁街10号，我可能会告诉你，尽管两件事情很难，但我不会头疼。

　　但现在，我早已经离开了那里，甚至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可以坦诚地告诉你，你说两件事情，对于英国而言都是战争，都至关重要，但也艰难万分。

　　一场战争发生在8000英里外，而另外一场发生在英国国内。当我决定打第一场战争时，几乎所有人都反对。当“谢菲尔德”号（英国参战军舰）被击沉后，我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了40分钟，然后告诉自己：“当你绝不允许各种不利的状况支配你的思维时，为达目的，你需要运用自己全部的钢铁意志，别无选择。”

　　后来我们胜利了，对于英国来说，福克兰战争的胜利让英国找回了信心，也恢复了昔日的荣光，而且今日的荣光一点也不比过去逊色。

　　至于你说的经济改革，同样困难。在改革启动之初，已经有150多名经济学家联名在报纸上发文章，甚至连文章名都是《撒切尔夫人，你错了！》。此后，随着改革深入，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我面临更大的压力。

　　当我看出有人准备攻击我时，我感到肾上腺素大量涌进血液里。而当我准备回击时，我斗志高涨，我对自己说：“来吧，玛格，你完全是孤军奋战，谁也帮不了你。”我很喜欢这样。

　　但我用事实证明是他们错了。一系列经济数据80年代的政策在英国经济中导致了结构改革。衡量经济成功的一个方法，当然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方法，就是它能否兴建新的企业和增加新的工作。虽然生产率增长的直接后果可能会减少就业，但生产率的增长对于使企业能够参与竞争从而可以提供稳定的、高工资的就业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毫不足奇，80年代的英国的就业人数增加了150万。

　　相比经济的复苏，更重要的是我重建了自由市场经济，让英国经济充满了活力。

　　最后我告诉你，尽管你说外界认为这两件事情是我最得意的事业，但他们遗忘了另外一件事情，我的婚姻同样是我一生最优秀的事业之一。

　　《能源》：我注意到您几乎是在最后阶段才启动英国电力市场改革的，难道您当初没有考虑到电力市场的特殊性和技术复杂性？没有考虑一旦电力改革出了问题，会对造成怎样的巨大冲击？

　　撒切尔夫人：我承认在政治上和技术上难度最高的是电力事业的民营化，也是重整规模最大的。但是，电力系统的市场化改革和电力安全毫无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成本。

　　此前，中央电力公司是全国性的垄断，地方局则是地区性的垄断。因此，我们将中央电力公司分裂，并使全国电力输送系统脱离其控制，也就是说将来可以容许更多的竞争。而开放性和竞争性始终是我们对电力系统进行改革的最终目标。

　　在1988年秋天，能源部估算发电厂民营化所需的成本，结果比原来的预估增加很多。可见过去不是一直低估就是可以隐藏。而且检查得越仔细，成本就变得越高。到了1989年夏天，成本压力使得民营计划变得岌岌可危，因此我同意一家比较老旧的发电厂继续维持国营。

　　事实上，最终我们的电力改革成功了。尽管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首先遭到当时中央电力公司董事长华特?马歇尔的反对，他甚至以辞职作为抗议。我个人对他深感敬重，因为大规模骚乱期间，他维持了电力正常供应，我们不应忘记他的汗马功劳，但他不因该为自己部门的私利阻挠改革。

　　《能源》：在您看来国家的职能究竟是什么？市场的边界又在哪里？两者之间究竟应该怎样界定？

　　撒切尔夫人：我想我们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太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遇到问题，政府有责任解决这个问题。“我遇到问题了，我需要政府的资助。我无家可归，政府必须为我提供房屋。”他们把问题都扔给社会去解决。

　　可是，你们明白，根本就没有“社会”这种东西。世上有个体的男人和女人、有家庭。政府只有通过人民才能有所作为，而人民首先必须指望自己。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然后是照顾邻里。人们过于重视自己的权利，却忽视义务。若不履行义务，则无权利可言。

　　所以只有你自己坚守了自己义务，才能享受到国家为你做些什么的权利。

　　我之前说过，我信奉自由企业经济学，致力于重新调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分界。二战后，英国政治争论最主要的一个焦点就是国家在经济运作中扮演何种角色。主要是受凯恩斯的影响，也有社会主义的影响，那些年人们强调政府通过直接和经常干预经济，就能够改善经济状况。如果明智地使用国家的权力，国家就能使个人、家庭或是工商企业摆脱所受到的各种限制。20世纪60、70年代英国乃至世界主要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这一套理论或信念已经破产了。

　　在英国，早在我执政之前，对于政府干预有利经济发展得乐观主义就基本消失殆尽了。我本人不仅从理论上理解货币主义、自由贸易和放松管制的益处，我的成长经历和早年经验，也使我知道了政府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我深刻了解并赞同日后我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制度”。

　　正如我之前曾经在一次演说中说过的，“经济政策是手段，目标是改变人们的心灵”。我们推行的新经济战略试图彻底改变过去的经济运行方式，改变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形式和程度，将一种新的经济意识形态注入社会和人们的观念之中。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预、国家补贴、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平均主义、集体主义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市场、个人主义、个人自由。

　　《能源》：作为一个国家曾经的领袖，您怎样思考和界定自己的使命？

　　撒切尔夫人：一位活着的政治家能合理追求的墓志铭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已作了你问题的答案。或许不是令人满意的回答，但是要作出一个公平的定论，必须首先要问：一个人一生中能够取得的最好成果是什么？

　　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告诉我们说，人类所有的成就都是建造在沙子上的。我们的胜利和我们的不幸都转瞬即逝。我们不能预见未来，更不用说决定未来，在私生活中我们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是让我们的孩子们能享有更美好的前景，但是要由他们在这些前景上继续有所作为。同样，作为首相，当时我渴望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给予我的继任者一个更美好的国家。

　　我努力这样做。虽然也有一些挫折，但我可以声称我取得了许多政绩。我难以忍受谁试图让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做事。我是人群中的领袖。如果身后没有一群人跟随，那算不上领袖。当然，人们在我身后。如果他们在我前面，那么他们就是领袖了。

　　《能源》：中国将再次面临一场经济改革，请问您对中国有哪些建议？

　　撒切尔夫人：世界上经济最成功的地区是亚太地区，它们的增长率最高，产量每10年就翻一番，储蓄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上，因此有大量的投资来源。当然，有必要将各国的制度、文化和国情分开。

　　例如，日本强调通过共识作出决策，它的社会秩序井然。它错综复杂纠结在一起的金融与工业联合企业，以及它比较不太发达的销售制度，使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准模式不同。韩国的经济同样受到与政府有密切联系的大的工业联合企业的控制。

　　但是，在整个亚太地区，情况决不完全一样。在中国，70年代末政府决定首先允许在农业，然后在其他方面出现了事实上的私营部门。的确，中国人在这个整个地区都显示了他们独特的办企业的才能，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都取得了成功。在香港，中国人的天赋在英国人的政治和金融机构的框架内显示了出来。虽然香港只有600万人口，但其管制很松的自由贸易经济使它在世界贸易中名列第８位。

　　尽管亚太各国有许多不同，但它们的经济又有某些共同点：政府的支出、借款和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是低的，它们没有过高的福利负担。劳动力很有积极性，工作效率高，而且报酬越来越好。把亚太经济成绩讽刺为建筑在低工资而不是高的生产率上，这越来越不能代表实际情况。即使是日本和韩国比较更加严格的管理体制与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相距很远。它们的政府坚决放弃社会工程，极力主张成功应该得到报偿，并且重视独立的小企业所发挥的作用。

　　经济成功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希望这些会对中国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