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仁宝去世之后，华西村迎来了一个空前不稳定的微妙时刻。因为没有人具有吴仁宝那样的政治资源、威望和凝聚力。

　　本刊记者 马钺

　　3月22日清晨8点08分，华西村前任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追悼会在华西村民族宫举行。

　　民族宫里挤满了人，在外面广场徘徊的人更多。人们都站着，宫里的桌椅前几天已经拆掉。工作人员向一位年迈老者递过去一把塑料凳子，被老者摆手拒绝了。吴仁宝巨大的遗像挂在正前方的墙壁上，面带微笑。遗像上的吴仁宝少有的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生前他总是穿一件尼龙质料的黑色上衣，脚蹬布鞋。

　　这里曾是吴仁宝每日必到的地方。每天早上，吴仁宝会从家里或者金塔来到这里作报告，听众是来到华西村的旅游者。在高峰时，每天约有5000人次来华西村“考察、取经、旅游、学习、培训”，听吴仁宝作报告，已经和游览华西村建造的“小万里长城”、“小白宫”、“小天安门”等山寨景观一样，成为华西村旅游的一个固定项目。报告内容大同小异，主要是介绍华西村如何摆脱贫困村，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之路。吴仁宝一口江阴方言，外地人难以听懂，所以他总是带着一个翻译——通常是他的孙媳妇周丽，他用江阴方言说一句，翻译用普通话再说一次。吴仁宝一般不与听众互动，说到兴奋时，他会在胸前挥动手臂。

　　这个报告一作就是十年。除非在外出差或者有特别重要的会议，吴仁宝绝不会缺席。以前身体健朗时走着去，后来身体不好了就坐轮椅去。

　　他喜欢开会。按照华西村官方的说法，华西人也爱参加会。

　　吴仁宝开会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会议时间经常在凌晨。他一般十一点左右睡觉，凌晨两三点就起床，华西村新的一天随着他的醒来而开始。他起床后打开电视看新闻，一边看一边喝茶抽烟，想到哪些工作要布置，就召集村干部开会。“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开会，”2006年时任华西村党委副书记的瞿全兴说。一本得到华西村官方认可的著作《吴仁宝新传》中写道，“华西的老村民说，三天听不到吴仁宝说话，心里就好像少了点什么。”

　　瞿全兴说，华西村人热衷于开会，起码比在外面无聊应酬强，开会是你说我说，可以发扬民主，而且还能产生效益。他甚至将开会提到了“会议经济”的高度。

　　1992年3月1日凌晨3点钟，华西村主要的村干部接到总机通知：赶紧到南院宾馆403会议室，参加紧急会议。在会上，吴仁宝宣布了他对时局的判断：邓小平讲话了，经济要大发展。当时邓小平南巡讲话还没有传达到基层，但《深圳特区报》刊载的八篇评论文章引起了吴仁宝的注意，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章传达的是邓小平的意志。吴仁宝进一步判断，经济发展必然导致原材料涨价，于是连夜开会，定下了“借钱吃足”的策略，借款2000余万元，又从银行贷款6000万元，购进了钢坯等大量原材料。没过多久，邓小平南巡讲话传遍中国，原材料价格果然上涨。外界盛传“吴仁宝开了一个会，赚了一个亿”。这笔财富，成为华西村腾飞的第一桶金。

　　吴仁宝曾说，“当一个政治家不一定要是企业家，但要做一个成功的大企业家必须是政治家。”他掌握政治动向的方法是研究新闻，天天坚持听《新闻和报纸摘要》，看《新闻联播》，还有凤凰卫视[微博]，吴仁宝最喜欢的节目是阮次山的政治评论。他贯彻自己想法、管理干部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开会。即使在去世前不久，吴仁宝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开会。

　　3月6日，吴仁宝病危，被家人送到上海华东医院住了一周。当天清醒之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回华西开会。在之后直到去世的几天里，吴仁宝每当神智清明时，念叨的多是开会。一周多时间开不了会听不到新闻，让吴仁宝非常烦躁，3月15日晚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要听当天的新闻。当家人把《人民日报》、《新华日报》上有关国家领导人选举结果，以及两会报道读给他听的时候，他突然变得非常平静，听完以后就睡着了。

　　3月18日晚上18点58分，吴仁宝溘然长逝。他身后留下的，是一个面积35平方公里，人口4万多人，年销售收入达500多亿元的“天下第一村”；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屹立不倒的集体经济“活标本”；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矛盾、疑问和不确定性的大谜团。

　　华西村对于吴仁宝的眷恋是显而易见的。从19日开始，吴家在吴仁宝位于长廊尽头的家中设下灵堂，吴仁宝停灵于此，供人们前去吊唁。每天不断有华西村和周边乡村的村民，以及闻讯而至的各界人士，来到吴仁宝灵前，看老书记——这是华西村民对吴仁宝的尊称——最后一眼。22号上午，追悼会结束之后，前往灵堂的人数达到了5万人。由于人数太多，移动速度缓慢，现场还发生过一次误会：十几名村民误以为吴家临时取消遗体告别，他们看不到老书记了，情急之下遂冲进吴家院内，引发了一次小冲突。

　　54岁的李正元是前去和老书记告别的5万人之一。其实19号他已经去看过老书记，22号他又率领全家四口人排两个小时长队，只为在吴仁宝遗体前再鞠三次躬。18日晚上7点多，他从电视新闻中得知了吴仁宝的死讯，一下子“心里很闷”，他跟家里人念叨说，一定要去看看老书记——“感觉像自己家里一个长辈过世了。”

　　作为一个中心村村民，李正元有充足的理由为吴仁宝的去世感到遗憾和悲痛。在吴仁宝领导下，华西村经济起飞，受惠最大的，正是包括李正元一家在内的2000名中心村村民。他们在华西集团中拥有股份，每年可以分到数额不菲的红利——虽然只有10%-20%会发放到手中。

　　李正元在华西村钢铁公司做销售，每年拿到手的收入在10万元左右，妻子的收入与他差不多，两人账面上的分红则达上百万之巨。

　　和李正元相比，同为中心村民的华西村钢铁公司办公室主任何益飞生活更加优裕。他堪称华西村的“富二代”，父亲是前村委副书记。年仅26岁的何益飞便拥有了一辆价值百万的凌志轿车，衣着也是遍身名牌。华西村对干部子弟非常照顾，何益飞18岁高中毕业后去当了5年兵，参军期间华西村就每年给他发7万元工资，工龄也从参军起算。退役后回到华西村，何益飞不久就被提拔为钢铁公司办公室主任，如今已成为华西村党委委员，上升速度之快堪比坐火箭。他的伙伴，华西村的干部子弟和他一样，有一条漂亮的上升轨迹。

　　提起吴仁宝，何益飞满面敬畏。吴仁宝之于华西村民，宛如严父。在许多华西村村民的印象中，吴仁宝的形象并非照片上那样亲和力十足，而是分外严苛。何益飞说，小时候在路上看见吴仁宝，他都是战战兢兢地叫一声“吴伯伯”，然后就赶快跑开。谁家小孩要是调皮了，只要吓唬他说“吴仁宝来了！”那小孩保准会吓得不敢吱声。

　　对于一些周边村(华西村从2001年开始兼并周边20个村子，后来组成大华西村，编为华西一村至十三村)村民来说，吴仁宝和自己的关系则更加疏远。他们虽是大华西村民，但不能入股，分不了红，享受不到中心村民的福利，华西村虽然给他们盖了别墅式的住宅，但高昂的房价又使不少周边村民背上了债务。一位要求匿名的周边村民说，2008年华西三村村民和钢铁厂发生矛盾，村民推选代表与吴仁宝谈判，没想到吴仁宝一进会议室，旁若无人，滔滔不绝的讲了一个半小时，虽然是和同村人谈话，吴仁宝仍然像做报告一样，自己说一句，翻译翻一句。讲完后便宣布“散会！”压根没给对方说话的机会。而在吴仁宝积威之下，那些三村代表连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和乃父相比，接班人吴协恩在村民印象中要柔和得多。虽然2003年便接任华西村委书记，但10年之后，华西村民仍然称吴协恩为“新书记”。改任村总办主任的吴仁宝仍然将整个华西村置于自己双翅的保护之下。他依旧在凌晨向村干部们发号施令，每周村干部和华西村旗下企业领导都要向他汇报。华西村事无巨细，吴仁宝都了如指掌。直到无法下床前，吴仁宝仍然是华西村的最终决策者。

　　长期关注华西村的学者温克坚指出，吴仁宝去世之后，华西村迎来了一个空前不稳定的微妙时刻。因为没有人具有吴仁宝那样的政治资源、威望和凝聚力。在这个时候，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权力失衡都可能导致华西村陷入困境。

　　虽然吴仁宝是华西村的严父和缔造者，但华西村在办理后事时并未刻意渲染悲痛气氛，对其的悼念和哀思被凝缩在从长廊到吴家小院这大约1000米的距离之中。长廊的两边放满了花圈，送花圈者不乏中央领导和申纪兰这样的名人。在这段长廊之外的其他地方，华西村并未显得和以往有所不同。工厂开工，商店营业，广场上的音乐喷泉照样喷洒，一辆辆载满游客的大巴车开进开出……

　　唯一能让人联想起死亡和葬礼的，是停在村口的一辆大卡车，车上堆满了花圈——不管何时何地，只要出现商业机会，总有人会敏锐的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