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辅：挺立全球金融界的中国人(2)

　　天才俱乐部的合伙人

　　在那些把学界看得重于业界的人看来，1993年的黄奇辅无疑是做了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当年，正处于学术研究黄金时代的黄奇辅离开了现代金融学研究的重镇——麻省理工，转投了现代金融业的重镇——位于全球金融核心地带的世界金融巨头——高盛公司(GoldmanSachs Group,Inc.)。

　　从学界进入业界，这本来是他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但命运就是这样，在不经意之间，改变你的人生航向。

　　当时，黄奇辅已在华尔街多家公司任顾问，他在斯坦福时期就已开始研究的，那些当时认为是没有现实意义的课题，以及所建立起的一个个数理模型，也越来越现实起来，并渗透和影响到华尔街。

　　为什么世界会突然被改变呢？主要原因有两条。一是现代金融市场开始发达，以数理模型来解释和把握市场的理论及方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逐渐成型与完善，并被运用到了现实经济中。二是计算机技术的发达，为完成这些数理模型创造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比如，一个以前需要几个人用几个小时，甚至几个星期才能计算的数理模型，现在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由一个人在几分钟，甚至更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了。这两个条件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数理模型在金融市场中的广泛运用，也让先前发展缓慢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飞跃式地向前发展。

　　一个新的市场也快速成长起来。一些相关的金融企业自然谁也不甘落后。一场新的竞赛在华尔街开始了。斯科尔斯、莫顿、黄奇辅等以前被认为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学者们，则成了被竞争的对象。因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游戏是他们发明的，游戏的奥秘也只掌握在他们手里，这个游戏自然应由他们来主导，才最为合适。

　　“衍生性产品的背后都有一个数学模型，没有数学模型就没办法做业务。数学模型不好也要亏本，因为价格都是被算出来的。但那时，真正懂得用数学模型去做事情的人很少。”黄奇辅解释说。

　　包括黄奇辅在内的一些金融学者的命运也因此被改变。

　　黄奇辅是在1992年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委婉邀请。“他们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访问一个暑假，但我当时兴趣不大，而且工作比较忙，所以拒绝了他们的好意。”虽然此前，黄奇辅从未与高盛有过接触，但高盛似乎深深地爱上他了。一年后，他们再次给黄奇辅打去了电话。“这一次，他们是希望我去访问一年。我想，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多和市场有一些接触，对研究和教学也很有好处。于是，就去了。”

　　1993年的夏天，黄奇辅挥别麻省理工，到了高盛为他准备的办公室。从此，麻省的经历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段回忆。

　　到高盛后，黄奇辅才知道自己早已被高盛当作了志在必得的，用来开展新业务的核心武器。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高盛特别新增了固定收益证券研究部的计划，黄奇辅则被高盛当时的固定收益部主管、后来高盛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乔恩•科赞(Jon Corzine)认定为出任该部门的核心智囊成员之一，虽然科赞还没有把握能让他下决心离开麻省。或许，这也是高盛为什么那么固执地希望黄奇辅去访问的一个原因。

　　读博士时期就已堪称是这个领域世界级专家的黄奇辅不辱使命，轻车熟路就将自己的研究和学识转化到现实之中，再加上有科赞这个坚强的后盾，他的工作就更是如鱼得水。

　　世上总没有完美的事情，有关报道就说，后来成为高盛共同董事长的劳埃德•布莱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当时就对科赞以及黄奇辅的模型不太放心，对黄奇辅在模型中使用的高深数学感到难以理解。

　　“布莱克费恩是负责外汇和资源部门，科赞叫我每周五下午到布莱克费恩的部门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认识布莱克费恩。布莱克费恩当时是不是有过这些想法，我不知道，但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做我这样的事情的人很少，确实比较难理解。”黄奇辅笑着回忆说。

　　但科赞一如既往地对黄奇辅抱有特别的信心，并在当年年底向他发出了既来之则安之的邀请。就这个时候，一个新的机会又出现了。黄奇辅的导师斯科尔斯和被他称为“第一个老板”的默顿，开始不断给他打电话，并希望他能加入到他们已经创建的伟大事业之中——长期资金管理公司(LTCM)。“他们都是LTCM的创始人之一，希望我过去了解他们的业务，然后帮助拓展亚洲业务，争取做公司合伙人。” 黄奇辅说。

　　总部设在离纽约市不远的格林威治的LTCM，是一家主要从事定息债务工具套利活动的对冲基金。该公司于1994年创立，其掌门人麦利威瑟(John Meriwether)是被誉为能“点石成金”的华尔街债券套利之父，美国前财政部副部长及联储副主席莫里斯(David Mullins)，以及前所罗门兄弟债券交易部主管罗森菲尔德(Rosenfeld)也是其合伙人，再加上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金融宗师斯科尔斯和默顿，其团队堪称是全球金融业有史以来最为耀眼的“梦幻组合”。

　　LTCM是金融业内的高科技明星。甚至，他的创始人都不愿称它为对冲基金公司，他们将LTCM看作是一个像银行一样为市场提供资金、具有很强艺术性的金融中介机构。银行是将从储户那里借来的钱贷给其他个人或企业，银行的主要收益是它向借款人收取的费用和他向存款人支付的费用的利差。LTCM则是以抛空某种债权的方式“借钱”，而以买进另外的债券“贷款”，其收益也是来自于“借钱”和“贷款”利差。另一个与银行操作形式相似的是，因为债券市场的波动很小，差价也很少，所以，LTCM也会动用大量的财务杠杆将规模做大，进而获得较大的利润。

　　从另一个方面讲，LTCM也像是一间提供金融风险再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他们在有利的时机，以相对较低而且固定的价格购买金融风险，确保买方能有一个稳定的风险收益，同时，他们又用一些金融工具对冲这些风险的价格变动所衍生的风险，并从中赚取差价。

　　LTCM的投资手法也十分特别，他们在深信“不同市场证券间不合理价差生灭自然性”的基础上，积极倡导投资数学化，他们运用电脑建立数量模型分析金融工具价格，利用不同证券的市场价格差异进行操作，却不太注重交易品种的后市方向。他们将金融市场历史交易资料、已有的市场理论、学术研究报告和市场信息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电脑数学自动投资模型，并通过连续而精密的计算得到两个不同金融工具间的正常历史价格差，然后结合市场信息分析它们之间的最新价格差。如果两者出现偏差，并且该偏差正在放大，电脑立即建立起庞大的债券和衍生工具组合，大举套利入市投资；经过市场一段时间调节，放大的偏差会自动恢复到正常轨迹上，此时电脑指令平仓离场，获取偏差的差值。概括地说，通过电脑精密计算，发现不正常市场价格差，然后利用杠杆将业务规模放大，并入市图利，是他们的赢利主策略。

　　而所有这些，特别是运用和建立套利模型，正是黄奇辅擅长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LTCM一成立即一炮而红，到1995年时，其刚刚播种一年的业务就已结出硕果，并以外人眼中不可思议的方式所赚进的，高达16亿美元的利润和含手续费在内高达到59%的收益率，开创了基金业有史以来最迅速的成长奇迹，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天才般的赢利能力。

　　如此好的发展平台，再加上与LTCM两位精神领袖即莫顿和斯科尔斯的亲密关系，以及公司许诺成为亚洲业务主管及公司合伙人的无限前途。长期资本的邀请对黄奇辅来说，几乎是难以拒绝的诱惑。但最初，他还是谢绝了。因为他的妻子不愿意来亚洲，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电脑博士和耶鲁大学的知名电脑教授，是一位注重事业的女强人。“她觉得自己的事业在美国，不愿意来亚洲。”黄奇辅说。

　　但最终，在经过包括麦利威瑟本人在内的一轮盛情邀请后，黄奇辅还是像华尔街那些开始拒绝，但最后一个接一个、将巨大资金交给了LTCM的世界级金融财团一样，没有抵挡得住这个空前的诱惑。“于是，我开始动摇了，我太太也同意，表示可以尝试一下。”黄奇辅说。

　　1995年，黄奇辅正式加入到了LTCM。科赞对他的离开表示遗憾，并且请他推荐人选接替自己位置。于是，黄奇辅推荐李兹森伯格加入到了高盛，李兹森伯格先是接替黄奇辅的工作，后来成为了高盛的全球风险管理主管以及合伙人，负责公司的全球交易风险，一直做到退休。

　　黄奇辅在LTCM的使命很明确，那就是拓展亚洲业务，而且是从零开始。最初，他直接在公司总部格林威治上班，跨洋开展以日本债券市场为主的交易。“1995年到1997年，都是直接在美国总部做，因为时差，我每天下午两三点上班，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3、4点。白天睡觉到上午11点前后，起床后游泳，游泳以后，吃口饭，又再去上班。”

　　在此期间，LTCM快速发展壮大。到1996年初，公司基金总额已上升至60亿美元，通过财务杠杆可以控制的资产也要大过许多世界级的投资银行，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到1997年底，公司当年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已接近万亿美元之巨。《纽约时报》曾专门报道称，LTCM金融衍生工具的总规模超过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而且，还有更多的银行和投资银行等在他们的门口，希望成为其投资人。尽管它当时仍然只有不到100名从事具体业务的交易员，尽管它只有4年的历史。

　　公司合伙人的财富也快速增值，到1997年年底，合伙人在基金中的总值已高达14亿美元，比他们最早投入的1.5亿美元，增长了9倍。

　　黄奇辅所负责的亚洲业务也越做越大，仅从交易员的增加就窥见一斑。“我刚去的时候，公司晚上是没有人上班的，然后是我一个人，再然后成了10多个人，亚洲业务也因此蓬勃发展起来。” 黄奇辅说。

　　到1997年时，LTCM已开始正式考虑在亚洲设立业务据点，并于当年5月选择东京作为亚洲业务的大本营。黄奇辅也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并与另外一个伙伴一起，带了15个人从美国来到东京，开始了在亚洲从事亚洲业务的新征程，而且连家也搬到了东京。

　　黄奇辅负责亚洲业务期间，不但进一步拓展了公司在日本债券市场的交易，为LTCM网罗了一批在亚洲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量级客户，而且还与区域内的各大中央银行管理人建立起了紧密的往来关系，进而让亚洲业务逐渐成为了LTCM的重点市场之一。

　　就在黄奇辅准备更上层楼，大展拳脚之际，已经习惯了成功的LTCM，遭遇了他们早已陌生的失败，而且是惨重的失败。

　　在1998年全球金融动荡中，曾经以过山车一样的速度赚钱的LTCM，同样以过山车的速度滑落近了深渊。从当年8月末到9月末，在短短不到40天内，LTCM的资金净值下降了90%，进而走到了破产边缘。

　　众所周知，第一颗不良的果子来自于俄罗斯的金融风暴。但真正落井下石的，则是他们一直擅长的7大工业国的债券市场的巨大波动。

　　“一般的报道都认为我们在俄罗斯亏本很多，事实上不是这样。俄罗斯业务很小。”黄奇辅回忆说，“在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前10多年里，俄罗斯每两、三年都有面临金融危机的考验，但是每次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德国等等国家或者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常就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核子武器，如果他们破产，结果会很严重。1998年，真正的危机发生之前，俄罗斯也是说会有危险，于是它的债券价格下降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大型银行机构和很多投机者，都觉得好机会又来了，债券大跌，趁机收购，到时候又有别的国家会出面帮忙，价格又会上升，这样就又可以大赚了。于是大家都去买俄罗斯的债券。”

　　让包括LTCM在内的许多投资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愿意来替俄罗斯买单。“结果真的宣布要破产了，于是大家亏损连连。”

　　危机也从此蔓延。“例如国际银行，他们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本才能做国际业务。他们怎么算自己的资本是不是足够呢？他们是要算资本对资产的比例。一旦他亏本很多的时候呢，就必须要通过减低资产来减低风险。俄罗斯宣布破产的时间是1998年8月17日，星期一，当天，俄罗斯债券价格大跌。那天我们也亏了一点，但没有多少。”黄奇辅说，“LTCM真正的大量亏损是在21号。很多国际大银行在8月17日大量亏本后召开了紧急会议，紧接着，就有一些大银行决定减低风险。他们要减低风险，尤其是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是不可能在俄罗斯完成的，因为在俄罗斯已经亏掉了，而且市场已经封闭；他们也不能去小规模的市场里减低风险。真正要减低风险，就要到最大的市场区去减。因为这些市场才有比较大的流通性，而且大多数风险都是在7大工业国。”

　　当这些几乎都是LTCM客户的大型银行机构，开始到7大工业国减低自己的风险时，一场更大的危机爆发了。“这些大银行大量的卖掉风险，于是这些风险的价格就大幅度变动。刚好我们手上有很多7大工业国的金融风险，于是这个价格变动就直接冲击到我们的资产。特别是8月21号当天，债券金融风险的价格发生了有史以来幅度最大的波动，我们当天就大幅亏损。”黄奇辅说，“为什么银行减低风险会殃及LTCM，而不会殃及其他人呢？因为国际大银行通常不能握有股票，比如美国在1929年经济大衰退后，就出台法律严禁银行握有股票。这样一来，大部分银行手上都持有债券，所以，他要减低风险只能是在债券上去减低。”

　　1998年8月21号是长期资本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当天开始，长期资本一泻千里，再也没有能够重新站起。这一天，对黄奇辅来说，也是终生难忘。当天，他正和LTCM的掌门人麦利威瑟在北京旅行。

　　那天晚上，他们还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官员共进晚餐，相互交流了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些看法。黄奇辅回忆说，他们大约在晚上8点半结束会餐，回到下榻的酒店——北京国际俱乐部。北京的深夜，他和麦利威瑟在房间给总部已经上班的同事打去了电话。

　　噩梦一般的消息席卷而来，黄奇辅和麦利威瑟听到消息后，两人都径直走到酒店大厅碰头。当他们恍若在梦中一样确认这个消息后，当即做出了立即取消中国剩下的行程，一个回总部，一个回东京的决定。

　　从8月22号开始，LTCM开始不断召开各种会议，听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比一个可怕的坏消息。“比如一家保险公司，一旦传来资本亏损的消息，客户就知道你将来可能无力偿付这个保单，于是就会来退保。我们也一样，我们的客户，比如银行，它们相当于向我们买了再保险了，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拿出他的资本，但他们知道我们手上有很多风险，所以他们怕我们亏损巨大后，没有偿还能力。于是就在市场上做了很多的行为，让我们手上所有的金融风险的价格每天都在变动，于是我们每天都在亏本。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破产的边缘。我们90%至95%的资本，大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7大工业国亏损掉的。”黄奇辅说。

　　一天接一天的亏损中，以麦利威瑟为代表的管理层开始了大量的自救活动，但终究未能再有奇迹。因为LTCM的规模实在太大，其管理的各类金融衍生品已超过10000亿美元的规模，如任由其亏损，它最终将带着这些巨大的风险砸向整个华尔街，并带来更加灾难重重的影响。

　　LTCM日益下落的时候，黄奇辅在高盛时期的老板，其时已是高盛共同董事长的科赞，开始和LTCM亲密接触。“我在高盛的时候，科赞给我的业务之一就是要建立数理模型，使高盛能在此方面和LTCM竞争。所以，LTCM出事之后，科赞就很有兴趣和LTCM合作。”

　　科赞提出的方案是，高盛帮助LTCM解决资金的问题，但LTCM要将至少50%的股权交给高盛。LTCM接受了这个安排，但科赞却没能解决资金的问题。同时，科赞还将LTCM的巨大亏损告诉了他的前任，原高盛董事长，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这个消息让罗伯特•鲁宾大吃一惊，紧接着，美国政府开始介入LTCM。

　　1998年9月23日，美联储出面，组织安排了以高盛、美林、J.P摩根为首的15家国际性金融机构注资37.25亿美元购买了LTCM基金的90%的股权，共同接管了LTCM，避免了它倒闭的厄运。

　　一个被认为只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巨人就这样轰然倒下。它再次以活生生的事例让世人更加明白了中国人所信仰的那句老话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包括黄奇辅在内的LTCM的天才们，用他们的模型算到了一万种正常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却没有算到那一种不正常的万一：不按规矩出牌。比如俄罗斯宣布不再为自己的负债买单。

　　那段时间，是黄奇辅40年来人生旅程里最绝望的日子。

　　当时，他在东京的房租高达250万日元/月，他的三个孩子也在昂贵的国际学校念书。以前，不但这些费用是由LTCM直接支付，而且他还在LTCM有一比巨大的财富。但现在，仅仅这些必须的支出就已让他感到难以承受。因为，虽然他负责的亚洲市场是LTCM唯一没有亏本的业务分支机构，但他的遭遇却并不比LTCM的任何一个合伙人好。他投入到LTCM基金的几乎所有财富，也与LTCM曾经的辉煌一起成为了历史。

　　“LTCM从经营的第一天起，就有一个规定，合伙人应将赚到的钱大部分继续投入到公司的基金中。但事实上，大部分人是将赚到的钱全部都投入到了公司中。”如今黄奇辅可以哈哈大笑地和我们回忆当时的情形，但当时，其承受的压力以及失落感都是难以言表的。

　　1999年8月初，黄奇辅与几位合伙人一道，离开了奄奄一息的LTCM。开始了新的，注定会有一段艰难曲折的旅程。

　　走罢艰险又出发

　　短暂的挫败感之后，似乎天生无惧挑战的黄奇辅，从自己在LTCM的遭遇中看到非常积极的一面，并很快重新开始。

　　“这个经历让我受益匪浅，LTCM的创始人都在商业领域有很多的经验。我进入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学习和吸收了他们20多年的经验，然后又有机会建立亚洲的业务，从无到有，这个也很宝贵。LTCM的巨大亏损，我也身临其中，这是一个很昂贵的经验，但也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他说。

　　带着这个昂贵的经验离开LTCM后，黄奇辅与斯科尔斯重新成立一家名为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新公司。

　　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我们两个人都是学者出身的背景，而且刚刚遭遇过巨大的失败。一方面是背着巨大亏损的包袱，一方面要背着学者不能做生意的包袱。”他回忆说。

　　经济上的压力也十分巨大。最初，他们的基金只有4500万美元的规模。而要开展这个被公认为是金融高科技的业务却需要大量的投入，不但要找一批高素质，价钱贵的交易人才，还要购买很多先进的系统设备，要有一些写程序的人，所有的这一切，都需要钱。

　　最初几年，公司很难有什么利润。“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晓得这个事业到底还能维持多久。”黄奇辅说。

　　或许是为了验证那些由自己一手创建和完善的数理模型的正确意义，或许是为了打破学者不能做生意的咒语，或许是要找回那些原本就不该失去的荣誉。黄奇辅和斯科尔斯坚持下来，并在第三年的时候，将公司带到了不再担心明天怎么办的新台阶。

　　当年，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基金到达10亿美元的规模，开始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向上发展。

　　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的业务基本上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相同。即通过一系列的数理模型，去依靠对投资组合的平衡和控制赚钱。“我们的收益，你如果算相关系数，它和证券市场、和利率的相关系数都几乎是零。另外，我们的收益和对冲基金指数的收益，相关系数也几乎是零。”黄奇辅说，“我们的业务是以债券为主，证券为辅。大部分业务都集中在债券领域，债券领域又是以国债为主。操作工具基本上都是国债和利率交换。主要是7大工业国的国债和利率交换。”

　　黄奇辅认为，LTCM所留下的最大教训是：不能有那么多的风险。他说：“当时，我们每年的报酬率都是40%到50%，你要有那么大的报酬，就要有很大的风险，要运用很大的杠杆原理。那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此，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成立后，他们极大的降低了对财务杠杆的使用，以尽可能降低风险。这虽然给他们的起步带来困难，因为降低财务杠杆意味着不能把有限的规模做大，并且只能获得比较低的收益率，但这样的安排，却非常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并赢得更多相对保守的投资人的支持。

　　“我们极大的减低了风险和利润期望值，尽量少用杠杆原理。我们现在的报酬率大概是10%。7年多都是这个水平。我们现在每一块钱的资金，手上的风险大概是长期资本时代的1/4。当然，报酬率也是那个时候的1/4。但我们这个业务是一个可以很持久的业务。”黄奇辅说。

　　黄奇辅坚信，只有真正为市场提供有需要的服务的公司才可以有条件持续发展，而他们则正是在为金融市场提供着有需求的服务。

　　他以一个稻米的例子，通俗易懂地解释了LTCM和他所创办的公司的业务，在金融领域存在并发展的道理。他说：“我们的这个商业模式在人类社会已经存在很久了。我们都知道，人们对稻米的需求很平稳，每个人每天需要一点。当然也会有变动，比如说人口的增加等因素。但是你去看他的供给，一年只是几次而已，因为必须到收成的时候才可以上市，而且都是集中上市。等到稻米上市的时候呢，种稻米的农夫就要考虑一个问题：要把稻米卖给谁？个人不会一次买一大堆稻米到家里来。那么农夫就发现原来这个稻米不能直接卖给他的消费者，因为他是一次性集中供给，但消费者却不会一次性购买。于是，这里就有一个商机。批发商出现了。他知道这里既有需求，又有供给，但这个需求和供给却不对等。批发商怎么赚钱呢，他是赚取这个不平衡中的差价。比如，他会和农夫说，你如果现在不全部卖掉，你的稻米恐怕会发霉，因为你不会管理等等，而且，你不卖，如果下一年收成很好，稻米的价格就会大量下降，这样你就会破产。于是，农夫就会低价卖给他，他呢，就会收过去，存起来，每天卖一点，如果有差价，就可以赚到钱。”

　　从稻米的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人类社会的供给和需求有很多自然的不平衡，而且不平衡的两边都有风险，比如，在稻米案例中，个人买不到合适价格稻米的风险，农夫的稻米卖不出合适价格的风险。大家都是不愿意承担风险的，如此，一个潜在的需求就出现了：让两边的风险降低到一个合适的程度。于是，批发商应运而生，它可以通过专业化的集中收购和零售去平衡或者说调剂这种自然的不平衡，并且让两边的风险降低，他自己也可以从中通过差价，赚取到一定的回报。

　　黄奇辅的公司所做的事情，正好是在金融市场的自然不平衡中扮演了一个“批发商”的角色。他说：“金融风险的供给和需求也是经常的不平衡。我们就是在不平衡中间提供一个服务，在金融供给多的时候，它的价格会下跌，我们把这些金融风险买下来，然后用其他的金融工具把金融风险价格波动的风险对冲掉，我们所赚的就是差价。”

　　目前，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除了在香港股票市场投资了一些在港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股票外，未在中国开展任何金融交易，但黄奇辅和他的同事一直对中国经济保持高度的关注。

　　他说：“我们的投资大部分是在7大工业国里面。但是，7大工业国的经济都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比如说物价、经济成长等等。”他说：“中国大陆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作为一个投资人，我们必须对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保持高度关注。不仅是我们，对任何一家比较大的公司而言，不管他在中国有没有业务，他也必须高度关注中国。”

　　黄奇辅第一次来中国大陆是1993年，当时，他在高盛工作。此后，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大陆，现在，依然每年到中国大陆2到3次。

　　“去年，来了4次。”他说，“我每次来，都会跟一些政府、银行界的人士了解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瞻性观点。”

　　当我们谈到假如当初不离开学界，他会是最有希望为华人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荣誉的人选之一时，黄奇辅十分谦虚地说，谢谢大家的看法，不敢当。“我觉得受宠若惊，很惭愧，你们有这种看法。”

　　他说：“诺贝尔奖的获奖人，大部分人虽然看起来是他们做了一两件大事情，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看你从年轻一直到年老这几十年的成就，所以，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也不敢想。”

　　进入商业商界，也同样是他所没想到的。“是高盛给我机会，是一系列的巧合使得我离开学术界。”黄奇辅始终是一个乐观的人。他将自己很多经历，包括在长期资本的学习和磨练都看成是幸运，一连串的幸运。

　　“我是觉得自己非常幸运，一连串的幸运。”他说。

　　“一连串的幸运”下来，如今的Platinum Grove Asset Management已发展成为拥有超过百人团队，基金规模达50亿美元(截至2007年7月)的重量级基金公司，并且得到一批重量级客户的加盟，成为了华尔街的新太阳。