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群：在国际金融舞台长袖善舞的中国高官(2)

　　世界银行是发展机构，不仅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和社会项目提供长期、优惠的资金，而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机构发展。这给了金立群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收获。“我担任世界银行副执行董事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体的一颗耀眼新星。那时候，中国可以让其他借款的发展中国家分享她的发展经验。同时，我个人也很幸运有机会得到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发展经验的信息，而且能够比较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各方面专家提出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型。”他回忆说。

　　早在1990年代初，金立群就开始协助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活跃在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国际舞台上，1995年出任财政部部长助理，1998年出任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他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奔走，多次代表中国在重大国际场合旗帜鲜明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赢得广泛好评。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危机的冲击波使东亚很多国家的经济发生强烈震荡。从“东亚奇迹”到东亚金融危机，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来说，不啻是当头棒喝。某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甚至扬言：“亚洲无钱可赚，早日撤资乃为上策。”面对这种悲观的论调，金立群的观点掷地有声。他在1998年率团到亚行出席大湄公河区域合作会议上发表演讲：“东亚经济今天固然遭受重创，但是，20多年来东亚国家呕心沥血建设的大量基础设施并没有被摧毁，因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而培养的优秀人才也没有流失，东亚经济必将重振雄风。”他这番话，使在场的各国代表精神为之一振。而如今，这早已成为事实。

　　亚洲金融危机，对当时担任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主管国际融资业务的金立群来说，也是一场重大考验。回想起1997年7月那几天的情景，他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危机发生时，泰国首当其冲，泰铢大幅贬值，资金外逃，股市一泻千里。当时，他参与了相关的国际紧急会议，积极配合国家政策，从容开展工作。这也是他多年“厚积”之后的一次“爆发”，凭借前期对亚洲金融市场的了解和丰富的国际金融，他在各种场合所表现出的深厚金融理论功底、果断沉着的处事方式，以及对事物的精准分析和判断，树立起了专业而且值得信赖的形象，也为中国赢得了更多信心。这也是他当时最重要工作。“那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国际资本市场树立起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他说。

　　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几乎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无法以合理成本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之时，中国政府却于当年12月在纽约成功发行了10亿美元全球债。这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一笔独立依靠自身信誉发行的亚洲国家主权债券。已于当年9月升任为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亲自操刀了这次发行。

　　回忆起这次发行债券的经历，金立群记忆犹新：“这次发债的意义十分特别，甚至可以说走了一步险棋。我选择了感恩节之后、圣诞节之前的12月中旬进行路演，这也是当年最后的一个窗口机会。”之所以说是险棋，是因为当时穆迪公司正准备给中国主权债信用等级降级。但是，中国必须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的成功筹资来展示其经济实力。在香港香格里拉大饭店的第一场路演上，金立群在席无虚座的大厅里的主席台上，环视全场，首先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在这时候发债？因为你们是投资者，我们相信你们更有判断力！”这句话无疑打动了投资者，中国财政部高官的自信加强了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金立群把中国宏观经济的全面情况介绍完毕之后，按常规程序要回答投资者的提问，但是只有一个人象征性地提了一个问题。显然，他的周全解释已让大家觉得没有再多发问的必要。于是开始纷纷表达赞许和支持。金立群见状微笑着说：“你们对我非常仁慈，祝你们好运！”全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尽管这一步走得很惊险，最终结果证明金立群的判断是正确的。凭借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以及专业能力和演讲水平，他极大地激起了投资者的热情和信心。他用西方最能听得懂，最喜欢听的方式和语言告诉国际投资者，中国政府给了你们一次难得的机会，而国际投资者，则以对中国投上一张信任票，回报他的良苦用心。

　　在金立群和财政部同仁的努力下，这次筹资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这也在国际金融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并成为世界各大财经新闻媒体追逐的焦点。《华尔街日报》1998年12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成功发行大笔全球债显示新的信心》的文章，评论说，这次成功的发行使国际投资者看到中国经济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伦敦《金融时报》则评论说，这次发行表明中国的信誉处在高于亚洲其他筹资人的档次上。

　　出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之后，主管“对外”的金立群，更加马不停蹄奔跑和活跃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竭尽全力地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并争取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期间，他着力最多的是两个重要论坛，即亚太经济合作财长会议(APEC Finance Ministers Process, 简称APEC财长会议)和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

　　APEC财长会议是由APEC领导人倡议而在1994年成立的。这个会议的宗旨是为财长提供一个论坛，供他们讨论亚太地区面临的经济问题，涉及的议题非常广泛，包括非通胀性的可持续增长，为基础设施融资，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等等。金立群也是这个会议成立、成长的见证人之一。1994年APEC财长会议举行首次会议时，他就陪同时任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先生到夏威夷出席了会议。

　　中国出席这次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此之前，财政部参与的国际多边活动主要是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即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年会(20世纪后半叶，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认为是支撑世界经贸和金融格局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实际上都肇自于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而后两者则被人们习惯称之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APEC财长会议之后，财政部则开始代表中国政府积极活跃在其他国际多边经济舞台上。而此时，中国经过了10多年的改革开放，也已有相当的实力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为了在这次会上发挥积极的作用，金立群为刘仲藜部长的发言和其他活动作了精心准备，并亲自修改英文发言稿。期间，他陪同刘部长会见了主要国家的代表团，并且详细地记录了会谈的内容。他深深地感到，中国已经是这些国家不可忽视的一股新的力量了。2001年，中国成为APEC财长会议的东道主，金立群受项怀诚部长的委托，负责筹备了这次会议。会议安排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金立群作为副部长会的主席，主持了预备(副部长)会议，讨论了会议的公报和有关文件，然后凭借着丰富的人脉、经验和能力，驾驭全局，斡旋各方，争取与会各方就公报和文件内容达成一致。预备会议非常成功，为此后由项怀成部长主持的财长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的铺垫。

　　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G-20)是另一个重要的国际论坛。该论坛于1999年由七国集团(G7)正式发起成立，金立群同样是其成立、成长的见证人。当时，他陪同时任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出席了第一次会议。这个论坛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下成立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这是一个协商机制，而不是决策机制。换言之，20国集团的宗旨是通过讨论，对国际上的重大经济问题形成一致意见，特别是以促进国际金融的稳定为重要目的。七国集团在磋商成立该论坛时，始终把中国放在名单上。金立群认为，中国不仅在此国际舞坛上应有一席之地，也更应一言九鼎，发出强音。和其他一些国际论坛一样，20国集团会议也要先由副部长做准备。为此,金立群每次都认真细致地阅读有关文件，从不满足于“急就章”，不打无准备之仗，在会上发言力争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表达得体，争让有度。

　　在这些会议就会议文件的准备、磋商、修改和定稿的过程中，金立群始终慎重把握基本原则，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深厚的英语文字功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各国代表常常为了公报中的一个词争执不休。金立群总是很有耐心地和各国代表“磨”，提出自己的表达方式，直至会议文件中尽量充分体现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和原则，维护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参与这些世界性重要国际会议的同时，金立群也把相当多的力量投入到亚洲地区之内，这实际上为他日后出任亚行副行长奠定了基础。

　　1998年11月，第三次马尼拉框架会议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时任中国财政部副部长的金立群率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会上，他代表中国代表团向与会国家介绍了中国近期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政府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所采取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措施，并有力地表示有信心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针对亚洲金融危机问题，金立群强调，应充分发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核心作用，并指出，应对短期资本的流动加强有效的监管，在促进国际资本回流的同时保证资本流动真正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其简短而周密的发言，再次在世人面前表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稳定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决心，坚定了与会国家对中国的信心，得到与会代表高度评价。在金立群和中国代表团的持续努力和贡献下，1999年3月于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四次马尼拉框架会议上，各国代表团反复磋商并确定了马尼拉框架基本原则的真正实施，使这一机制开始在区域经济及金融监测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1999年3月18日，金立群带队出席了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9＋3”副财长和央行副行长会议。他代表中国代表团进行主旨发言。他指出，诱发亚洲金融危机与随后发生在俄罗斯和巴西的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从而使对冲基金等高杠杆率的金融投资活动过度，给相关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而国际社会对此却没有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为了保持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包括要求对冲基金等高杠杆率金融机构披露信息，规定对冲基金的最高杠杆比率，严格限制国际对冲基金在新兴市场融资，规定商业银行向对冲基金的贷款最高金额和对其贷款余额占商业银行贷款总余额的最高比率等。其中，他特别强调了要加强对短期资本的监管的重要性，他指出，这样不仅能保护发展中经济体的利益，最终也将保护发达经济体的利益。

　　金立群说，在国际舞台上，要维护祖国的利益，就必须做好多边和双边的工作。在财政部期间，他除了参与这些“多边”会议和斡旋外，也长期参与“双边”的工作。比如，1983年开始，金立群就参与了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这是中美两国财长之间的对话机制，而且有双方其他主要宏观部门的官员参加。金立群协助中国历届财政部长参与了这个委员会的会议，以加强中美两国经济合作关系，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特别是1989年以后，这个委员会为重新恢复中美之间这一重要的对话渠道做了很多关键性的工作。其中，尤其让金立群印象深刻的是1999年的联委会，他回忆说：“1999年在兰州召开的中美经济联委会很有纪念意义，当时，中美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谈判中遇到了障碍。财政部和外交部、外经贸部等有关部委一起商量对策，和对方协调。时任财长的萨莫斯借来华开会之机把克林顿总统的书信带给中国领导人，经过双方努力，最终使僵局得以解脱。这次中美联委会在客观上为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排除了一些障碍。”

　　中英财经对话的启动和成功，也都和他的努力有关，这些交流无疑增进了这些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担任财政部副部长期间，金立群不仅主管财政部的金融业务，特别是国际金融经济工作，而且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在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代表财政部参与了中国金融行业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工作，包括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进行债转股，帮助银行清理呆账、坏账，健全银行体系。1998年2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的议案》，根据这个议案，财政部向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所筹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使其达到《巴塞尔协议》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资本充足率最低8%的水平。此举有力地增强了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和国家宏观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的协调运作。金立群作为主管金融司的副部长，全过程参与了这一重要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仅让他成为一个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见证者，更让他成为这一发展过程的重要参与和实践者。“没有什么能比为我的祖国和人民谋幸福的特权给我更多的职业成就感。”他自豪地说。

　　如今，有些国际言论片面强调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却无视改革的卓越成果，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表现。但中国的金融改革确实也面临着成长中的“烦恼”，对此，这位见证者和实践者颇具发言权。

　　金立群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一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确保全球金融系统在全球化条件下有序发展；以及如何在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巩固和完善国家金融体系，使之正常、稳定地运行。他认为，中国金融市场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过于依赖银行系统，债券市场和股市规模还不大且尚不成熟，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等问题。对任何经济来说，银行业都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个重要性。

　　金立群认为，事物的重要性都是相对的。一个因素有其相对重要性，该起它所起的作用。但是，如果超出了合理的正常范围，那么，这个因素就不只是显得过于重要，而且会走向反面，成为潜伏的危险因素。当一个系统的存在维系于其中的某一个因素，我们就应该得到警示了。所以，既要重视银行的发展，也要重视债券市场和股市的发展。只有当银行、债券和股市有了合理的比例，融资的效率才会高，经济运行的总体安全性才能得到保障。“一个国家，动之甚易，安之甚难。金融稳定是市场稳定的基础，其作用决不可低估。”

　　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国的金融体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金立群认为，银行固然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提高效率，防范风险，但是，凭心而论，银行有银行的苦衷。中国的信用体系、信用文化、征信系统都不健全，银行客户的信誉不高，基础素质较差，再加上中国的法律系统也不健全，执法难度较大，这些都对银行业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他还提到，普通民众对企业上市有一种误解——认为只要上市了，企业的管理和受股民监督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上市公司逃避监管的例子不胜枚举，光看看华尔街的丑闻就知道了。认为上市就意味着解决公司管理问题是十分天真的想法。金融监管机构固然要加强监管，但是，银行自身健全的管理和内控制度也非常关键。他强调，银行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在追求利润和商机时决不能置风险于不顾。他说：“金融界人士都明白，坏账都是在景气时大量放款形成的，而在不景气时，一般都不敢轻率放款。所以，急功近利，侥幸心态，是银行业的大敌。”

　　历尽艰辛，与祖国一起成长

　　金立群始终坚持一个信条：只有辛勤的耕耘，才会有丰硕的收获。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有人说，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似乎有着特殊的荣誉感，也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祖国的感情也格外深厚，对于祖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着独到体会和感悟。祖籍浙江镇海，1949年8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市的金立群，就是这一代人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金融家，他的人生和事业道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金立群风华正茂之时，“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1968年，他和很多同龄人一样奔赴农村，到江苏省常熟白峁公社插队落户，而且一去就是10年。这10年间，他和农民打成一片，先是种地，后来在乡镇企业工作，还当过中学教师，生活十分艰苦。

　　在漫长的10年中，很多有志的知识青年，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学习深造，但也有很多人放弃了对知识、对理想的追求，自怨自艾。金立群属于前者，他感到求知是人生第一需要。他有一个信念：“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现在大家都不读书，那我就读书，将来国家必有需要之时。”当时盛行“读书无用论”，“书读得越多越蠢”的论调对很多年轻人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但他10年坚持不懈，他说：“学习不能急功近利，求知当不问回报。”

　　这10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造就了他务实、真诚的性格。在那里，他感受着当地农民的淳朴和善良，为他们与贫苦生活作斗争的精神所感动。回想这10年，金立群坦言，自己经历了最艰难的磨练，但也得到了丰硕的收获。

　　天道酬勤，他的这种“不问回报”的学习还是终于换来了回报，虽然这回报很晚，但足以慰籍人心。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金立群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这成为他人生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现在回想当时，他还说：“其实当时考的不只是考场里的那几张考卷，考的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考的是意志、毅力、理想和抱负。”

　　金立群考入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回想起重新走进校园的情形，他感慨万分：“回到校园与此前在农村插队的生活不仅仅只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更重要的是，我能真正实现我的梦想——用知识振兴祖国。”

　　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老师们的悉心栽培下，金立群为自己日后的国际化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多少年来，他始终对自己的两位恩师——王佐良教授和许国璋教授——充满由衷的钦佩和发自肺腑的感激。“他们总是教育我们，必须首先学会做人，接下来才是做学问。”

　　凭借着自己坚持多年打下的良好基础，再加上名师的指点，他在学业上因此取得长足进步，成为班上的佼佼者。在校期间，金立群就已经在国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论文。于是，1980年毕业时，他还得到了令人羡慕的留校工作的机会。这很符合他的理想，金立群说，他一直很想从事教育工作，开展学术研究，“留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消息。”但就在此时，恩师许国璋教授却给他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中国在1980年加入了世界银行，财政部请许教授推荐一位毕业的研究生到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办公室工作。

　　当时的金立群颇为犹豫，但是许教授的一番话，让他终于明白应该如何抉择。许教授说：“我们国家也许需要上百个英美文学方面的专家，但是，更需要的是懂经济、懂金融的人才，我想你可以转到新的领域，从事经济工作。”有了恩师指点迷津，金立群才最终选择到财政部工作，从此开始面对全新的挑战和生活，并且取得卓越成就。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金立群努力学习西方现代经济学，他也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一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经济学教育的中国人。1987年至1988年，金立群还曾作为汉佛莱学者(Humphrey Fellow)在美国波士顿大学攻读了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凭借这个优势，金立群还在此后的岁月里发表了很多译著和专著，满足了自己要从事学术和研究工作的部分心愿。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由他组织翻译，并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的《摩根财团：美国一代银行王朝和现代金融业的崛起》。此书再版数次，发行量达到数十万册，远销东南亚各国，在华语读者中广受欢迎。同时，他还和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ErnestStern)合作，撰写了《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一书，旁征博引，点评诸论，很受欢迎。2001年11月，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金立群倾心著作了《新国际金融体制与中国》一书，书中详细介绍和总结了他对国际金融体制的理解和看法，以及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一些认识，使读者能全面地了解国际和中国金融界的发展状况，便于他们更好地把握世界和中国金融走向，出版后很受欢迎。

　　金立群读书做笔记，几十年如一日，乐此不疲，他有各种读书笔记，中、英、法三种笔记，分门别类的，书写工整，一丝不苟，再加上电脑上做的笔记，内容及其丰富。他从很早开始学习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以后又学习法语，他在攻读研究生课程时，法语课程还取得免修的好成绩。金立群的英语写作水平使很多英、美母语写作高手折服，语言是工具，金立群正是凭借着这种有用的工具，以其娴熟的技巧，为祖国争利益，争荣誉。

　　金立群勤于读书，知识渊博。他在财政部当司长时就要求司里的年轻同志认真学习，每年工作之余必读5000页“严肃读物”并做笔记，他本人至今读书不倦，文，史，哲重要名著他都尽量阅读，之外自然科学，天文，地理，生物等都广泛涉猎，他有很深的中国古汉语功底，各种古籍读来全不费力，他对祖国语言，文字，历史的热爱丝毫不因他对西方语言的努力而遭削弱。

　　除了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之外，金立群也是一个对家庭充满责任感的人。工作之余，他都尽可能地把时间留给家人。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独生女儿是金立群夫妇的骄傲。她14岁时获得纽约一所名牌私立中学的全额奖学金，只身一人赴美求学，3年后获得哈佛大学全额奖学金。她在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又继续在本校攻读了经济学博士。金立群说，他的夫人对女儿的教育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在教育方式上，他们一直提倡并采取开放式的教育，尽量让女儿去探索，去发现适合她自己的事业。从小时候起，就为她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她学习的兴趣，而不是逼她死读书。在家的时候，金立群夫妇还经常和女儿一起读书，讨论各种问题，并在学习之外，培养她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弹钢琴、吹黑管、游泳、溜冰、打网球等都是她课余时间的爱好，她在音乐方面的修养还令美国老师深为赞赏。

　　同时，作为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对共和国充满赤子之心，而且曾经是共和国高官的金立群，自然也少不了对女儿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并对其服务祖国事业充满期待。他的努力也收到了良好成效。“她虽然在美国学习多年，但是始终关心祖国的发展，热爱祖国，对祖国的文化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金立群认为，加强对下一代的培养，也是我们生活中重要的内容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