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国退民进、民营企业弱势生存，是近年备受关注的话题。但由“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者掌握的首富型民企，虽然在遭遇调控时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但其调动资源的能量、博弈政府的筹码，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性国企已不遑多让。11年来，“新财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这显示，相比业务无禁区的国企，民营资本生存空间固然受到限制，难以介入金融、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半垄断领域，但真正在贷款、市场竞争等各方面处于弱势的，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

　　不过，首富型民企也脱胎于草根，一般而言，它们在打拼成为地方性行业龙头之后，境遇才会改变；在上市之后，才会获得稳定的资本支持。做大与上市，是民企成长的两大临界点。“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单的正是每年的后100位富人。而那些在商业模式、产业地位、创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优势的企业，则有可能逆袭垄断型国企。无论以微信挑战电信运营商的腾讯，还是秒杀国有银行支付业务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创新，无疑是民企挑战垄断最得力的DNA。

　　民企仍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成长性的一部分，要激活经济复苏进程，政府有必要通过改进产权登记制度、放松生产要素流动限制、税收优惠、金融支持、扩大民企准入等措施让利民企，不过，相关政策的落点应当更精准地对草根民企与首富型民企区别对待。而以富人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同样需要反思，如何净化商业环境、重塑商业伦理。真正的中国梦，不仅需要达成物质上的富有，同样意味着优良的创业和财富保障环境。

　　今年，“新财富500富人榜”第十一度推出。在过去十年的排名中，《新财富》一直专注于对富人的创富模式、其商业行为所揭示的商业方向进行研究。但是近年，伴随金融危机带来的凯恩斯主义回潮，在全球范围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日渐增多，在投资与资源调配上更加强势，富人阶层也遭受来自公众的前所未有的不信任。在中国，民企的创富活动同样被认为受到制度设计与社会思潮的紧约束。

　　民营企业一直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一分子，此时，检讨富人乃至整个民营企业家群体生存环境的变化，聚焦中国创富机制遭遇的问题及改进措施，无疑有助于进一步释放生产力。在中国政治新十年的开始，我们相信，这样的讨论有助于引导中国经济通过更积极的创新、创富活动重回快车道。

　　民营企业弱势生存？

　　2004年以来，国进民退一直是中国经济领域备受争议的话题。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需求萎缩、成本增加之下，长三角、珠三角陆续有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出现倒闭潮，民企弱势生存问题更受关注。

　　与此同时，被视为拉动内需主角的国企，成为4万亿刺激计划与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大赢家，获得贷款、税收、政策、注资等多方倾斜。

　　两种景象，形成强烈反差。在《人民论坛》杂志的一份调查中，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微博]教授许小年[微博]等学者亦直指，国企做大挤压民企生存空间。地方国企山东钢铁重组杜双华的日照钢铁、央企中粮集团收购牛根生掌舵的蒙牛乳业[微博]等民企“卖身”事件，以及近年的富人移民潮，都被当作国进民退、民企营商环境恶化的佐证。

　　那么，国进民退是否如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所指，是个伪命题？“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是否遭遇国进民退的困扰，在与国企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中国企业的阶层分析

　　要考量民营企业家及其中翘楚—新财富500富人的处境，首先需要为他们精确定位。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形成了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三足鼎立的格局。而按照其中国内资本的经济能量，可以大致将其纵向分为央企、地方国企、首富型民企、草根型民企四个层次。

　　央企由于跟中央政府的天然纽带关系，能够尽享政策与资源优势，其“势力范围”基本聚集在产业上游、资源性领域，而且呈现出垄断或半垄断态势，民营资本“非请莫入”。

　　地方国企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地方政府的扶持，但并不能如央企一样享受政策垄断“红利”，在生存空间的争夺方面需要上与央企博弈、下与民企争食，因而经过一番大浪淘沙，存活下来的主要是一些具有竞争意识、相对优质的企业。地方性国企类型相对多元化，既有上游资源垄断性企业，也有下游市场竞争型企业。

　　相比业务无禁区的国企，民营资本生存空间则受到限制，不仅金融、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部门基本难以染指，在冶金、煤炭、航空等领域，少数民企即使介入，也基本处于弱势。在贷款、拿地、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民企更难与国企匹敌。

　　尤其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型草根型民企，它们虽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却往往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其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社会地位较为卑微。它们不仅在政策上很难得到扶持，往往还会在政府部门遭遇办事难。在融资方面，它们要么被拒于银行大门之外，要么只能通过民间借高利贷。一旦宏观环境发生变化，它们便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相对草根型民企，“新财富500富人榜”上榜富豪所掌控的首富型民企，因其体量与影响力的庞大，享有截然不同的话语权。富人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收益，亦超乎平均水平。

　　首富型民企：“二等公民”的塔尖群体

　　近年来，政府财政收入大大高于GDP增幅的现象备受瞩目，有些年份的财政收入甚至数倍于GDP增幅，而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幅则一直低于GDP增幅，舆论对此没少抱怨。那么，一众富豪们的财富增长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新财富》历年的统计数据，“新财富500富人榜”TOP100富人的财富增长速度，绝大部分年份都高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幅，更大大高于同期GDP的增幅(附图)。

　　如果将民营企业形容为“二等公民”，那么，上榜富豪则称得上是这一阶层中的塔尖群体。他们基本都是各地市排名靠前的首富级人物，其麾下的企业已经成为当地一股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在当前的GDP考核体制下，这些能够通过投资拉动地方GDP的富豪们，时常成为各地方政府的座上宾。因此，其调动资源的能力、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力，以及获得地方政策倾斜的力度，时常可与地方性国企龙头平分秋色。比如何享健家族控制的美的电器，2010年40亿元的净利润中，有25亿元来自政府补贴，而这类案例比比皆是。

　　另一个典型是彭小峰的江西赛维。在2012年7月江西新余市政府以“赛维LDK稳定发展基金”的名义，为陷入债务危机的赛维兜底垫付5亿元到期贷款后，当年10月，新余政府旗下资产管理公司拥有40%股权的Heng Rui Xin Energy又宣布收购赛维LDK约16.59%的股权，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在某种程度上，如赛维这样的民企不仅能以项目前景“绑架”银行，也能以GDP、就业等指标“绑架”地方政府。因此，首富型民企在经济运行中的话语权，绝非一般的草根型民企可同日而语，二者应该被视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物种”。

　　民企的成长临界点与逆袭资本

　　事实上，首富型民企一样脱胎于草根民企，在初生之时、成长之中，它们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经历过种种考验。梁稳根的三一集团，1993年因产品积压、银根紧缩，几乎山穷水尽。张近东的苏宁，在创办的第三年就遭遇南京当地八大商场联合降价、断货的围剿。马云[微博]在创办阿里巴巴[微博]之前，遭遇过中国黄页的创业失败。许家印的恒大地产在上市之前，遭遇过资金链近乎断裂的危机。福耀玻璃的曹德旺也曾表示：“创业初期非常艰难，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坎。”

　　只不过如今，伴随中国各产业领域的成熟，既有市场往往已被占领，市场缝隙日益缩小，创业机会较当年大大减少。加之不同政府机构扩张自身利益带来的行政审批、监管等收紧，令生产要素流动受限，即使这些首富级人马从头再来，其成功概率、企业重置成本也与从前大不相同。由此不难理解，何以当下公务员国考热替代了从前的下海潮。

　　一般而言，当草根民企打拼成为地方性行业龙头之后，才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垂青，境遇开始改变；而在上市之后，才会获得稳定的资本支持。可以说，做大与上市，是民企成长的两大临界点。

　　不过，即使过了这两个临界点的规模民企，仍会面临成长风险，尤其是周期性行业、制造业的富人更易被震出局。2012年，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倪开禄家族的超日太阳等光伏巨头纷纷倒下，森马的邱光和、美邦服饰的周成建[微博]等一众服装业巨头财富下滑，李宁、中国动向的陈义红更跌出榜外，即是例证。但综合而言，规模愈大的民企抗风险能力愈强，在“新财富500富人榜”的上榜者中，最易跌出榜单的正是每年排名靠后的100位富人。而11年来持续上榜的84位富人中，73%的人在2003年《新财富》排名之初即位居前200名富人之列，他们多来自综合、房地产、日用消费品、IT等行业。

　　而那些在商业模式、产业地位、创新能力上具有不可替代优势的企业，则有可能逆袭垄断型国企。无论以微信业务挑战电信运营商的腾讯，还是以互联网支付先行优势秒杀国有银行的阿里巴巴，都在此列。可见，对于民企而言，要真正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做大规模，更需通过创新赢得竞争力。在产业升级的当下，传统产业的民企更需创新力。

　　国企/民企，相生？相克？

　　当然，再强大的民企，面对政策制定者也显弱势。腾讯的OTT业务是否收费，最终取决于工信部的决断。支付宝[微博]第三方支付、基金支付业务的支点，在于获得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颁发的牌照，而其能否进军券商保证金托管等新领域，也在于监管机构是否继续发牌。2012年，山东首富张士平的魏桥创业所建电厂以低于国家电网[微博]1/3的价格销售电力被媒体曝出一个月后，电厂关停。因此，尽管一些首富型民企调动资源的能量、博弈地方政府的筹码，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性国企已不遑多让，但一旦遭遇政策调控之手，又会劣势尽显，显示其仍属企业中的“二等公民”。

　　在钢铁、铝业等重化工业领域，每遇周期性的过剩产能，民企必首当其冲被调控，刘永行的东方希望旗下铝业项目就曾因此被发改委叫停或瘦身，而已经倒下的典型则有戴国芳的江苏铁本；煤炭领域，山西省在2008-2012年间对煤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并购重组，2200多家煤炭企业被整合至130家，70%的煤炭产能实现国有控股，不少煤老板被迫套现退出；航空领域，南方航空[微博]等国企亏损时可以获政府输血，均瑶集团王均金的奥凯航空、兰世立的东星航空却因资金链等问题先后折翼，现存的民营航空公司也主要分布在利润微弱的支线航空领域，由此带来的是，除王正华[微博]的春秋航空之外，民营航空公司近乎全局性亏损。

　　即使首富型民企，盈利能力也难望垄断领域国企之项背。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12年全国500强企业榜单中，前40位无一例外皆为垄断性国企。而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数据，2011年全国民企500强的利润总额4387.31亿元，甚至还不及工、建、中、农、交5家国有银行利润总额6808.49亿元的70%。民企头羊与垄断国企的超额利润反差之大，可见一斑。

　　或许正因种种差别待遇，民营企业家群体也不讳言国进民退。

　　不过，对于“国进民退”说，官方往往给予反驳。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即表示，从企业数量、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等几大指标看，国企的份额都逐年下降，而民营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来自于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说法。根据该局发布的《十七大以来全国内资企业发展分析》所披露的数据，从 2007 年 6 月底到 2012 年 6 月底，私营企业数量占企业总数的比重，从 59.4%增长到 78.4%，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占全国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比重，从 25.1%增长到 36.9%，反映私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附表)。全国工商联的数据也表明，2012年，民营经济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60%。

　　为何官方的数据与公众的感知出现巨大的落差呢？这需要进行理性的辨析。

　　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民企经济比重提升，或许更应归因于民企天然的活跃性，以及它们因机制灵活保持了更强的竞争力。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10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0.5%，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下降9.2%，集体企业同比增长8.1%，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同比下降9.2%，唯有私营企业独领风骚，利润同比增长17%。因此，民企指标上行，并不意味着国企在让利，更不能将国退民进证伪。

　　事实上，公众对于国进民退的感受，更多来自于近年国企不断做大与民企受挫所产生的心理反差。

　　1998年金融危机前后，国企曾大面积破产，此后，经过股权、治理结构、经营模式等一系列改革，国企竞争力显著提升。部分国企尤其是央企，在原本垄断领域获得丰厚回报之后，开始产生“资本溢出”效应—挟巨额的资金优势，向本由民企主导的竞争性领域进军。最典型的便是房地产市场央企的身影越来越多，各个城市的“地王”纪录频频被央企下辖的地产公司刷新。

　　资金雄厚的国企向竞争性领域的溢出，使得势单力薄的民企日益承压；同时，民企却难以向国企所处的垄断性行业扩张。此外，同受金融危机挤压之下，草根民企因资金紧张收缩战线，国企却因获贷款、政策支持而持续扩张。国进民退的感受，由此而生。

　　或正基于这一原因，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国企变大不能怪国企，对国进民退要慎下结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也表示，国进民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企近几年的学习能力远远超过了民企。

　　基于以上分析来看，民企仍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与成长性的一部分，要重新激活中国经济，政府有必要通过减税、金融支持、扩大民企准入等措施让利民企，带动就业与创新。不过，在相关宏观政策的讨论中，前两类政策的落点或更应着眼于草根民企，而首富型民企无疑更受益于后一类政策。

　　对于富人而言，固然需要为扩张自身的生存空间据理力争，但也有必要如马云一样，反思国企成长之道。而从更深远的层面看，他们或许同样需要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与历史角色，毕竟，营商环境的净化，亦需商人阶层自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