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任期

　　蓝德彰带来的很多东西对中国的银行业起到了启蒙作用。据熟悉内幕的人士透露，蓝不忌讳与董事会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认为银行的功能是买卖风险而非经营货币，建议银行要多发展不占资本金的中间业务，强调规则和制度意识，业务应该垂直管理……不一而足。

　　在蓝德彰任上，2005年1月，深发展推行了财务和信贷垂直管理体制。深发展的思路是：借鉴国际银行管理经验，在信贷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建立以“垂直管理、双线报告”为原则的垂直管理体系强化总行在各业务线的管理职能。

　　这个被称为“翻版花旗”模式的信贷垂直管理彻底颠覆了长期以来在中资银行中比较传统的授信风险行政管理的模式，取消了分管信贷的副行长行政层级，削减了地方分支机构的信贷权限，将财务和授信两项重要业务的执行权上收总行，各级分行设立相应的由总行派驻的财务执行官和稽核执行官，他们将直接对总行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信贷官负责。然而，出人意料的是，2005年5月，原深发展董事法兰克?纽曼(FrankN.Newman)取代了蓝德彰成为该行董事长，兼任首席执行官；2006年2月，深发展董事会又宣布行长韦杰夫去职。

　　韦杰夫去职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其“不懂得平衡”，特别是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洗牌，没有赢得中国员工的爱戴和大股东的认可。至于蓝德彰为何如此快速去职，坊间众说纷纭，深发展的官方说法是其因工作关系迁居东京，无法继续履行董事长职务。尤为奇怪的是，去职后，蓝、韦二人似乎均销声匿迹，无论是国内和国际主流财经媒体，都未曾就深发展有关问题对此二人作过专访或相关报道，连二人近期活动、供职机构、联系方式等，亦无法在网上查到。这似乎并不契合“最早领导中国本土银行的外国人”的传奇身份。其间是否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内情，我们不得而知。

　　蓝德彰去后，深发展步入纽曼时代。

　　纽曼出山

　　来中国之前的纽曼，曾任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Trust，已被德意志银行出售)主席、总裁及首席执行官，亦曾在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担任高管，还一度出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

　　入主深发展后，纽曼建立了以首席执行官为核心的管理团队，引进首席官制度，构建条线结合的高管职衔序列，以及业务线条清晰、责任到人、报告路径明确的管理架构。深发展的高管层比其他中资银行的人数多，分工非常细，职责也很明确。现有的高管团队中，凡是需要了解市场和国情的部门，都是中国本土人士，而信贷、风控、财务等管理部门才用海外职业经理。纽曼还重塑了深发展的零售业务，借助外脑进行零售业务产品创新和品牌建设。纽曼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解决了深发展的股改困局。2007年6月8日，纽曼宣布：深发展股改和权证的两个提案分别以流通股99.05%和96.4%的高票获得通过。至此，这家股改过程中历经曲折的银行终于成功闯关。此前,于2006年5月，深发展的大股东新桥投资曾抛出接近零对价的股改方案，但遭到其流通股股东和证监会的联合抵制，股改方案不得不进行修改，最终以流通股股东利益得到更多照顾而通过。但纽曼意图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解决长期困扰深发展的资本金问题的举措，却接连两次铩羽而归。

　　2005年9月，深发展与美国通用电气下属的金融公司GEMoney签署了协议。GEMoney将向深发展投入总认股金额1亿美元，占股近7%。由于股改，GEMoney入股深发展一事一直拖延。在随后的两年，由于中国股市的持续狂飙，深发展的股价也大幅增长，GEMoney要想购入深发展7%股权必须至少支付7.63亿美元，为原协议中总价款的7倍多。2007年的6月30日，深发展对外披露，双方协议最终未能达成。

　　2007年12月，深发展再次发布公告称，将引进宝钢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拟向宝钢集团定向增发1.2亿股普通股，发行价为35.15元/股，合计42.18亿元。但由于2008年以来市场持续低迷，深发展股价节节下挫，与宝钢集团当初计划的增发价格相去甚远，到9月底，宝钢集团入股计划也宣告失败。

　　深发展不得不寻找其他方式来补充资本金，拟在3年内，在境内或境外市场分次发行总额不超过等值于人民币100亿元的次级债券，以及总额不超过等值于人民币100亿元的金融债券。

　　一言以蔽之，纽曼上任后给深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制度和体制上的改变，管人和管事结合得不错，从结果来看，深发展还是有相当进步的。新桥接管之前的2004年年报显示，该行实现净利润2.89亿元，每股收益为0.15元，资本充足率仅为2.3%，不良贷款率为1.41%。深发展2008年上半年年报则显示，其净利润达到10.04亿元，每股收益为

　　0.44元，净资产收益率为7.15%，不良贷款率为5.15%。同时，在摩根大通2008年7月1日给出的“中国上市银行2008年预期ROE”数值中，深发展的ROE达到28.5%，领先于工行、建行、中行，以及民生、华夏、浦发等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