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商帮”

　　商学院、同学会、俱乐部、地方商会等“新商帮”将企业家聚集在一起，培育人脉，拓展商机，充分挖掘圈子的价值。而这些略为松散的商帮，想要通过“财团化”进一步放大资本聚集功能，并非易事。

　　2013年3月，杭州出现的一辆大巴车被称为史上“身价最高的大巴”，马云[微博]坐在售票员的位置上，车上坐着马化腾、李彦宏、古永锵[微博]、刘永好、王健林、冯仑、郭广昌、李东生[微博]、曹国伟[微博]等大佬。网友调侃说：“司机师傅，别紧张。 ”

　　事实上，这只是华夏同学会的一次普通聚会。华夏同学会是一个低调而略显神秘的组织，由曾经就读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CEO班的大佬们组成，他们每年聚会两次，由一位同学做东，今年正好轮到马云。据传，不能出席活动的同学将被罚款，款项全部进入华夏慈善基金会。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后，华夏同学会的同学们给了牛根生各种形式的帮助。柳传志连夜召开联想控股董事会，在48小时内提供了2亿元资金，俞敏洪[微博]立即送来5000万元，江南春[微博]也为蒙牛准备了5000万元救急款。马云、郭广昌等纷纷打电话表示关切，随时准备伸出援手，一些同学购买蒙牛乳业[微博](02319.HK)的股票以示支持。事后，多位华夏同学会同学的名字出现在牛根生的感谢名单上。

　　像华夏同学会这样的企业家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中国经济的力量。除此之外，商人通过以天然地域而划分的地方商会团结在一起，行业协会成为某一特定行业企业的聚集，高端俱乐部、高端旅游团、高端体育活动等又以一种更为松散的方式为富人群体创造交流的空间。中国正在形成多种形式的“新商帮”。

　　商帮并不是新鲜事物，但重农抑商时代的商帮主要是为处于弱势的商人群体提供抱团取暖的机会，更多的是一种“雪中送炭”。现代的“新商帮”更像是“锦上添花”，商人们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圈子”，达到培育人脉、拓展商机的目的，当然也不排除危难时侠义的“江湖救急”之举。

　　新商帮：圈子的价值

　　“娱乐是个圈”众人皆知，商界其实更是个圈。虽然我们无从考证圈子的价值到底有多大，但在信奉“多个朋友多条路”的中国，圈子的价值毋庸赘言。在史玉柱[微博]与泰山会的“生死之交”中，圈子的价值可略窥一二。

　　泰山会成立于1994年，全名泰山产业研究院，汇聚了段永基、冯仑、卢志强、史玉柱、柳传志、李彦宏等江湖大佬，并且每年只发展一个会员单位。上世纪90年代，在史玉柱面临着巨人大厦烂尾、巨人电脑因非法预装微软[微博]公司软件而被起诉之时，泰山会尤其是同为会员的段永基向史玉柱伸出援手，支持其依靠脑白金东山再起。2003年末，段永基所在的四通集团以12亿元收购脑白金。2007年，史玉柱复出，其临时将新闻发布会改在泰山会进行，称泰山会是其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基于圈子的价值，一个个“新商帮”被创设出来。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由时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的刘东华[微博]创办，柳传志任理事长，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创立了中国绿公司项目，推动中国企业通过打造良好生态获得持续发展。2009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开始举办道农会，定向邀请200人参加以企业家为主的顶级私密聚会。

　　2010年，刘东华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一职，创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决策者俱乐部正和岛，服务包括线上社交平台和高层线下活动。2012年6月，正和岛举办了以“大家伙，新玩法：巨人的儿童节”为主题的开岛仪式，包括柳传志、王健林、刘强东、沈南鹏[微博]、李国庆[微博]、施正荣、薛蛮子、张维迎在内的近300名企业家、学者参加了活动。

　　多种多样的“牛人大杂烩”为企业间“擦出火花”提供了可能，但其组织性、针对性并不强。相比之下，对于把“他乡遇故知”看成人生四大喜事之一的中国人而言，地方商会内的各成员团结得更为紧密。以浙江商帮为例，其每年举办浙商年会、浙商投资年会，企业可以直接带着项目来参会，年会直接为企业创造合作的机会。

　　圈子里面总还有圈子，马云作为浙商的代表，其身边也有一个浙商圈。2006年，马云、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陈天桥、郭广昌、丁磊八位浙商共同创办江南会，其被称为杭州最高档而又最低调的会所。马云因江南会而和鲁伟鼎成为好友，而鲁伟鼎正是大名鼎鼎的鲁冠球之子，马云还向鲁伟鼎介绍了华谊，鲁伟鼎在马云投资华谊的第二年入股华谊。

　　如今，以地域划分的商帮正在复苏，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成为了中国五大“新商帮”，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按照地缘为自己定位，冠以“新X商”的名号。

　　商帮和财团的距离

　　提到商帮，很多人会自然地联想到财团，但商帮与财团存在着诸多不同。中国的商帮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并期待以此拉动企业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多是点对点的，并没有形成系统。而与松散的、更像一个“圈子”的商帮相比，财团中的企业则通过持股等方式真正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资本通过聚集实现更大的价值，日本和韩国的财团在其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日本的财团脱胎于二战前的日本财阀体制，彼时的财阀采用以家族为中心的金字塔式垂直管理，主办银行提供资金，综合商社负责贸易，为财阀里做实业的公司提供资源。二战后，美国人认为财阀体制是战争的根源，于是财阀被解散。上世纪50年代初，日本的企业又重新聚集在一起，原来的家族关系变成了相互持股关系，形成相互关联的球状结构，拥有完整的产业链。目前，在日本比较著名的是三菱、三井、住友、富士、三和、劝银六大财团。

　　韩国的财团类似于二战前日本的财阀，受家族控制，并且多与政府关系密切。韩国的经济被财团所掌控，2011年，排名第一的三星[微博]集团销售收入270.8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21.9%。

　　包括LG集团、现代汽车集团在内的前十大财团的总销售达到946.1万亿韩元，占韩国GDP的76.5%，而在2002年，这一比率是53.4%。财团对韩国经济的强大影响力甚至已经开始引起公众焦虑。

　　中国也曾试图模仿日韩进行财团的尝试。1994年，国务院批准中化公司在全国进行首家综合商社试点，而一直处于垄断政策喂养之下的中化公司无法适应这种变革，集团管理混乱，负债严重，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濒临崩盘。1998年开始，中化公司对业务进行梳理，如今布局在能源、农业、化工、地产、金融五大领域，已经有了财团的影子。而除了中化集团，国有的中信、光大等大型集团的财团雏形也已经显现。

　　2004年，温州开始了商帮财团化的尝试。中瑞财团和中驰财团相继成立，二者分别由9家和7家企业联合发起，希望能够整合温州民间资本。财团刚成立便引来了其是“炒房团”升级版的质疑，二者均回应称将建设涉及房地产、实业、金融的综合性财团。但最终，两家财团都与房地产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现在已基本名存实亡，而之后在温州成立的港瑞财团也只能查询到其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不管是因为生不逢时还是其他原因，温州商帮的财团化尝试与其最初设想的蓝图相去甚远。

　　事实上，为突破单家企业的局限，中国的企业一直在尝试通过多种形式“抱团”，这些联合体的紧密程度、表现形式不一，而参与者“各怀心思”，权力分散，缺乏实际控制人等成为资源整合的障碍。2004年，60多家温州企业组成温州家具集团，但仅一年后，其便由于在一个家具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矛盾而解体；2008年，河北省27家民营钢铁公司合资成立长城钢铁集团，但两年后，各家也分道扬镳。而这种尝试不会停止，2013年3月，国内50家本土品牌组成国货联盟，组建国货精品店，抱团销售，计划在全国开店5000家。

　　相较于由多个个体“拼盘”而成的商帮或财团，由家族控制的集团因为目标及权力的相对统一和集中，更容易出现类似日韩财团的影子。例如鲁冠球的万向集团，其产业涉及到汽配、农业、金融等多个领域，通过法人的交叉持股，实现了产业链和资本链的整合，因此，万向集团也经常被称为“鲁氏财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