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hony Neoh & Laura Cha: The Monks from Afar Who Are Supposed to Be Better at Reciting Sutras

　　本刊记者 / 刘立新

　　梁定邦：证券业的“一元顾问”梁定邦是个杂家，在法律、行政和证券为业均颇有建树，1979年成为私人执业大律师前，曾任香港政府政务主任13年之久，历任多个首长级职位，曾担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会及上市委员会委员，及出任其纪律委员会及债务证券小组主席,离职前为廉政专员公署助理署长。

　　不过，梁定邦被国人认识却始自1998年，应朱基总理之邀成为中国证监会的“一元顾问”后。

　　关于这段经历，梁定邦回忆道：“我跟朱基总理说，我给你提两个条件，第一个，我太太要同意，她不让我来我就不来了；第二个，我收你一块钱年薪，跟你还个价。这两个条件是没得讨论的。第三，我告诉你，6个月没法做什么工作，如果来的话，我估计不会6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多长我也不知道，但起码要更长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梁定邦是一个敢言、善言的性情中人。

　　早在1994年，还是香港联交所理事会成员的梁定邦就力主内地国企在香港上市，并帮助起草了相关的监管制度。对于“红筹股”落地香港，当时有不少的国际投资者表示反对，内地企业信息披露不充分是他们最大的担心。在担任一元顾问之后，梁定要完成的使命主要是促使监管机构创造一个让境外、境内投资者都相信自己会受到称职官员公平对待的环境。对此，他深知：“无论监管如何有效，作用仍然有限。高度的诚实和职业能力才是一个高效而又受人尊敬的市场的最牢靠的基础。”

　　1998年的内地证券市场给梁定邦的印象是“急需走向规范，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至少三五年。”作为中国证监会的顾问，虽然年薪只有一元，但梁定邦并未像普通“顾问”一样仅仅是个摆设，而是时常将自己的建议提给中国证监会。他大部分的意见都是政策性、方向性的，也有一部分是具体执行性的。梁曾表示，“具体的东西比较慢被接受，方向性的建议，朱总理觉得是该做的，他们也不能说不接受，但是慢慢实现也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我当时建议的东西，到今天基本上能看得出来了。”

　　梁定邦的身份也从一位“技术型官员”悄然转型为“传教士”。在香港会展中心的一次演讲中，梁定邦坦承，原以为自己最有把握奉献的证券市场技术和监管知识，并不是内地最需要的，他必须调整自己的预期；尽管尽人皆知公正、廉洁、清晰是证券市场正常经营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实际上却寸步难行。在内地市场要做到以上三个原则，必须要先有良好的权力控制机制，这是目前内地有待加强的。

　　当然，观念的传达并深入人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梁定邦发现，太多的内地交易者出于冲动而非理性进行交易，太多公司对公司治理一笑置之，太多内部交易在监管盲区内公然进行，而他一直以来所尊崇的并视为当然的“具备工作伦理的社会”也被很多人视为书生意气和理想主义。

　　到2004年初正式卸任时止，梁定邦并未像史美伦那样引来众多争议。他对中国内地证券业的发展提出过很多建设性建议，包括推崇“蓝筹股”、支持政府为高科技企业上市开路、呼吁建立“二板”市场、介绍并推动引进QFII制度、成立“开放式基金”、提醒政府和银行关注中小企业，而其中最洪亮的声音或许莫过于“让市场去管理市场”。或许正是作为一元年薪的顾问，梁定邦经常能更轻松大胆表达对内地证券业的看法。而卸去顾问之职后，梁定邦依然会经常出现于国内，并发表了诸多对于国内证券业监管的看法和促进证券业完善的建议，可谓“一日顾问，终身顾问”。

　　梁定邦，香港资深大律师。1979年起任职私人执业大律师之前，曾任香港政府政务主任13年之久，历任多个首长级职位，离职前为廉政专员公署助理署长。曾担任香港联合交易所理事会及上市委员会委员，及出任其纪律委员会及债务证券小组主席。1995年2月1日出任香港证券及期货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主席。离职日期是1998年9月30日。1996年9月获选为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负责为世界各地的先进市场制定统一的监管标准。1997年7月1日，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1998-2004年任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