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荣毅仁

　　◎高仲泰

　　一件在大家心里搁着的大事，片言而解，大家松了口气，亦感欣然。于是，你一言我一言议论起来，有赞成荣毅仁看法的，也有反对的，更多的认为折中至当，介于对抗与非对抗之间，如何界定，也引起争论，没有一个定论。毛泽东仔细听着，在烟雾缭绕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后来，报刊上就这个议题，也展开了讨论，显然是毛泽东授意的，但也是各有所云，荣毅仁自然很注意报上的文章，这文字的风波是由他引起的，他想起了冯延已的词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自觉心湖中的波澜，犹过于眼中所见的苏州河、黄浦江的粼粼波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报告，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荣毅仁的立论也就成立了，他心里的波荡也就平息了。

　　1957年在新中国历史上是重要的一年，年初毛泽东的报告带来了温和的空气，然而很快，就有巨大的阴影逼近。仿佛是气候多变的一天，早晨是艳阳高照，暖风阵阵，到下午风云突变，寒流就来了。

　　对荣毅仁而言，也是这样。年初，意想不到的荣耀很突然地降临到他身上，在1957年1月9日的上海二届一次人代会上，已调北京的陈毅连任上海市长，从重庆调来的曹荻秋续任为常务副市长，而荣毅仁被选为副市长。这一年他四十一岁，英气勃勃，西装笔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显得十分干练豪迈。

　　荣毅仁的当选，是陈毅亲自替他拉的票。陈毅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人代会召开前的一次党员大会上，陈毅说：“这次匆匆赶回来，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陈毅接着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起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子。荣家就是其中一家，最大的一家。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营了，在国内外影响很好。怎样把合营企业搞好，上海要创造经验，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市政府的领导，现在就十分必要了。

　　接下来，陈毅又详细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人品，很坦率地说：“大家可能知道了，荣毅仁是我的好朋友了。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呢！”

　　类似这样的话，许多共产党领导人此后不止一次和他说过，特别是三十年后，邓小平在中国开展改革开放，突破奉行的长期束缚人们思想和手脚的阶级斗争桎梏时，点名荣毅仁出山时，也是这么说的。

　　可当时荣毅仁还是一个资本家，他能起到陈毅所起不到的什么作用呢？这是当时的人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陈毅不得不举例说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戴高乐有点特立独行，他不附和美国的反华仇华政策，在西方国家中，首先承认新中国，并鼓励民间人士和中国来往。有一次，一个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中国，指名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谈话。

　　荣毅仁奉命和这个法国人交谈，荣毅仁像平时一样衣冠整洁，头发纹丝不乱。他在法国人面前神态自然，谈笑风生。法国人也很随意，仿佛是朋友之间的闲白，而没有外交场合的那种正经和正式。事后，法国人对陈毅说，他和荣毅仁谈得很愉快，他从荣毅仁身上看到了中国资本家的日子并不像外国传媒所说的那么难受，而是很乐观，也很自在。陈毅便问荣毅仁：“那个法国客人和你谈得很高兴，说中国资本家日子过得很好，你们谈了啥子东西呀？”

　　荣毅仁回答说：“我们不过是拉家常。那位法国人问我在共产党政权下过得怎么样。我对他说，我们生活仍很优裕，不用担心敲诈绑票，有工作、有机会学习，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为民族做点事。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再加上几个圈圈，没啥意思，我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爿工厂。”

　　讲到这里，陈毅问大家：“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你们说，应该不应该呀？”

　　回答陈毅的是一阵哗哗的掌声。

　　荣毅仁的副市长，盛丕华的副市长，是“钦定”的。但荣毅仁的“钦定”比盛丕华影响更大，方式上也不尽相同。盛丕华的荣任上海副市长是毛泽东亲自签发的委任状，时间是解放初，盛丕华、盛康年父子解放前夕配合共产党接管中国做了许多有益的事而得到荣誉。而荣毅仁被提携为上海副市长所处的时期，是资本家处在十字路口、处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敏感时期，这就让更多的为未来担忧的资本家感到了一丝慰藉。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受到共产党的金钱所买不到的信任，若再担心权利的剥夺无疑是杞人忧天了。

　　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副市长的消息在原资本家阶层中反应热烈，许多人比荣毅仁本人还要兴奋，他们从这件事例中寻找到了信心和内心的力量。

　　荣毅仁当然是思绪万千，他在年轻时是远离政治，排斥政治的。虽然他和宋子文等国民党政治人物有接触，有交往，但这是为了自己家族的企业不得不寻找的一种依靠和支撑。他从来没有走仕途的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