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基金会揭密

　　看“21世纪的新资本主义”如何“为人民服务”

　　文 | 本刊记者 雷晓宇

　　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家》四次走访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北京办公室。虽然盖茨和他太太“已经被保护成了国家元首”，至少我们可以触摸一下他后半生事业的神经末梢吧，何况这个末梢还在中国。

　　3月底，盖茨基金会首席运营官Cheryl Scott对《中国企业家》说，“这是一场非凡的旅行，来看中国的发展，了解世界的另一部分、我们重要的项目，通过跟中国政府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带来一些新技术、新概念，解决那些曾被称为‘无法解决的难题’。我认为，比尔对于中国也会有这样深刻的感受。”

　　与商业表现不同，盖茨的慈善来中国似乎既晚且慢，算不上大手笔——2007年11月，盖茨基金会正式宣布成立中国办公室，承诺5年内捐资5000万美元(其印度项目5年投入2.58亿美元)，帮助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但因为他是盖茨嘛，正在重写全球公众健康的历史，作为特批的外国慈善基金会进入中国，其战略意义和创新性值得期待。

　　艾滋病在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可盖茨基金会北京负责人叶雷不怕：“艾滋病什么时候才不敏感？只有大家都有艾滋病了，就不敏感了。但我们不能等到那个时候。这也是盖茨基金会的特点，在全球都是挑最难的、别人忽略的、不愿意参与的事儿来做。”

　　到中国去

　　5月中旬，叶雷回了一趟西雅图。盖茨基金会500多名员工在一家大剧院里开年会(新总部大楼将于2010年启用)，“就跟电视节目似的，说得有声有色”。盖茨和梅琳达还来了一次脱口秀，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回答所有人的任何问题。

　　有人问到了中国——为什么要在中国设立办公室？

　　“盖茨基金会是不轻易在海外设办公室的。”叶雷说，“我们一般的做法是把钱给别人，你好好做，做得好再给钱，做不好就拜拜。”

　　去年来中国启动防艾项目时，盖茨曾说，“从医学角度看，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同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在短短几年中，中国政府对HIV/AIDS的态度从忽视转变成重视，并将其提上了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不过，为了取得成功，他们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鼓励和技术协助，因此我们决定要站出来提供自己的帮助。”

　　在叶雷看来，盖茨之所以选择中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倡导性，待在西雅图怎么倡导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呢？第二是连接作用，“肯定不是纯粹只为中国服务，希望将来能够把中国农业、卫生、社会服务方面的经验移植到非洲去。盖茨基金会发展项目的重点还是在非洲，因为他们是真的贫困，这一点没去过的人很难体会。”

　　很难统计盖茨夫妇去过多少次非洲，正是1994年的新婚旅行对他们后来的慈善事业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他们看到了无数头顶水罐光脚跋涉的妇女、饿得皮包骨的孩子。在肯尼亚，他们甚至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割礼仪式。这一切都让他俩心烦意乱。随后，在慈善家母亲的感召和律师父亲的建议下，盖茨拿出9400万美元，建立了“威廉·盖茨基金会”，这就是今天盖茨基金会的前身。

　　盖茨夫妇管这样的拜访叫“学习之旅”。盖茨的中国学习之旅是从2004年开始的。

　　那年4月，盖茨例行访问中国。盖茨基金会艾滋病办公室的主任委托前同事、CDC(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艾滋病专家叶雷博士帮忙安排一次圆桌会议。“2003年他们刚在印度开了一个新的防艾项目Avahan，开始对中国感兴趣，要做初步的探索工作。”

　　但好事多磨，直到2007年4月盖茨第十次访华，事情才有了真正进展。盖茨把5天的行程专门留了一天给基金会，此时已经签约在身的叶雷帮他安排了一些“节目”，探访卫生部及北京朝阳疾病控制中心，盖茨和专家、志愿者、艾滋感染者握手，还谈了谈《断背山》。

　　从2004年到2007年，盖茨基金会来中国的行程如此漫长，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找人难，一个是注册难。

　　最开始，在中国设立办公室的建议是著名华裔艾滋病科学家何大一提出的。但是何大一本人不能来中国工作。后来，叶雷从单纯的顾问变成了合适人选——他从1998年来中国，先后有CDC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经历，对于中国卫生系统非常熟悉。

　　至于说注册，本来所有正式注册的材料在2006年夏天就已经呈报给民政部了，但是后来又因故被耽搁了下来。当时盖茨基金会做法失策，花了不少钱请律师、公关公司找关系，但是此路不通。叶雷给支了个招：让盖茨直接给国家领导人写信。最后这信虽然没写，但还是盖茨本人出马。2007年4月，他在会见一位领导人时提了这事。“这位领导人当场就说，我不是直接管民政部的，但是我可以帮你过问，没问题。”

　　有时候叶雷也不禁感叹：比尔·盖茨这个名字真的是很好用。这就是名人的价值。不过为了避免麻烦，叶雷保持低调，不轻易告诉别人自己是为盖茨工作的。“现在找我的人比以前多好几倍，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大老板就是一大口袋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