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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氏家族百年浮沉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5日 16:19  中国新闻周刊

  一个家族的数次磨难,刻下了时代的缕缕印记

  本刊记者/孙冉

  荣氏家族第三代传人荣智健离开中信泰富,在荣氏家族的百年历史中,不过是无数危机中的一次而已。百年间,荣氏家族企业共经历过三次巨大的危机。而这三次大危机之中,荣氏家族企业也像一叶小舟,飘荡在政治的宦海中,浮沉不已。

  1934年,申新纺织大危机

  75年前的1934年,荣氏家族企业曾有过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代表之一的“棉纱大王”荣宗敬和荣德生两兄弟,其头牌企业申新纺织搁浅了。

  1934年7月4日,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只有18岁。当天的上海报纸,纷纷报道了“申新搁浅”这一事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荣毅仁看到消息,一下子呆住了。

  申新纺织是荣氏兄弟立业的基础,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企业,拥有当时中国五分之一的纱锭。从1915年创办申新纺织企业开始,荣氏兄弟在不到20年间,将一个小纱厂发展为1934年下设9个工厂、55万只纱锭,占有全国纱锭总数的20.6%的棉纱大王,其事业发展之快、之大,完全可以当得起民族工商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代表。

  荣氏家族企业之所以发展迅猛,既得益于无锡早年开放的通商环境,也得益于当时人们对于棉纱的需求猛增,更得益于荣氏兄弟勤勉和努力扩大企业的作风。这也是当时民族工商业的普遍环境和发展伦理。

  荣氏老大荣宗敬,向有“扩展力求其多”的发展理论。荣德生的女儿荣漱仁对此的回忆是,两位老人家从无置产、牟利和奢侈享用的思想,大部分积蓄皆用来添机建厂,更新设备。荣宗敬更有名言“多买一只锭子赛过多得一只枪”。

  荣家企业滚雪球一样壮大。但大哥荣宗敬这种“靠一文钱做三文钱事”的方式,在弟弟荣德生看来,乱世中的任何风波都会让荣家因债务而破产。

  荣德生的担忧,在经济不好的环境下,终于变成了现实。

  1934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日益笼罩到中国。美国颁布意在补贴白银生产商的《白银购买法案》,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开始收购白银,世界银价因此飞涨。

  中国白银外流,直接导致了银元危机,通货紧缩,人心浮动。

  之前,民国政府的赋税已经日渐增多。1928年,南京政府开征特税,实行一物一税,如每袋面粉征统税一角,面粉袋也要另外征税。这大大加重了民营企业的负担。仅申新纺织一家,就被抽去特税达1500多万元。

  申新纺织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提出减免新税,孔祥熙答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

  接着,国际倾销潮一波波来袭。日本纱厂所产棉纱在中国的倾销,致使民族纺织工业一直在不景气的环境中挣扎。1934年,纺织、面粉又同时受到世界性倾销的影响,申新的几个纱厂存货堆积如山,荣氏家族的各面粉厂也全部停工。

  而荣氏老大荣宗敬的投机失败,也加剧了荣氏企业的困难。1926年开始,荣宗敬和他两个儿子荣辅仁和荣溥仁开始投机“洋麦”和“洋棉”。由于频频在交易所买空卖空,在遭遇世界性倾销潮后,荣氏企业终于巨亏1000多万。

  这立即加剧了荣氏各厂的资金周转困难。以申新纺织而言,其全部资产为6800万,负债却超过了6300万。

  此时,债权人索债日频,却已经没有银行愿意再贷款给荣宗敬,若非要走这条路,各银行则要求申新纺织内部必须进行“倒阁运动”,逼荣宗敬让出总经理的位置。

  荣宗敬自1933年起,就不断给国民政府的人写信寻求援助。而国民政府实业部的陈公博给出的方案更加直接,打算以财政部拨款三百万为由,接管申新纺织。

  由此种种,荣家彻底断了对国民政府的幻想。

  申新纺织情况越来越紧急。到了当年6月,需向银行还款500万,此时的荣宗敬已经毫无办法。

  最后关头,荣德生出手救了申新纺织。他连夜赶到上海,与银行商量,将荣家面粉厂的股票和余款以及家中所有有价证券全部抵押做担保,终于向银行借到500万,渡过了这一生死时刻。

  而最后,这次危机仍导致两个纱厂因此停工,近4000工人失业。

  孤岛中求生

  荣氏兄弟的振兴计划还未来得及实现,中国就进入了全面抗战。上海随即陷落,对于那时在上海的民族企业家来说,只有两条出路。要么继续留在租界内,要么随国民政府西迁入川。

  蒋介石对工商界作了许多承诺,包括刘鸿生在内的许多巨商,都开始向内地迁徙。但荣氏兄弟与蒋氏素有过节,内迁无门。

  最终荣氏家族选择了留下来。兄弟二人分别在上海和无锡静观其变。

  荣氏兄弟,已经不是第一次在战争的突发状态中,保存和发展企业。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城使得北方粮食急缺,华北及东北到上海采购小麦的金额直线上升,荣宗敬当时在沪经营的广生钱庄因而汇兑业务繁忙之至,盈利大增,这为一年后荣氏的第一家面粉厂兴建打下了资金基础。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却将大量的面粉订单送到了荣氏兄弟手中,二人借此“国内机制面粉的黄金时代”,大力扩充事业,使其面粉产量占据了当时全国总数的29%。与此同时,申新纱厂出产的“人钟”牌棉纱被定为标准纱,并很快打入国内外的市场——荣氏企业至此在中国牢牢站住了脚跟。

  而即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荣宗敬也能以一名商人的冷静头脑,通过适时地抛售和吃进日元并配合舆论宣传工作,一手引导了当时日元对银元的比价。有记载说,他最终从中净赚了近400万日元。

  但随着上海、无锡相继陷落,荣家企业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上海形势已经日渐危急,荣家的申新一厂和八厂虽然地处战区,却依然照常生产。

  1937年10月27日上午,日军重型轰炸机向申新八厂投下了19枚千磅以上的炸弹。纺织厂迅速烈火腾腾。在这一次轰炸里,这两个工厂死亡职工430多人。

  在日军发动全面战争的头几个月里,荣家所有处在战区的14个工厂,全部遭到了日军轰炸。

  然而只过两年,情形突变。在1939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里,上海租界内由于战时环境特殊而人口激增,外来人潮携来的大量资金,使得租界内物价大幅上涨。

  据当时的记录,那段时期,上海租界以外沦陷区纱厂不是被敌人炮火所毁,就是被日军强占;而内地对纱布的需求极大,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无不市利百倍”。

  那段时间,竟成了上海纱厂的高速发展期。荣家在战难中赚来的钱,不仅还清了战前相当于17万两黄金的全部银行贷款,还开办了银行与一些贸易公司。

  在战争中,仅有商人的精明显然不够。在租界内,荣氏企业借用的是美商和英商的名义。1941年7月,日本人曾指使汪伪政府接收申新的两个厂子“归为国营”,但因为两厂所依靠的美商和英商的抗议与交涉,荣家才得以继续保有两厂的所有权。

  抗日战争初期,荣家也曾考虑依靠“上海市民协会”为其寻求保护,这是一个日军变相成立的带有“维持会”性质的组织。

  1938年元旦,上海《大美晚报晨刊》刊登消息:各界爱国人士集会声讨“上海市民协会”,认为这是汉奸走狗的活动组织。

  仅仅几天后,荣宗敬与长子溥仁匆匆离开了上海,从水路启程赴香港。在香港居住的那段时间里,荣宗敬每日以泪洗面。2月10日,荣宗敬脑溢血症复发医治无效离世,终年65岁。

  公私合营考验

  新中国成立前,位于上海及江浙一带的民族工商业的商人,又开始了大规模的对于出路的抉择。当时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迁徙,有的出国赴美或者赴欧,有的则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荣氏家族的大部分人也选择了离开,唯独荣德生执意留下来。他对此是有考量的,当年他在无锡创办的公益小学,在无锡解放前的两年里,一直是中共无锡工作委员会机关所在地。

  1948年底,中共无锡工委书记高山,通过地下党转告荣德生,“搞好生产,不要外迁”。而荣德生对于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十分重视,曾经反复研究。

  荣毅仁的家眷,此时已经先期去了香港。对于荣毅仁的留下,如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决定与父亲共进退而自愿留下;一种是他那时在上海还有一起官司需要出庭,正好赶在上海解放那天,阴差阳错地留下了。

  留下的荣毅仁接手了上海的荣氏企业。而此时的荣氏工厂,已经是个烂摊子。被其他荣姓家族抽走海外的资金,据上海市纺织工业局一份史料记载,高达1000多万美金。

  1949年6月2日,上海工商界人士在上海外滩中国银行大楼4层举行座谈会。荣毅仁第一次见到了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

  陈毅一句“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终于让荣毅仁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之后,陈毅还带着家人公开到荣毅仁家里做客,表示要与荣毅仁交朋友。这些做法,在人心还不稳的上海迅速传开,有人称,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动作”。

  “团结”很快就真的有了动作。

  1950年2月,国民党的飞机再次轰炸上海,导致了上海工商业的突然崩溃:工厂停工,资金短缺,销路不振。那时正处在春节前夕,申新纺织几乎发不出工资。

  一些申新六厂的女工直接找到荣毅仁家,堵在荣家的客厅,大有“不拿到工资不出荣家门的架势”。陈毅很快得知了此事,马上找总工会的负责人前去疏通工作。并帮厂里申请了贷款,让他们暂渡难关。

  1950年,荣毅仁从申新自身的生存出发,思考出关于“加工订货”的想法。这是针对很多工厂商品卖不出而想到的法子。当时的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对此高度重视,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只是他没想到,后面的转变比预料得更快。

  下半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对商人们来说又是一次发财的机会。许多商人不愿再接受加工订货,而想把商品拿到市场上卖高价。但为了完成政策,有些商人开始在商品里以次充好。最严重的是,解放军攻打舟山群岛,需要白棕绳,而次品使得在战斗中绳索绷裂,造成11艘船沉没,80人牺牲。

  陈毅对此大怒不已,1951年底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在上海,让工人当面揭发“资本家”。有文章记录,那段时间,经常能看荣毅仁在8楼会场外眉头紧锁,兜圈子,踱方步,可见他思想斗争激烈。

  1952年底,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去世, 直到死荣德生仍不能理解“工厂全归工人主政” 等违背企业运营模式的做法。

  1954年,荣毅仁带头拉开申新纺织与政府公私合营的大幕。许多股东都不能理解,担心财产全部被充公。荣毅仁却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由此,荣家发展了半个世纪的产业,变为国家所有。当年,申新集团成立,荣毅仁成为总经理。

  而荣毅仁也因此举获得了共产党的尊重。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称荣毅仁为“红色资本家”,并以上海市前市长身份,为他助选上海副市长。荣毅仁在最辉煌时,成为中国国家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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