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揭密(2)

　　“为人民服务”

　　两次在华润大厦的北京办公室里见到叶雷，他都穿着棉布裤子和凉拖鞋。他喜欢骑自行车和徒步旅行，自从做了艾滋病防控的工作之后，他几乎每年要坐上40趟飞机，全中国到处跑，做基层调查。“关于老百姓不公平的生活，我这一个晚上比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三年学到的还多。”

　　作为一个在台湾出生、在美国度过60年代叛逆岁月的人，叶雷的办公室里有一样东西尤其引人注目——墙上挂着毛泽东那幅著名的书法“为人民服务”。他解释起来还有点激动：“我可不是资本主义。我们做的事情，解决贫困人口、解决疾病卫生、解决教育问题，还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这哪一样不是社会主义？”(盖茨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做了“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的主题演讲。)

　　慈善世界并不惟钱多。盖茨承认，“我个人的财富与政府预算相比是九牛一毛，大家想一想每年中国的教育经费或者卫生经费就知道了。”梅琳达也说，“美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美元，加州政府一年的投入是600亿美元，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囊中羞涩。”

　　“钱是很重要，但钱背后的东西更重要。”Cheryl Scott说，“确实，我们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实际的钱本身，而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新技术、新观念。中国项目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部分。”

　　“如果我们为所有中国艾滋病有需求的人服务的话，基金会再多的钱也不够用。”叶雷说，“我觉得理念很重要，同样一笔钱用得好你可以建立一种长久的机制。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希望拿得出一些好的做法，积极跟中国政府配合，从而产生‘催化剂’的作用，国家可能就有比我们多好多倍的钱投入进来。”

　　他透露，“这不单是中国办公室的想法，也是总部的想法。”看看其“杠杆作用”：盖茨基金会引发了各国政府的捐助行为。2003年，美国宣布在5年内投入150亿美元防治艾滋病。欧盟拿出40亿美元给贫困国家儿童注射疫苗……

　　那么，怎样才是所谓“好的做法”？在中国，盖茨基金会一开始的策略就是和政府捆绑。“这一点在美国或者印度都不可能体现得这么充分，因为他们的政府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一个办法只要成功，就能够被中央政府推广到省，然后省再推广到县。”叶雷说，“以艾滋病项目为例，中国现在配件都全了，但是运转不好，就好比一辆好车就开到二档，很可惜。我们的创新就在于把政府和NGO结合起来，用经济刺激的方式，逐渐从计划经济进入有市场经济色彩的工作模式。”

　　盖茨基金会中国艾滋病项目负责人张云告诉《中国企业家》，中国艾滋病项目重点不在临床，而在防控，工作已经全面铺开。目前的方案是：由卫生部下属的两个国家级NGO组织(性病艾滋病协会、中国预防医学会)牵头，在全国13个试点城市(主要是省会)确定一批草根NGO；后者针对同性恋、吸毒人群和性工作者这三个目标，寻找艾滋病高危人群去卫生部指定地点做HIV检测、服务、咨询和行为干预(梅琳达说，“避孕套能救命。”)。工作效果以检测人数判定，按人头付费，每季度申请一次启动经费。而政府下属的检测机构也能够从中赚取费用，皆大欢喜。

　　5年5000万美元，这些钱都花哪去了？40%给卫生部门，40%给草根NGO，20%作为工作费用。官方的说法是：“其中2000万美元将交由卫生部用于艾滋病预防工作，3000万美元将提供给中国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地方、全国和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让人意外的是，盖茨基金会出了钱，但并不指定草根NGO的名单——它甚至都不过目，只是提供技术咨询。那如何保证操作有效、透明？

　　用张云的话说：“合作NGO越多越好，反正是花钱买服务，然后优胜劣汰。”

　　用叶雷的话说：“不管太细，让他们都来试一试，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你看盖茨有钱，想来抓，可以，不过如果你第一笔钱把我骗了，做不出东西来，我以后就不跟你玩了。我损失几万块有什么关系？可是我不试的话，我不知道谁有能力，谁说话不算数。”

　　这是一种财大气粗的玩法——反正盖茨最不缺的就是钱。叶雷把基金会总部比作一个加油站，“随时可以来加油。我们没有预算，可以根据项目进展追加钱，超额的风险我们不怕——这就是别的基金会和国际项目做不到的地方。”

　　叶雷还向《中国企业家》透露，如果艾滋病项目的操作模式成功，很快就会在结核项目、控烟项目、农业项目上推广，最终还要输出到非洲。

　　他很高兴看到中国一些企业家开始做慈善，“都是几个亿的注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现象。这是第一步，变成有钱人的潮流，第二步，互相比较谁花的最好，谁花的最值。”

　　说到怎么花钱更值，盖茨倒是有个现成的说法。有一次孩子们(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分别是5岁、11岁和8岁)问，为什么不帮助纪录片里那个瘸腿的小男孩。母亲回答说：“我们努力帮助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父亲解释道：“我们做的是批发，不是零售。”

　　当然，这话也不是盖茨发明的，是他从老洛克菲勒那儿“拷贝”来的——19世纪末，巨富们意识到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变零售为批发”，建立一批“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永久性企业化慈善机构”，现代基金会从此诞生。

　　(本刊记者侯燕俐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